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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古典学或古代世界史角度，围绕这问题激烈争论的年代已过去。但治希腊思想史、哲学史或科学史的学者更新“兄弟学科”信息快慢有差。“一个自由民身后跟着七个奴隶”的说法在课堂上仍听到引用。新近《科学通史十五讲》还能读到“（崇尚自由的）性格不好说是当时希腊人的主流……希腊人口的主流恐怕是奴隶”之说。如果我们误解了古希腊文明的经济基础，又岂能真正理解其成就？所以这传统史学的经典问题仍值得拿出来说说。 谈人口比例，当然得先明确是相对哪个“总体”而言。倘若要问当时“希腊人的主流”，那无疑是自由民而非奴隶。“希腊人奴役希腊人”被认为不道德而不可接受，即使战俘通常也要赎回。并且这种不道德的“奴役”不仅指主奴关系，也包括私人间“自由”的雇佣劳动关系——两者在希腊人看来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公元前414年，雅典有53人被控亵渎秘仪、破坏阳具雕像，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并拍卖，其清单里列举的奴隶仅有一人来自美塞尼亚，就人种而言算得上希腊人——那地区在希腊史上很特别，当地居民被斯巴达征服而降为农奴已久：这在普遍废除了农奴制的希腊城邦世界也属特例。其余则多来自北方或东方的“蛮族（非希腊人）地区”。 即使不区分希腊人和境外输入的“野蛮人”，按总人口算，也不好说奴隶占多数。雅典的银矿开采是其经济命脉之一，由此富集了希腊诸邦罕见其匹的产业奴隶。前337年时值银矿业高峰期，一项被驳回的提案中碰巧提及“各类奴隶”总数为15万多一点。这只略近于“雅典人民”（公民及家属）人口。人民、奴隶以及经济领域举足轻重的外邦自由民，三者相加才是总人口，其较权威的估计值介于30万-40万之间——奴隶只占四成多。学界普遍认可的其他数字，也多落在1/4与1/2间；若考虑整个希腊，就更不可能过半数了。 因而，认为希腊的哲学、科学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就像把雅典民主称为“奴隶主民主”一样不妥当（科学和民主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为城邦效力的建筑业中有记录显示奴隶和自由人同工同酬且并不占劳动力的多数。正如芬利在《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中恰当总结的: ……奴隶社会的产生(即奴隶达到某一社会人口总数的1/4左右)却需要一定条件……“首先，在一个农业主导的世界上，是土地的私有，而且需要足够的集中，以至于需要家庭之外的劳工作为永久的劳动力。其次，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的充分发展……第三，是一个消极条件：缺乏内部劳动力供应，迫使劳动雇佣者转向外人。所有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存在，如同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和其他希腊共同体以及最晚到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那样。” 他本意是论述奴隶社会产生之不易、分布之稀少，却也顺带指出了，即使那极少数能称得上“奴隶社会”的古代社会，奴隶人口也远没有多到能称为“主流”的地步。希腊的成就更应从贵金属货币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与通行、距埃及和两河流域古老文明恰到好处等等去理解。希腊科学的形成，与其归功于少数哲人通过“无功利心的遐思”追求费解的抽象自由，不如归功于多数自由民像在四大体育文艺赛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中那样“平等竞技”（鲁迅笔下的“费厄泼赖”）的习惯所衍生出的、具体的学术自由。它相比现代有所欠缺的地方，不在于可能有1/3人口是奴隶（在古希腊人看来，现代人受奴役的人口比例或许更高），而在于女性自由民的从属地位——但鉴于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依然产生了至少65位女哲学家和1位女数学家，看看其他地方，我们也很难再苛求古人什么了。 2017-8-26 夜 原载微信公众号“嗑嗑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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