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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三种解释:弗洛伊德、荣格与齐泽克

 Hl_蓝 2022-04-20

梦是可以解释的吗?围绕这个问题出现的争议从来没有停过。因为梦的歧义性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被完全阐释清楚。齐泽克在阐释商品形式时候引入了拉康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关于梦的解析的理论,也许具有新的启发意义。

——乔沅


梦自古就似乎具有某种魔力。人们对这种魔力也似乎从来不缺乏热情,但是它也始终无法被彻底地阐释清楚。梦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代名词。

古人解梦,多数都是通过一种自由联想,通过能指之间的跳跃,也就是说它用的方式是所谓的隐喻和转喻:以一物喻另一物或者以一物替代另一物,它实际上是一种能指链之间的滑移——可是这样的解释是无穷的,因此解梦之人必然还会借助于做梦之人的处境再去解梦。《周公解梦》似乎严格地限定了梦中所梦之物的象征意义,这当然导致了质疑,因此它不断地重新阐释,到了最近的状况时,它简直变成了低配版的精神分析中所说的象征技术。

荣格的梦与象征,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最简单也最透彻的分析。因此,相比《周公解梦》这种纯粹通过能指之间的微弱联系而解梦的方式,文学的方式显然更可靠。
 
《牡丹亭》的梦具有特别的意义,围绕这一梦,作者做了大量的铺垫:从开始的阅读诗经,到酒醉,到环境的铺垫,这些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案例。在文雅的作品里,豆蔻年华的少女与人在梦里出现云雨之欢,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这一突破也成了文中内爆的力量之源。这一内爆使得作品所想暗示的爱情和欲望的压抑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示,因为围绕着这一爆发,也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爆发的效果,主人公必须死亡——欲望无论是充分实现和遭受到压抑之后就是死亡,从这里开始,我们似乎看到压抑走向的毁灭的进程,又多了几分拉康之人与实在界遭遇的意味。

可是这种文学式的梦的解析,总是无法严格区分现实与梦,也正是这种梦与现实之间的无障碍的过渡,使得梦的力量无限地放大,这当然是值得可疑的。到了《聊斋志异》,梦的作用似乎变得简单了,它成为了一种通道:通过这一通道,阴阳生死可以得以贯通。当然还有一些似梦非梦的情境,这些情境同时也是最具有文学和想象力特色的片段,例如渡江一段。
 
不过《聊斋志异》最伟大的之处,也就是比《阅微草堂》笔记要更具原创性的地方在于:它对于叙事逻辑的背弃。纪先生还是太爱说教了。而在《聊斋志异》里,关于人的异化和分裂虽然极其夸张,甚至毫无“逻辑”可言——可正是因为这些故事之大胆,以及对于当下叙事逻辑和道德的超越和违背,展现了一个斑斓多彩的梦的世界:这个世界超出了现实的可能性,并且坚持留在之外。

志异,这里的异是人的异化,比如《犬奸》一文,它当然不是梦,它是人的歇斯底里的病态的展现,它的出现丰富了这个“异化世界”。比如《好快的刀》同样是超出了我们意识想象的事情,它的怪异力量,动摇着我们的现实世界。

一一对着这一卓越的文本,弗洛伊德当然会理解为压抑,而荣格则会回到集体无意识的理论之中,而齐泽克该如何?他关注的都与他们不同:他要求我们注意的是梦之形式的重要意义,即秘密不在于象征之间的跳转,能指之间的滑移,而在于一旦采取了梦这一形式,实际上就决定了一切。而这又是什么意思?
 
在回答齐泽克对于梦的形式的意义问题之前,让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区别。为了帮助理解,我们举一个在荣格作品中出现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在荣格的《象征生活》之中。

在“象征与梦的解析”中,荣格的一个病人向荣格陈述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病人称看到一个自称“妻子”的女人,她醉醺醺的,头发蓬乱、粗俗不堪。可是在现实里,她的妻子却截然相反。荣格对此的解释是这样的:早在中世纪,睿智的人们已经知道,每一个男人“携带夏娃,他的妻子,藏在他的身体之内”,它就是我成为“阿尼玛”的每个男人之中所隐含的这种女性因素。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特质是被小心翼翼地掩盖和隐藏的。但是他陈述的梦境肯定触及他的某个痛处:你的所作所为像一个堕落的女人。这刺痛了他。

