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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 图文 冯学忠（阳光脚步） 【按】惊闻我的老师谭学荣先生仙逝，心中无限悲切……他是我的高中老师，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座灯塔，一座指路明灯。仅以1986年的这篇日记，表达最深切的怀念……
（这是保存的仅有的一张谭老师的照片） 老师，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最尊敬的称呼。这不仅缘于我曾经所受的教育，更多的是在我学习的生涯中留下难以磨灭痕迹的一个个活生生的老师形象。是他们撑起了我知识的天空，也为我树立了做人的表率。 在我求学过程中，有一位谭老师，不仅传授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谭老师是文革中从上海被批判下放的右派。据说是一个重点中学优秀的教务主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教学经验。我想他的下放和被批判可能与他的教学严格，对学生严厉，工作一丝不苟有关吧。因为下放后他的这些特点依然如故。 谭老师是属于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肥胖的身材，硕大的脑袋，头上没几根头发，一口标准的上海普通话。背起手来站在那儿一脸的威严。而笑起来却开心如孩童般，每根眉毛和头发都充满了笑意。高中几年中，有几件事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永远不能忘怀。
劝学 八十年代，考大学的比例很少。大多数高中毕业基本上是依然回家，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对于农村来说，只不过是多了识几个字的劳力罢了。 父亲打小不识字，一辈子只知道劳动能挣工分吃饭。母亲上过初小，知道知识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常说不识字就是睁眼瞎。 那是在我上高二时，由于家里农活忙，父亲不让我上学了，希望我参加劳动挣工分，补贴家用，而母亲则支持我继续学习，为此两人没少吵架。尽管我是多么渴望继续学习，最终由于父亲的坚持，在第二学期开学时没去报名。两天后谭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步行到我家做我父亲的工作。学校离我家大约十六里路，那时的农村不通交通车。家境好的同学都是骑自行车上学的，而我是一直步行上学的。由于胖，谭老师既不会骑自行车，别人自行车也捎不动他。星期天上午十一点多，当他胖胖的身影满头大汗的出现在我家院子里时，引起村上许多孩子的好奇，也引起我及父母的极大震动。一个多小时的劝解说服和讲道理，母亲更坚定了让我上学的信念，而父亲只是沉默着，只是不再说不让我上学的话了。也许是老师最后的话给了父亲希望：“这孩子学习不错的，只要继续用工，好好坚持，明年会考上大学的，将来能为你们冯家光宗耀祖的”。“光宗耀祖”是不识字的父亲喜欢听的。第二天当我背上书包出门时，父亲没再说什么。他只是似乎更加沉默了，更加早出晚归的做地里的事情了。夏天的天气是闷热的。在一个多小时的劝说中，只记得谭老师不停的擦着汗，喝了两大碗缸里的凉水。农村农忙时中午吃饭较晚，大约在两点。当要留谭老师在家吃中午饭时，也许是看着家里贫寒的样子，谭老师坚辞不受，执意要走。叮嘱了我几句“明天一定要去报名，不要辜负了老师父母的期望”之类的话就匆匆出门了。望着头顶的烈日，望着谭老师光光的脑门上细细的汗珠，望着他匆匆来去胖胖的身影，我的心里涌起了潮润……
助学 谭老师是因文革中严肃教学严格管理而受到学生冲击和批判从上海下放到宁夏的。好在是继续从事他喜欢的教育事业，因而一直是精神矍铄的。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虽然对教育也不很重视，但没有像大城市那么多的批判和斗争。而谭老师也依然改不了他严格认真负责的教学秉性。 我上高中时刚恢复高考，但大多数农村学校和农村孩子依然没有把学习和高考当做重要的事情，学校也时常组织学生到村里劳动。谭老师带的我们班则不同，不管别的班怎样的松散，怎样的上午劳动了下午就不来了等等，我们班则必须是规规矩矩认真按时到校上课和作业的。学校规定每天七点二十前到校，七点半开始跑早操。而谭老师给我们班定的时间表则要早一个小时。