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濂曾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朝文坛可谓群星荟萃，唐宋八大家，有六人出自其中。 文坛兴盛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衣食富足，常言道：“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谁还会有心思舞文弄墨。二是舆论环境相对宽松，若与清朝之文字狱般，动辄因言获罪，谁还敢抒发自己的胸臆。 北宋是历朝历代中经济文化最为繁盛的朝代，早在真宗年间其国民生产总值就突破了265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人均生产总值为450美元，也远超过彼时的西欧。随着仁宗推广占城稻，北宋人口迅速突破1.2亿，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 然而，如此繁盛的国家，却屡次在与蕞尔小国西夏的交手中败北。仁宗年间，双方爆发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战役，都以北宋失利而告终，是为第一次宋夏战争。后来两国又爆发了四次战争，北宋要么是惨胜，要么是大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泱泱大宋，竟然无法与弹丸小国西夏匹敌，实在令人费解。 西夏原本是北宋的附属藩镇，李元昊继位后，放弃汉服，改回本民族服饰，以示与宋之不同。李元昊是个有抱负的君王，他想如当年拓跋珪建立北魏一样，脱离宋朝自立，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他韬光养晦，外与辽国缔结姻亲，内向宋朝谄媚，以求金银。  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李元昊也是日趋膨胀。宋朝使节来临，元昊既不出门相迎，也不跪拜听旨，还称：“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 景祐五年，元昊宣布成立大夏国，并不再使用宋朝给予的封号，甚至还将宋朝赐予的皇姓，归还了回去。次年，元昊致信仁宗称：“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欢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元昊希望仁宗能把西郊的地界封赏给他，就算是宋朝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两国永结秦晋之好。  仁宗看到此言，大发雷霆，西夏这明摆的是在向宋朝挑衅。宋朝文武也是气愤至极，上书皇帝，请求立刻兴兵讨伐，还对元昊贴出悬赏通告。 在他们看来，西夏领土不过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足百万，且其境内多山地草地，物资奇缺，若是不施以颜色，大宋脸面何在。 于是，宋夏双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频频交手。这三场战役北宋都是先胜后败，被曾经轻视的西夏，打得四散奔逃。  北宋不敌辽国，那情有可原。毕竟，辽国建国历史要比北宋早，且疆域辽阔，还占据着燕云十六州，对汴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契丹是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又占据着中国传统的养马地，可谓兵强马壮，北宋自然不是敌手。 但西夏不论是体量还是经济亦或者人口、军力，都无法与辽国相比，也不能和北宋相提并论。可北宋还是不敌西夏。  妄自尊大，轻视敌人等于葬送自己北宋失利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盲目自大。彼时宋廷也认为区区西夏，不足为惧，只要对其用兵，不出几日，就能打的元昊上表称臣。相比于宋朝的掉以轻心，元昊显得谨慎之极，每次用兵前，他都会排兵布阵，而后制定计谋。 宝元二年，北宋正式对西夏宣战后，元昊决定主动出击。 经过观察，元昊发现进攻雍州是上上策。