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画像，相传为（宋）李公麟原绘，（清）朱野云临摹
所谓诗庄词媚，是就诗词各自的题材和风格而言的，诗词两体的这种差异，几乎已成为常识。这种常识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们对诗词各自应用场域的认识，苏轼遭遇的一场诉讼就证明了这点。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指控用以讽刺新法的文体全是诗，而没有一首词。显然，在事关政德的场合，只有庄重的诗才能胜任，妩媚的词只有退避了，可能词都从来没有进入办案人员搜集证据的范围。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的大事，材料非常多，本文不拟对前因后果辞费，另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角予以考察。日本学者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认为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朝以来，雕版印刷业全面繁荣，此前的作家（比如欧阳修）基本是去世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而苏轼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得到了印刷传媒的强力加持，言论影响力大为提高。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更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从朝廷的角度看，影响非常恶劣！乌台诗案因此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案件。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从元丰三年到七年，苏轼居留黄州五年，有学者指出，此一时期苏轼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词多诗少”现象，本文拟用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和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统计苏轼黄州诗词的数量，对此说法加以验证。
据《苏轼诗集》，苏轼存诗2623首，其中编年诗2352首，黄州诗170首，占编年诗的7%，占诗作总数的6.5%；据《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存词331首，其中编年词292首，黄州词78首，占编年词的27%，占词作总数的24%。从另一个角度看，苏轼编年诗创作年限自1059至1101年，凡43年，以编年诗总量计算，平均每年写诗55首，黄州期间每年写诗34首；苏轼编年词创作年限自1064至1100年，凡37年，以编年词总量计算，平均每年写词不到8首，而黄州期间每年写词达16首。综上，居黄期间，从绝对数比较，诗仍多于词，但把黄州放到苏轼整个创作生涯来看，可以认为“词多诗少”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出现“词多诗少”现象的原因，是可以合理推测的。苏轼因乌台诗案，成了心有余悸的惊弓之鸟，对写诗有了心理障碍，在黄州期间写与友人的书启尺牍中，他常常对求诗者说“不复作”“不敢作”，还总结出“人生识字忧患始”这样的教训。但对词却不一样，不但自己写，还与友人唱和寄赠，苏轼对诗词态度不同，其实还是缘于“诗庄词媚”的观念，当然苏轼不认为词一定媚，但词终究是游戏的、消遣的、不会惹祸的，所以“作小词不碍”。虽然如此，黄州词背后仍旧影绰着乌台诗案。黄州词写梦很多，如“人生如梦”（《念奴娇》）、“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醉蓬莱》），这些梦恐怕更多是对现实的幻灭吧。“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的“缥缈孤鸿”则把受到伤害后的疏离惊悸、忐忑不安、冷寂疑惧的敏感心理刻画入微。面对伤害和幻灭，人能做的其实不多，或者是从现实抽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或者是以旷达的心理暗示重建日常的价值，“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元丰七年得知遇赦量移的消息，苏轼写于黄州的最后一首词还在说“归去来兮，吾归何处”（《满庭芳》）。真正摆脱乌台诗案的影响，重建起心灵秩序，是在苏轼离开黄州之后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元丰七年春天，宋神宗亲笔诏书，把谪居黄州的苏轼调到汝州。黄州到汝州这一路走得不容易，先是王朝云所生的幼子苏遁卒于途中，又因路费短缺一家人在常州、泗州留滞了很长时间，春节都是在泗州度过的。