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文 | 金观涛：我心中的80年代，不是他们讲的那样

金观涛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打开真实性哲学大门的钥匙居然藏在我20世纪80年代科学哲学的研究之中。通过对当时研究的再思考，我找到方向再一次出发。

在真实性哲学的写作中，当明确发现现代社会必须扎根于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可化约的真实性结构时，我才看清了自己今日哲学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工作的关系。

在20世纪80年代，我试图将现代性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这实际上是在寻找现代社会的真实性基石。

在20世纪90年代，我认识到由实然推不出应然，判定自己在80年代研究的问题无解，这背后恰恰是认识到两种真实性结构的存在。

真实性哲学的新发现则为科学真实和人文真实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无疑是指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真实性哲学研究仍然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问题意识的延续。

我不是一个怀旧主义者，但研究本身使我感受到20世纪80年代是绕不过去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本人的研究是从当年的论文开始的，还在于中国人的问题意识。

虽然中国人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在100多年前就开始了，但最近一次全面认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波普尔的构想虽被证明是错的，但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探索不应该终止。至少对我们而言，立足于真实性哲学的现代社会研究必须起步，这种研究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我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让学术生命重新开始，但可以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再一次出发。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当时我表达不清，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对理想的现代社会之追求。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持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 1982年10月中下旬在成都市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目的、以分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开前会后正积极蕴酿编辑“走向未来丛书”。会后游青城山。

一直以来，美国被视作现代社会的典范，很多人将其视为灯塔国。美国宪法来源于加尔文宗的圣约。换言之，西方现代价值的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与之并存的认知理性。

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常常会碰到一些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又信仰基督教的学者，其中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要建立现代民主和法治，首先要信仰基督教。

我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而且我从来没有把西方作为现代社会之理想。迄今为止，西方现代社会虽然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与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之上，但并不一定永远如此。

现代社会离不开个人权利这一普世价值，但我们不能说离开了其起源的宗教前提（对上帝的信仰），现代价值便不能稳定存在。

启蒙运动力图让现代价值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结果是将民族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其前提，这带来了启蒙精神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并非不可避免。

我把具有普世价值、有道德、有理想的社会称为开放社会。'开放社会'一词借用自波普尔，探索开放社会之路也始于科学哲学研究，但其内容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故我一直称之为开放社会的理想。

中国学者面对一项西方学术界没有进行过的理论研究（自然科学、历史和中国哲学除外），往往会有深深的无助感。因为我们经常只是一个个孤独的研究者，在西方却是整个学术界共同进行理论探索。

然而，我不相信开放社会只是我个人的理想，因为把中国文明历史经验加入西方经验中，从更广阔的视野探索现代社会的走向，这项研究正在起步。

在青年一代和中国企业家中，这种需求尤为强烈。正因如此，我决定通过授课的方式开展真实性哲学研究。

一方面，定期向班上学员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听取大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不断同比我年轻的朋友讨论。我希望这种高度学术化的叙述能够跃出个人探索和自言自语的状态，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思考。

▲1990年，金观涛与刘青峰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办公室

人生既短暂又漫长。之所以说短暂，是因为半个世纪前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而漫长指的则是那无休止的流变。

特别是我这一代人，身处现代性遭受巨大挑战的时代，心灵受到接连不断的冲击，前一个冲击尚未过去，后一个又带着排天的巨浪而至。

让我惊奇不已的是，人到老年，居然还在思考与青壮年时代差不多的问题，而我则全力以赴，始终如一。

在从事真实性哲学研究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我总是想到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的话：

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我想问的是：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部分答案，会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