若进泾原路，此地有重兵把守，而环庆路地势复杂，又有大将刘平驻扎；熙州、河州二地，尽管宋军兵力松散，却容易引起吐蕃军的围攻。 环庆路，有刘平等大将把守而且地势复杂，易守难攻，紧密地分布着大宋的精锐弓箭手，唯有延州地界开阔，防守薄弱之处颇多，重要的是，这里的驻军守将是范雍。  范雍擅长高谈阔论，却不善于实战，且好大喜功。有他在延州，何愁宋军不败。元昊兵分两路，一路佯装攻打金明寨，一路则悄悄往延州附近靠拢。 “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设备。”元昊给范雍写信，大体意思是，自己当初不应如此冲动，如今知道畏惧了，还望朝廷海涵如何如何。 范雍还以为元昊慑于大宋国威，竟信以为真。原本戒备就不算森严的延州，其守卫直接形同虚设。 西夏大军将延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还在三川口等地设下埋伏，以阻击来援的宋军。石元孙、刘平等宋朝大将，率军星夜驰援延州，结果在三川口与西夏军队相遇。因为出走匆忙，其带领的兵卒不过万余，但西夏的人数是其几倍之多，宋朝武将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西夏军队鏖战。  三天三夜之后，西夏援兵赶至，他们朝着宋军所在的山地上猛烈进攻，致使刘平和石元孙等人被俘。他们宁死不屈，刘平死在了西夏，石元孙虽然还朝，不久后就病逝了。 三川口战役是因范雍而起，他身为延州知州，轻敌大意，致使城池被围。在遭到围困后，范雍想到的不是浴血奋战，而是让李康伯前去找元昊求和。范雍的正确做法是，在收到元昊的求和信后，及时上报朝廷，而后继续严阵以待。 所谓兵不厌诈，战场上就是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千万不能为表象所麻痹。  反观西夏方面，尽管其国小而力不足，对待行军打仗却慎之又慎。元昊可以根据地形地势来制定出作战规划，而后又根据驻守官员的性格，来做出具体的命令，甚至还会留好后手，以防宋朝援军。 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西夏正是知道其与北宋的差距，所以对待战事每次都非常重视，它经不起任何失败。只要一场战役失利，很可能就是国破家亡。  崇文抑武，自食其果蔡东藩说：“仁宗之世，宋尚称盛，元昊骚扰西陲，得一良将以平之，犹为易事。”其实仁宗年间，并非没有良将，只是良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根本无法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大宋的江山源自于太祖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他原本是后周的大将，在主少国疑之际，趁机反叛，才得了天下。其深知武将作乱之害，于是一直提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样的结果，就是武将没有前途，没有地位，因此埋没了许多人才。即使有崭露头角者，也难得善终之结局。  宋朝对武将极其不信任，还设立了什么都不懂的监军，去监视在外作战的武将。这些监军，就是皇帝的耳目。其根本不懂带兵打仗之事，却总以皇帝之名在战场上节制武将，等到生死存亡之际，这些人就逃之夭夭。 好比在三川口之战中，刘平出兵时，监军黄德和不断从中作梗，眼见宋军不敌西夏，他又率先逃跑。这样的宋朝，怎能不令武将寒心；外行指挥内行，宋军怎能不失利。 当年雍熙北伐时，西路军主帅为潘美，副主帅为老令公杨业。监军王侁却掌握着实权，他根本不懂排兵布阵，只一心求胜主动出击，即使看到杨业被围，见死不救，最后宋军落败。 大宋的文化底蕴的确深厚，可也败在那些文绉绉的文人手上。 三川口之战大败后，仁宗深感西夏之实力强劲，于是任命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世人对夏竦的评价不高，其实相较于韩琦而言，夏竦是非常有远见的。 韩琦只是熟读兵书，从未有领兵作战的经验，但他想血洗三川口之战的耻辱，抵达陕西后，极力倡导主动出击，攻打西夏。但夏竦和范仲淹认为，西夏多诡诈，当静观其变。 韩琦对此极为不满，上书朝廷，表达了自己求战的想法。朝堂上的文官们，并未从三川口之战中吸取任何教训，他们还是认为西夏在三川口只是侥幸胜利，痛批夏竦、范仲淹。 仁宗的耳朵根子很软，经由朝臣们一番劝说，应允了韩琦的请求。