当别的班学生还稀稀拉拉走在上学的路上，七点半开始慢腾腾的出来跑早操时，我们班已经跑完早操在教室自习了。我们班明亮的灯光，朗朗的读书声是学校的一道风景。 谭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不管是哪个班的学生，只要在他面前打闹嬉戏，他都会叫住批评一番，给讲好多学习的道理。因此，差不多全校的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班的都怕他。记得班里一位女生，上课做小动作玩耍被谭老师发现了，他走下讲台揪着这位女生的耳朵让站起来。“你的父母背朝青天面向黄土，辛辛苦苦在那儿干活，汗珠子摔成八瓣，供你坐在舒适的教室里，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风吹不着的读书，你还在这儿玩，你是对得起父母还是对得起老师？”；“在家父母管你，到了学校我就是你的父母，就要管你。”在读课文“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时，一个同学把“红彤彤”读成了“红丹丹”，也让谭老师不温不火的提着耳朵揪起来：“你再给我读十遍”。这也使我们自此形成了不认识的字不把握的字绝不胡读，必须查字典的习惯。至今我的电脑前一直都放着一本新华字典。而对于学习好的学生，谭老师一直是关爱有加的。八十年代初，各种书籍还很匮乏。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他是一个人到宁夏的，一直是办公室兼卧室），满满的两大架书既是他的宝贝，也是同学们的渴望。凡是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就能有到他办公室翻阅辞海等工具书查阅资料的资格。有的还能顺便借上一两本书业余去读。但读他借的书，一要做笔记，二要保护好书，三不能乱转借，这是谭老师要求的。 在班里我的学习算是较好的。谭老师对我的关心是另外的方式。由于家里穷，买作业本都成了问题。实在没办法，就把用过的本子反过来当作业本继续使用。为了区别，用过的数学本当语文作业本，化学本当物理作业本。谭老师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每学期都要给我准备几个本子，并告诉我没有了给他吭声。平时时常还给我拿点白纸过来，我则把它们定成本子，正面当家庭作业本，反面当成草稿演算纸用。高中三年，谭老师给了我多少本子多少纸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份感激的情怀却是终生也不会忘却的了……
热饭 冬天的夜晚是漫长的。谭老师要求我们班同学必须在六点二十以前到校，那时候的天还是完全黑的。到了快要高考的一学期，有些同学还不到六点就到校了。谭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就在我们教室隔壁。每天不管多早，只要有一个学生到了学校他必定起床看看，然后在办公室看书。在我的记忆中，每天到校不管多早，他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看到了灯光就感觉到了温馨、注目和责任。 我们是乡中学。每个乡只有一所高中，全乡几十个村的人都在那儿上学。许多同学住的都很远，大多都是带着中午饭的。夏天大多同学带点饼子馒头之类的，带米饭和菜不用热也能吃。冬天则不同了。天冷，大多数同学都带的是米饭，然后在炉台上热热，中午就可以吃一顿热乎的饭了。由于人多，教室两个火炉，每个炉口周围都堆了十几个饭盒，摞七八层高。下课了把饭盒转个方向，几节课下来饭盒已是热腾腾的了。有时候炉火太旺或者饭盒靠炉口太近，上课过程中就能闻到烤焦的饭味。每当那时，凡是带盒饭的同学都有点坐不住了，偷偷地焦急的观望着，是不是自己的饭烤糊了？已经没有多少心思能听进老师的讲课了。这种现象不久就被谭老师发现了。从此他要求所有带饭的同学到校后把饭盒全部放在他的房间里，由他负责在不上课时把大家的饭盒预热。从此大家既吃上了热腾腾的午饭，又不再操心热饭或烤糊问题了。记得有一次中午放学了，有的同学回家了，有的也在桌上开始吃饭了。而我由于正专心的在解一道题，忘了下课。大约一刻钟后，谭老师把饭盒端到了我面前说：“快吃吧，吃完再写”。转身的当儿又回过头来微笑着说：“你们家是不是没油了，看你吃的菜里一点油都没有。我给你加了点，乘热快吃吧”。说完轻轻的转身走了。那时的我，已是心潮澎湃，满心温暖的感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忍不住掉进饭盒里。那盒饭，就着眼泪，就着谭老师加的香油，我吃得是最香的……