苏轼去泗州的一座寺庙里洗澡，写了两首《如梦令》，这个词牌此前叫《忆仙姿》，因其最初是咏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的传说的，苏轼嫌原名俗，给改成了《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在离开黄州的当年年末，写这样的关于洗澡的词，应该是有象征意义的，是要暗示把乌台诗案以及黄州期间自己身上被涂抹的污垢祛除吧？在东坡把《忆仙姿》改作《如梦令》时，是不是也想起了他在黄州期间写过的那些梦。记得上小学时，父亲帮我搓澡，曾把东坡这两首《如梦令》讲给我听，他一旦把我搓疼了，我就会嘟囔“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父亲后来还戏填了一阙父子洗澡版《如梦令》：咸汗涔涔如豆，衣褪父肥子瘦。皂水两相融，泡沫便携污垢。凉透，凉透，炎夏最是生受。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比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人生象征。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苏轼这只孤鸿风飞四维、无问东西，但所到之处毕竟留下了指爪，雪泥上的鸿爪易逝，人心里的印记难消。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在地方任职的时间远远多于在中枢。除了年轻时签判凤翔、通判杭州外，先后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的知州。翻检《苏轼文集》，会发现他任职地方期间，向朝廷所上的请求赈济灾民、蠲免赋税的公文特别多，比如知颍州时《乞赐度牒籴斛㪷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知定州时《乞免五谷力胜税钱劄子》《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知杭州时最多，先后有《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但在某些官员看来，苏轼有夸大灾情的嫌疑。对于杭州灾情，当时就有御史上疏说“苏轼所报浙西灾伤不实，乞行考验”，往诛心处理解，这其实在暗示苏轼靡费国帑而邀买个人名声。苏轼为此托人向当时的御史中丞解释，却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被动，最后朝廷只能让他离开中枢出知颍州了事。由此可知，当时勘验灾情并非常例，这说明北宋的荒政制度远未完备。据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至清朝中期，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严谨的勘验灾情的程序、内容和标准。这说明，从宋至清，国家的制度建设和行政实践还是有进步的。
唐宋两代，文人题写楼台轩堂等建筑蔚成风气，但细味之下，两朝又有不同。唐人如王勃于滕王阁、崔颢于黄鹤楼、李白于凤凰台、杜甫于岳阳楼，学者商伟曾以专书《题写名胜》予以详讨。大抵唐人题写之处都是名胜。宋人则不同，即以苏轼而论，如凤翔之凌虚台、喜雨亭，杭州之望湖楼、有美堂，密州之超然台、盖公堂，徐州之黄楼、快哉亭、放鹤亭，黄州之临皋亭、遗爱亭，扬州之平山堂，惠州之合江楼，儋州之载酒堂等等，皆留下了不朽的文字。苏轼笔下的建筑，或纪念、或登临、或宴饮、或居宿，较之唐代名胜要亲民得多。宋代建筑以文人驰名的例子增多，也反映了建筑技术的发达，李诫《营造法式》即成书于徽宗时代，是古代建筑技术的集大成之作。建筑技术的发达，使得楼堂建筑从皇家和名胜等地标式建筑走向民间成为可能、成为现实，这或许也可以作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宋代是近世社会开始”的一重证据吧。
当下网聊习用“呵呵”一词，有人考证源于苏轼，也有人举出更早的用例如欧阳修加以反驳，但无论如何，若论书启中“呵呵”的使用率，应无人超过苏轼。论者常举《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这是苏轼知密州时，把《江城子·密州出猎》一阙词寄给好友鲜于诜，信中的“呵呵”说明，苏轼对于自己的创作是既以游戏视之而又颇为自得的。
在黄州时，《与陈季常书》“某虽窃食灵芝，而君为国铸造，药力纵在君前，阴功必在君后也。呵呵。”陈季常是曾被苏轼以“河东狮吼”打趣的老友，此处“为国铸造”是说陈刚刚生了儿子，由此积攒的阴功必然胜过窃食灵芝的自己。在惠州时，《与王定国书》：“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在儋州时，《与程秀才书》：“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这两通书启，都是向朋友夸奖儿子苏过，一是说儿子像自己一样豁达通脱，一是说儿子读书用功，两声“呵呵”，极见佳儿大慰老怀之情。苏轼四子的名字暗示着他的宦途与心路。