韩琦派任福父子前往羊隆城偷袭西夏军队，殊不知，西夏大军早已排兵布阵，静等其上钩。 任福父子在张义堡斩杀了近千名西夏军队，而后西夏军佯装逃跑，将任福引到了好水川。任福的军队一路征战，人困马乏，而西夏的主力在好水川以逸待劳，宋军几近全军覆没。 此役之后，负主要责任的韩琦，遭到贬谪。范仲淹也因为没有配合韩琦出兵，而遭到仁宗责罚。 好水川之战的胜利，暴露了北宋文人治国的弊端，也凸显了仁宗“从谏如流”的弊病。韩琦既不知兵事，也不懂谋略，只是一昧的想报仇雪恨，大有纸上谈兵之意。而朝廷的那些文官们，带兵打仗也不是强项，仅仅为了大宋的颜面，就去盲目地支持韩琦。 至于仁宗，他作为一国之君，应当负主要责任。韩琦出兵前，夏竦和范仲淹曾不止一次的上书劝谏，但仁宗却因为朝堂上支持出兵的人太多，而对两人的意见置之不理。 至于任福，他战死疆场，其精神可歌可泣。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轻易被敌人所迷惑，致使数万将士命丧当场。 其实北宋的将领，都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只是水平欠佳。在定川寨之战中，宋将葛怀敏率军拼命阻击西夏军队，直至最后一人，他们不贪生怕死，一心只想保家卫国。 刘平、石元孙、任福、葛怀敏等等，哪个不是大宋的忠臣良将，只是其领兵作战的能力，实在一般。这是北宋的体制问题，其崇文抑武的风气，就注定他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军官。 对于北宋连连溃败，欧阳修总结得非常到位：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朝廷上下，对此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朝堂之上没有能出谋划策，敢于死谏的谋臣，而守卫边疆的将领，也都十分愚钝；士兵们也不懂得排兵布阵，甚至连武器都已经生锈。这些问题，都应当归咎于崇文抑武。 当然，北宋也曾有过有勇有谋的将领，只不过其下场都不尽人意。 范仲淹《岳阳楼记》的第一句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那么，他为何会贬谪呢？ 在定川寨之战后，滕子京驻守的泾州岌岌可危，西夏大军铺天盖地的向这里涌来。然而，城池里粮草不足，兵丁也尽数战死，眼看即将失守，滕子京紧急招募城中的百姓参军。为了鼓舞士气，滕子京拿出了十六万贯，激励百姓英勇作战，并杀羊宰牛，以为其壮行。 百姓们得了实惠，拼死抵抗，这才保下了泾州。 滕子京守城有功，本该嘉奖，结果文官们集体上书，参奏他私用公款，于是滕子京遭到了贬谪。 还有狄青，其在宋夏战争中所立的功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广西侬智高起义，狄青又挥师南下，将其平定。宋仁宗念其有功，赐其枢密副使一职。在那个崇文抑武的年代，文官们怎能容忍狄青区区一个“贼配军”任此要职，纷纷上书参奏。 为了打倒狄青，他们甚至还编纂出其家养的狗，长出犄角，意在谋反。最终，大英雄狄青在文官们的呵责中郁郁而终。 这些尽心竭力为大宋守护江山的能人们，最后都落寞离世，试问，还有谁愿意为其效命。即使很多人有大才能，也不敢展现出来，毕竟，大功即大过。 总而言之，底蕴深厚的北宋，不敌西夏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其选拔出来的武官，没有才干，有才干得不敢显现。而文官们逾越职权，非要外行指挥内行，这样的北宋怎能取得胜利。 其实北宋想要让西夏臣服很简单，如夏竦所言：“愿下令诸将，敌即入寇，急入收保，毋得与战，彼既绝中原赐予，又丧其缘边和市，可坐待其斃也。” 也就是说，让将士们不得与西夏交战，以避免伤亡。等敌人进攻时，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让他们空手而归。同时，断绝与西夏的贸易，难以实现内循环的它，如此它就会乖乖求饶。 仁宗的确实行过这个政策，也万分奏效。在中断了与西夏的贸易后，其百姓没有了基本的生活物资，险些引发内乱。 元昊趁机求和，有些“妇人之仁”的仁宗，担心西夏百姓受难，没有坚持，答应了元昊的求和之请。结果，西夏休养过来，很快又来攻打宋朝边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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