海德格尔：（存在论）存在者的存在

但是，海德格尔的兴趣却在于将这个方法应用在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存在本身的问题之上。他并不关注单个“存在者”的特性问题（他称这些问题为“存在者状态”的问题）；相反，他的兴趣是存在者的存在——个体事物毕竟存在这一事实（他称之为“存在论”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早在 17 世纪就提出过这个首要的存在论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不是无物存在？”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而（需要）提出的神学式疑问。此外，海德格尔认为，莱布尼茨那个时代才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已然为时太晚，因为在西方传统中，存在已经被上千种哲学和科学误解给遮蔽了。但事情并非一直如此。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就曾惊异于存在的在场，并提出过真正具有存在论意义的问题。

但是，柏拉图紧随在这些真正的思想家们（在海德格尔看来，思想家要比单纯的哲学家更高）之后，把思维从存在转移到一个人为的唯心主义理念世界；再之后是亚里士多德，他专注于“存在者”，并引发出技术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存在本身将会被遗忘。海德格尔想要“呼吁我们回到对存在的记忆”——让我们回到对存在之在场的原初的惊异。我们必须回到存在之家——处于存在的在场之中并且与存在建立起一种融洽的和谐关系，而不仅仅是对它加以知性思考。

阻碍我们回到存在之家的是我们借以回家的语言。语言已经被毁灭了的碎片和尘埃层层包裹，倘若我们想要它成为一条通向存在的可行之路，就必须对之清理和净化。幸运的是（如果你跟海德格尔一样是德国人，就很方便了），在现代语言中，德语是最接近真理的，因为与其他语言相比，它较少受到谎言的玷污，也更有力量，更具精神性——尽管古希腊语，即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自己的语言，依旧是最有力量的。最早的那些思想家所使用的希腊语流传至今，他们在那个时代借助这种语言而使之成为存在的见证。

海德格尔对希腊语进行了挖掘，直抵其词源学的最深处。例如，他发现，“存在”一词的希腊语形式 Parousia 指称某种“牢牢地依自身而立并因此自我显示和自我昭示”的东西；他发现，“真理”一词的希腊语形式 aletheia 意思是“无蔽”。但是，仅仅研究希腊语或会说德语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新起点，它具有彻底的革新性，并同时能让我们返归原初。为此，海德格尔创造了大量技术性词汇，有些人对此感到欣然，另一些人则感到烦恼。

例如，看一下他对“操心”这个词的意义所作的一种刻画：“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中的-作为寓于世内来照面的存在者（
ahead-of-itself-Being-alreadyin-（the-world）as Being-alongside entities encountered within-the-world）。”（其中已经有十个连字号了！）如果说这些笨拙的新词（neologisms）能恢复语词遗忘的含义，或者说海德格尔的人造语言比日常生活的语言更接近存在的真理，这还真不太容易看出来。

人类对存在者抱有一定态度，在这方面，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还对存在本身抱有一种态度。我们使自身与其“相合”。我们之所以独一无二，不只是因为我们能追问存在，而且还在于，当我们追问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将自身的存在置于疑问之中。只有我们才是这种存在者，其存在本身对其自身来说是一个问题。因而，我们的存在与众不同。海德格尔说其他存在者存在着，而我们生存着，或者“走出去-生存”（绽出），他以此指示出其中的区别。他把人的生存命名为此在（Dasein，在那里）。和其他存在者只是存在在世界之内不同，此在拥有一个世界。海德格尔拒绝了大多数哲学家的理智主义，这些哲学家认为世界主要是人类认识的对象。对他来说，认识只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且，认识本身并不只是一个理智活动。

“理解”某物就是在其使用的语境中去理解它，即将它理解为有用之物或危险之物。事物并不只是“现成在手之物”；它们不只是冷漠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它们是“应手之物”。我们此在之此充满了为我们而存在的事物，充满了应手之物。我们对它们有所操心或关注。这个“操心”（Sorge）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特征之一；我们操心我们的周遭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人类世界。当我们不是仅仅为存在者而操心，而且也为存在本身而操心时，我们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最本真的自己。

在世界之中存在蕴含着与他人共在。此在之此不仅栖居着为我们所用的事物，而且还栖居着他人的此在。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既不是与“现成在手之物”的关系，也不是与“应手之物”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他人也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与我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然而，对他们的要求让步太多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们可能“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被他人之第三方的常人性（the thirdperson theyness of others）所吞没。我们在这种非本真的生存状态中活着，就是活在“匿名的常人”的意见和欲望中，这是一种产生空无所有的怕。“沉沦”是海德格尔的一个术语，它指对这种怕的屈服。不幸的是，沉沦不只是错误选择的副作用。它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我们已经“沉沦”在他人的世界之中了。但是，通过操心，我们是可能走出这种非本真的状态的，操心包括为存在操心，为存在者操心，为将来操心，为过去操心，以及为共同体操心。

我们还可以通过 Angst（畏）来摆脱非本真状态。我们在对死亡的识认中经验到畏。这种畏和单纯的对死亡的害怕不同。畏是认知性的。它产生出我们将会死亡这一认识。它向我们揭示出此在是向死存在。我们发现，我们作为此在存在的意义在于不再是此在这一可能性中，即，在死亡中。也是这个发现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本己的自由，因为面对迫近的毁灭，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能证实自身价值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必将终结。

这些观点的绝大部分在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得到了发挥，它出版于 1927 年。它包含两个部分，并以一系列问题结尾，海德格尔曾许诺要在第三部分中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但是第三部分却始终没有写成。有一位批评家说海德格尔自己感觉通往存在之路已经“走到了一条死胡同”。

1927 年之后，海德格尔没有回到《存在与时间》的未完成章节上来，相反，他写了许多较短的著作，其中一些至今还没有出版英译本。这些著作引发了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们的激烈争论，主要涉及海德格尔是否在 1927 年之后改变了他在关键哲学问题上的思想。海德格尔的思想似乎至少在着重点上发生了改变，他强调语言（通往存在的新路）几乎遮盖了存在，包括人类的存在，因为语言吞没了个体。“语言是存在之家，人以栖居的方式生存于其中。”并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来言说自己。他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哲学家不是存在的真正守护者，诗人才是——特别是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恰巧在一个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海德格尔的故乡，但又在一个不巧的时候死在一家精神病院。诗歌的主要特性是一种命名，一种题名，一种使之成为实在这种意义上的“实在化”（realize）活动。和在尼采那里一样，柏拉图式的等级秩序在此被颠覆了。说出真理的是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最终，在海德格尔最后的著作中，诗歌语言本身似乎已让位于语词之间诗意的沉默。真理将必然是“对于沉默的沉默”。

尽管海德格尔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他的人生和著作上却有一个阴影。在 1933 年，身为弗莱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并且发表了赞美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不到一年他就辞去了这个职位，此后再未发表赞美“元首”的言论。事实上，海德格尔本人也处在纳粹的监视之下。但他从未对他支持过一个很快就犯下种种令人无法想象的暴行的政党而公开道歉，他对纳粹的大屠杀也保持沉默。在他的沉默和说出真理的沉默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呢？显然没什么联系。他的批评者们认为，海德格尔的沉默掩藏着一个灾难性的真理。他们还声称发现了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是海德格尔夸夸其谈的冒充博学的德语文辞以及他对死亡和土地的痴迷，另一方面是纳粹空洞无物的残忍思想。他的辩护者们则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个在政治上幼稚的哲学天才，他在政治上犯了一个错误，而当他意识到这是个错误时，却没有公开承认他的错误从而又犯下另一个错误。他们认为，这个主要的个人缺点并不能贬低他著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