长子迈生于嘉祐四年，轼年24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制科考试，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迨生于熙宁三年，轼年35岁，以殿中丞直史馆监官告院，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迨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轼年37岁，已步弟弟后辙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轼年48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五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苏家向来注重子孙名字的寓意，苏洵《名二子说》、苏辙《六孙名字说》就都是解说子孙名字的文章，苏轼虽无专文解释四个儿子的名字，但其寓意是可以想见揣摩的，“迈迨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首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致如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我敬佩苏东坡的才气，喜欢他奔放、豪迈的诗词，更敬佩他身处逆境的乐观、豁达。每当我在人生旅途中遇到难以逾越的坡坎时，想起苏东坡的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都激励我坚强起来。我不是文化人，只是个农民工，长年奔走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建筑工地挣钱养家糊口。但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作，喜欢读书。所有历史上的文人中，苏东坡对我的帮助最大。2003年，听工友说，西藏工地工资高，干一天当内陆干两天。那时家里刚修建了新楼房，贷了8000元款。为了还债，我决定去西藏打工。我去到拉萨一个叫圣城花园的建筑工地打工。因为缺氧，砌砖上气不接下气，自不必说。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工地食堂里的饭菜，那米饭，是老板贪图便宜，购买储存多年的大米，吃起来像吃锯木面一样塞口。肉是从绵阳冻库运来的冻肉，一点香味都没有，每顿吃一点点就吃不下了。我担心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这时，我想起苏东坡流放儋州的艰难晦暗岁月。儋州是偏远荒凉的天涯海角，那一年，苏轼已经62岁，他的两位贤妻先后去世，跟随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也在惠州离开人世。苏轼独自一人携带幼子来到蛮荒的海南岛，发现这里的人穷得连蝙蝠、老鼠都烧烤着吃。苏轼被贬海南，虽然有个“琼州别驾 ”的衔头，但朝廷对他下有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这就等于要苏轼在这个蛮荒之地自食其力、自生自灭。当年的惨景，苏轼有记载：“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这正是诬陷苏轼那一派人士想要看到的境况。但苏轼并没有颓废。从他的“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中可看出，他已经抱定死在海南的决心。苏轼随遇而安，“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还在儋州开办了学堂，传播文化知识，为海南培养出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苏轼还写诗、词、赋、颂、碑铬、论文、书信、杂记等一百八十二篇。虽然没有他被贬黄州写的《赤壁赋》那样经典，但这些诗文也体现出他身处逆境悠然自乐的乐观心态。
想到苏东坡在儋州的困苦处境，我在拉萨工地的生活，简直就是人间天堂，还有什么苦可言？以后再吃工地上的饭菜，就觉得可以忍受了。六月的一天，我接到妻子的电话，说父亲突然患胃癌去世了。我离家时，父亲还叮嘱我：在工地上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他却已离世。想回家为父亲送丧，又正是非典流行，回不了。那几天，我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贬往黄州，从太守一下子降成团练副使，还受当地官员监视，以前的同僚、文友都远他而去，寄出很多书信，没有回复。如果苏轼因此颓废，正中别人下怀。但他没有一蹶不振，反而脱胎换骨，思想和才气都得到升华，在黄州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在悲恸之中，写下一首诗《父亲终于把自己种进泥土》：后来家里有了电脑，我把这首诗连同另外五首整理出来，投给《人民日报》，被“大地”副刊2011年12月7日全部刊发。在拉萨打工，晚上工友们都玩斗地主，我一个人蜷在角落里，看书或者写作，都是受苏东坡在逆境中乐观、豁达的精神的鼓励。我把工地上的两个藏族小工也写进了我的文章中，一篇《藏族小伙达志》，一篇《藏女扎桑》，后来投稿给著名打工文学期刊《佛山文艺》，被编辑廖琪选中，于2012年11、12期连续两期刊发。她在编后语中这样写到：我连用了杨俊富两篇打工题材的散文，他本身底层，建筑工人，写的也是底层，虽初涉文坛，但文字鲜活，生活气息浓厚，没有规章窠臼，难得一见的朴质感人。对比那些老写手，他非常值得鼓励。我刊就需要这样的新鲜血液。我在文学道路上取得一点小成绩，缘自苏东坡的精神和情怀对我的鼓励。我只想说，感谢你，东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