背书 谭老师是教语文的。“多读多背多写”是他对语文学习的一贯要求。从高二开始，谭老师要求我们全班每个同学必须每年要背会八十篇文章。其中，三十篇古文，五十篇现代文。为此事多少同学愁的连觉都睡不好。由于惧怕谭老师，每个同学都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背。我的背诵时间主要是在上学来去的路上。十六里路单趟行程大约需要一小时二十分钟。这成了我极好的背文章时间。哪位同学背会了一篇文章，就在自习时间或放学后拿上书到谭老师办公室，老师拿着书，同学站在那儿背。顺利地背下来了，谭老师就会在他的本子上专门的一页这名同学的名下，记上他（她）已经背过的文章名称。若背得不顺利或有错误，则回去继续背，背熟了再去。不知不觉一年下来，真的背会了很多文章。“荷塘夜色”、“松树的风格”、“北杨礼赞”、“我爱韶山的红杜鹃”、“春天来了”、“海燕”、“母亲”、“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长篇游记“天山景物记”等等都会流利的背下来。到现在也还能背上几句的。古文包括“师说”、“劝学篇”、“商鞅变法”、“促织”、“琵琶行”、“梦游天姥吟留别”、“岳阳楼记”等等都背过。当时背诵那些文章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不成想这些大量的阅读和背诵习惯也为后来工作后的喜欢和阅读打下了基础。后来考上大学后学的是工科。但喜欢文学作品，喜欢阅读和思考，喜欢做笔记和写点感受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庆幸过去谭老师的要求和背诵。走上工作岗位后直到今天，不管是自我的报告还是单位的材料都是自己写的。也包括网络里的浏览和偶尔的随思与涂鸦。一个老师带点强迫性的要求和举动，影响了我们很多人的一生。我们班当时有六十人。包括后期重读的，共有五十四人考上了大学、中专，这在当地堪称为神话。现在在银川工作的十几个人中大部分都是单位的“一支笔”，并因此成就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送书 大学毕业后我到银川工作，从此别离了家乡和过去读书的地方。渐渐地也与老师和许多同学减少了联系。后来听说老师被平反了。本来是可以回上海的，但谭老师选择了继续留在中卫工作。再后来听说谭老师不教学了，他当上了县政协副主席，主管文教等方面的工作。领导中卫县志编纂是他工作的主要部分之一。那几年回家碰见过几次。平反了，谭老师心情更好了，每次见面都是笑容满面。分别时总说“到了县城就来找我。我就住在红太阳广场毛爷爷像后面的二层楼上。好找”。尽管谭老师遭受了文化大革命不公平的待遇，但与我一样，对毛主席的情感一直都是纯朴浓厚的。中卫县广场有一尊毛主席站立挥手的塑像，雄伟高大，是文革后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的毛主席塑像之一。据说正因为有了这尊塑像，才使得中卫县繁荣昌盛，最终由县升格为地级市，这是题外话。 工作久了与谭老师联系的就更少了。有一天正在上班，门房通知说有人找我。出来一看是谭老师，正笑笑眯眯的满头是汗的站在大门口：“看到你就好了，还怕你不在。”我激动中带着惊奇：“没想到是您来了”。请到家里，坐下喝口水谭老师才说：“到银川开政协会。带了两本中卫县志；另外有张大千儿子张心智写的一本送给我的签名书，知道你一直爱读书，所以专门给你送来了”。多少年了，没想到老师不但记着我，记着我的爱好，还这么远来送书。我那时工作的企业在郊区，距离城市中心较远，也没有交通车可通。问起老师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是边问边找走过来的，走了快两个小时。霎时间，我的心中充塞了满满暖意，老师哟…… 都把老师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栽树种植的育苗人；生命的启蒙者；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 有师，人类在知识中进步。有师，生活在快乐中丰富。有师，社会在和谐中发展。在物质文明困乏的时刻，老师，是我们生活的典范。他们以平凡创造着伟大，以认真负责塑造着社会责任，以自律自强诠释着人类奋斗的本性，以关爱和善演绎着人间的真情。 我深深地铭记我的谭老师。 1986年秋 冯学忠（阳光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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