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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列维纳斯、泰戈尔

 拾穗晨清 2022-04-20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年1月12日—1995年12月25日),法国著名哲学家,出生于立陶宛考纳斯,犹太人,他在哲学上特别看重伦理学,认为存在的意义问题不是理解存在的动词性含义的本体论,而是存在的正义的伦理学。有人说他是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伦理学家,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却又最难懂的思想家之一。

列维纳斯比鲁迅小了二十四五岁。鲁迅去世的时候他才三十岁,鲁迅没有看过他的著作是肯定的了,列维纳斯应该也没有怎么看过鲁迅的书,估计最多看过鲁迅某些小说在欧洲的译本。

鲁迅逝世前两个月在病中写下《这也是生活》一文: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我们再来看比鲁迅小了二十几岁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列维纳斯,他的某些最重要思想。

列维纳斯认为:

时间性的意义指向超越性,即超越自身而走向他人。仿佛时间就是超越,尤其是向他人和他者的开放。时间不是孤立和单独的主体的事实,它乃是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本身。从而导致一种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不再有失眠的孤独的自我,我摆脱了恐惧和慌乱,我从对他人的防范和敌意中摆脱出来。总之,与他者的关系才真正有时间的呈现。 我们永远免除不了对他人的义务,这是来自神圣的要求。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义务。只有对他人负责的主体才能够见证无限。

这就是说,鲁迅早了十几年左右就提出了列维纳斯后来提出的某些重要哲学思想。这大概是以前的鲁迅研究没有发现的事情。鲁迅被人们称为思想家,岂是幸致?

当然鲁迅这样的杰出的现代文学家几乎总是同时成为一个思想家,可为什么真正杰出的现代文学家几乎总是同时成为一个思想家?

也许,时代发展至此,人类社会日益复杂,人类陷于其中的深巨困境日趋明显,这些就迫使每一个杰出的现代文学家都必然同时成为思想家,可能不会有例外。文学家是这样,各种艺术家、人文学科的学者或者也都是这样。

二十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青年时就开始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而两次被捕流放一生奋斗不息的别尔嘉耶夫,老年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真正的哲学总是挣扎。”

鲁迅这算是在身体重病衰弱的时候挣扎,列维纳斯呢,作为犹太人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想来心灵中也有过不少挣扎。

人们常常以为哲学就是沉思,以为作为哲学家主要就是过一种沉思的生活。可是哲学怎么可能就是这么简单,这世界上有几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而哲学,必然是复杂的,哲学必然和各种实践密切相关,严格地说哲学自身也就是一种实践。所以,只是过一种沉思生活的哲学家往往是可疑的。甚至,我们可以断言,哲学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以混合物的形态出现,根本不存在是纯净物形态的哲学。当一种哲学力求成为纯净物之时,也就是它将迎来重大失败之时。

鲁迅和列维纳斯列都是横跨了两个文明的优秀学者。维纳斯幼年在立陶宛接受过传统的犹太教育,二战后,他还师从一位犹太导师舒沙泥,研习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而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教典籍在内的学习接受,也是被今天的许多人们视其为大师的。

关于以上述及的某些思想,鲁迅也不是最早,比鲁迅大了约二十岁的泰戈尔1916年以前出版的《新月集》的开头第一首诗云:

我在星光下独自走着的路上停留了一会,我看见黑沉沉的大地展开在我的面前,用她的手臂拥抱着无量数的家庭,在那些家庭里有着摇篮和床铺,母亲们的心和夜晚的灯,还有年轻轻的生命,他们满心欢乐,却浑然不知这样的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

这也是一位横跨了两个文明的优秀思想家,虽然人们常常把《新月集》误以为只是一部儿童诗集。

二十世纪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这二十世纪两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各自贡献了一个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文学家,鲁迅和泰戈尔,也都是世界级的思想家。

泰戈尔是活了八十一岁,可惜鲁迅死得早了些,只活了五十几岁,鲁迅的病可能相当大程度是耽误在那位日本医生的手上了,不然怎么也可以多活几年吧?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是很怀疑那位日本医生是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因为鲁迅人生的最后一年多是作为中国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重要精神领袖之一。政治常常是黑暗的,现在当年的当事人差不多都已去世了,可能永远也不能够清楚事情的真相了。鲁迅有时候对别人还是比较缺乏警惕性。想想也是,那时候他怎么还能够找一个日本医生看病,虽然是一个原来认识的日本医生,毕竟没有多深的交情。

列维纳斯反复思考他者的问题,这是他作为哲学家的一生中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泰戈尔鲁迅也是。

可是主体与他者也许本来就是不可分的,在人寻求超越和无限之时更是彰显此点。佛教思想教导僧人不可三宿于同一棵树下,在其潜意识里就应该是出于一种思想上的非常敏感透彻的直觉,企图使主体在这个世界上避免掉一切可能的他者的出现,好使主体能够彻底超离这个苦难黑暗的世界。他者一旦成为主体的他者,就实际上成为和主体根本不可分的。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推衍: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今天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正在成为根本不可分的,而且会越来越成为根本不可分的。中国古代有句老话,百年修得同船渡。话是质朴无华的,没有什么高深的说理,但是因为有一种很好的心灵境界,所以说出来的道理是对的、而且是很好的,富于一种超越性质。而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也是渐渐很分明地显示出同船而渡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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