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庆历新政”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宋朝这辆老爷车已经开了很久，故障越来越多，再不修理就得歇菜。范仲淹是第一个修车师傅，但是结果大家也知道，车没修好，修车师傅被赶跑了。确实，变法这档子事情，总是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就算偶有小成，最后还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结果总是崩盘、换车、结束。
现在，修车的扳手又从范师傅手中传到了王师傅手中，事情依然不好办。是啊，变法毕竟比不得修车，事情要远远复杂得多。从本章我们还是延续既往的模式，用最直白的语言讲述最复杂的制度变革。
范仲淹等人搞的“庆历新政”，最核心内容是整顿吏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宋朝最大的毛病是官吏队伍烂掉了，如果每个官吏都能像老范那样廉洁敬业，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主观愿望非常美好，具体操作起来非常不美好的一件事情。因此，赵顼和王安石把变法的重点集中到了理财上，通俗点说，就是赚钱。
显然，赚钱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手段，至少要比对着大小官吏们谈理想情怀靠谱得多。
王安石的脑海中，有着一整套变革经济制度的方案，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不可能一上来就几副猛药一起下锅，否则，那是会把宋朝玩休克的。
熙宁二年（1069）七月，王安石推行了第一个波及面较小变法措施——均输法。
“均输法”是针对宋朝中央物资供应制度的改革，要讲明白“均输法”，先得说说这物资供应是怎么回事。
在宋代，朝廷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开封更是当时亚洲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数量庞大的皇宫贵族、官僚队伍，另加上数十万的军队，这些人消耗的大量物资供应需要地方上给予源源不断地供应。而且，朝廷需要的物资也是五花八门，绝不是常规的大米、绢帛、茶叶那么简单，其他还有诸如木材、毛皮、中草药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名目，甚至还有笔墨纸砚、蜡烛、胭脂、瓷器、席子等各类生活用品。这些物品下面还要细分很多子项，比如光毛皮一项下面，还有白毡、紫茸毡、靴毡、鹿皮等说法。这些不同名目的产品，都要由相应的特产地供应，我们上回说过，包拯曾任职的端州以盛产砚台闻名，那里每年就得向朝廷供应一定数量的端砚。
当时，宋朝物资供应系统由发运司管理。可发运司纵然肩负重任，办起事来却非常官僚。它在征收物资的时候很做法简单粗暴，想要东西了就拿着一本用了几十年的册子依样点名：某某州，上贡白纻布多少匹；某某州，上贡牛黄多少斤……年年如此，毫不变通。
如此操作，自然弊端丛生。
首先，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知道朝廷的库存情况的，哪怕你仓库里的蜡烛已经多得可以当柴烧了，负责供应蜡烛的官府还是得埋头征收，然后劳心劳肺地往上面输送。至于发运司的官员，他可不负责预算统筹，如果物资没收齐，挨批的是自己，反之如果东西收多了，苦的是地方百姓，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所以，他们宁可浪费也不肯改变征收计划。
赵顼就曾和王安石一起查看过开封的一个仓库，发现很多上好的绸缎因为存储时间过长，已经发黑变脆了，用手一摸，居然变成了碎片，把赵顼心疼的直撇嘴。
这还不算什么大毛病，关键是有些物品的收成是不固定的，遇到好年景，产量高一点，遇到坏年景，产量就低很多。可发运司才不管这些情况，仍然按照固定额度征收。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已经不特产某种物品了，发运司仍然照收不误，地方政府则只好硬着头皮去征收。
什么？今年搞不到那么多麝香？刁民！带走！
什么？你那里已经不产石斛了？刁民！带走！
于是，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任务，哪怕是花钱到别的地方去购买，也要把上贡朝廷的物品数目凑足。
这种执行状况让百姓苦不堪言，唯一高兴的是一帮善于投机的大商人，他们可以借机从各地倒腾物品，赚取差价。有时候，朝廷上某种物品消耗过快，耗光了库存，只能到市场上去购买，一些大商人知道消息后，立刻囤积居奇，然后高价卖给朝廷，赚取暴利。当然，这里面会不会滋生一些官商勾结的猫腻，就更难说了。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宋朝中央物资供应制度的最大弊病在于那个吃干饭的“发运司”，完全是机械操作，一点都没有灵活性。
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发布了“均输法”，赋予发运司三项职能。
一个是“变易蓄卖”。也就是说，发运司再也不能拿着老账本催收物资了，必须随时查看朝廷的府库，知晓各类物资的存量情况，然后合理地安排不同年份的物资征调，尽量防止物资浪费。
一个是“徙贵就贱”。这是指发运司在征收物品的时候，不再一律征收实物，如果地方上遇到灾年歉收、物价上涨的情况，可以折成钱币上交，再由发运司用征收到的钱到物资相对充裕的地方购买。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在完成物资供应任务方面，操作弹性更强了，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执行。
再一个是“用近易远”，如果某项物资有多个地区可以提供，发运司必须选择距离较近且交通便利的地区供应，从而减少运费。
光有这些规定，似乎还不够，因为发运工作干得好坏，最终还是取决于干活的人。
于是，王安石又专设了一个江淮发运司，主管东南六路的发运，允许发运使自己举荐任免官吏，允许截留部分上贡钱财作为辗转交易的本钱。同时，还特地从内藏库（皇帝的私人金库）拨付了一笔钱，充作流动资金。
当时，宋朝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其中东南六路更是财赋重地，那里物资充足，又可以依仗水路进行运输，承担了最繁重的物资供应责任。因此，王安石把工作重心调整到了江淮地区，希望有重点地解决物资供应问题。
加入反对者阵营的，还有苏轼、苏辙，两位天才文士的开放思维，显然只限于文学创作领域，而没有及于政治经济，“唯利是嗜”、“与商贾争利”是他们的主要观点。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又把王安石比作了桑弘羊。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到故纸堆里扒拉一番。桑弘羊确实也干过类似的事，但他和王安石的均输法还是有所差别的。
原先，汉朝对各地所上交的实物，一律收入府库，一旦用不完，就出售给大商人。桑弘羊把工作方式稍微改了一下，允许官府将多余实物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买回当地缺少又价格便宜的物品。说到底，桑弘羊的追求也很简单——“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桑弘羊是不是该被全盘否定不说，把王安石完全等同于桑弘羊肯定有点冤。因为“均输法”固然也剥夺一些大商人的赚钱机会，但主要目标还是用最经济的办法保证物资供应。王安石既限制了大商人，也实惠了百姓，最重要出发点在于节省运营成本。
只可惜，在当时能够理解王安石的人屈指可数，“兴利之臣”的大帽子还是朝他狠狠地扣了过来。更有个别打了鸡血的谏官，开始发挥专业特长，长篇累牍地痛斥王安石虚伪奸诈（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甚至把王安石的几次辞官也说成了刻意地沽名钓誉。
当然，这种给王安石人品泼脏水的做法，连大多数反对变法者都不认同。用不着王安石亲自反驳，就被赵顼一怒之下，踢到了边远地区。
道理很简单，不兴利、不言利，我们吃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