在这里,荣格一如既往地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了人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之中,即某种集体无意识之中,因为从病人出发的“自由联想”是无论如何无法跳跃到人的“阿尼玛”气质上去的。只有重新回到人的本质构成中去,才可能理解。可问题是,也许其他人并不认同。
 
弗洛伊德会如何分析这种梦境呢?我们可以根据压抑和性欲理论想象一个可能:那这个梦境显然与做梦者儿时的一个创伤性情境有关。我们据此必须去分析他的成长史才能找出这个梦的线索,最后极有可能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将其归结于到他对家庭关系的复杂矛盾心理之中去。但是家庭复杂关系这一问题是一个杂货铺,几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线索,可是那都是真的吗?弗洛伊德式的梦的分析,之所以在之后接连遭遇到荣格、卡伦霍尼等人的挑战,问题就在于这种分析似乎被无限地倒退,仿佛一切都不可扭转地僵化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假想拉康式的分析:这个梦是做梦者在梦中遭遇了实在界,这一遭遇显示了他那没有被象征网络所切割的剩余,甚至借助于这一形象的凄惨处境,我们可以认为主体遭受到了严重的压力——也就是被迫进入象征体系的压力,他所遭遇的实在界正是他所保留的某些尚没有被消减的剩余。这在某种程度上和荣格指向了同一个象征网络与人的关系,而超越了个体家庭创伤性情境的陷阱——也就是说超脱了单纯的家庭关系的范畴。

当然,这样的分析只是一种构思,因为具体的分析精神分析学家一定会根据病人的表现进行推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定并非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有著名的失败的案例)。可见,梦的阐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所包含的问题并未被任何理论真正地穿透。
 
不过思考齐泽克在分析商品形式时提出的理论依然有启发意义,当然这一思考还是得益于拉康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力和洞见:他宣布在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看到梦的机制。当然天才的齐泽克进一步将之延伸,最终进入到了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思考和批判之中。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论述,涉及到了很多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在这里我们把焦点集中在他对梦的形式的重要分析上来。齐泽克和拉康一样回到了弗洛伊德那里:
 
“这种指责——指责弗洛伊德在释梦时充斥着“泛性欲主义”——是建立在根本性的理论失误上的:它把梦中的无意识欲望(unconscious desire)等同于“潜在思想”,即等同于梦的意涵(signification)。

但正如弗洛伊德频繁强调的那样,在“潜在梦思”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无意识”性的:“潜在梦思”是完全“正常”的思想,它可以用日常、普通语言的句法清晰表述出来;从拓扑学的角度讲,它属于“意识/前意识”(con‐sciousness/preconsciousness)一脉;主体通常意识到了它的存在,虽然过度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它始终骚扰着主体……在某些条件下,这种思想被推开,被排除在意识之外,于是沉入了无意识,也就是说,屈从于“原初过程”(primary process)的规则,被翻译成了“无意识的语言”(language of the unconscious)。

因此,“潜在思想”与所谓梦的“显在内容”——即梦的文本(text of the dream)或以字面现象( literal phenom‐enality)呈现出来的梦——的关系,就是下列两者间的关系:一是完全“正常”的(前)意识思想,一是梦的“字谜”(rebus),它是由完全“正常”的(前)意识思想翻译而来的。

因而梦的本质性构成(essential constitution)不是它的“潜在思想”,而是这种运作(work),即置换(displacement)与压缩(condensation),还有单词或音节的内容定形(figur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words or syllables)。这种运作赋予“潜在思想”以梦的形式。

因此,基本的误解就在这里:如果在由显在文本(manifest text)隐藏起来的潜在内容中寻找“梦的秘密”,我们注定铩羽而归。我们找到的一切,都是完全“正常”——虽然通常令人不快——的思想。就其本性而言,这种思想通常与性无关,也不是“无意识”性的。

这种“正常”的意识/前意识思想被引向无意识和被压抑,不是因为对于意识来说,它具有“令人不快”的品性,而是因为它造成了自己与另一种早已被压抑、早已被置于无意识中的欲望的“短路”。这种欲望无论如何都与“潜在梦思”毫不相干。

“如果无意识愿望,即源于婴儿期并处于压抑状态的欲望,已经转移到正常的思路上”,“正常的思路(normal train of thought)也只屈从于我们一直都在描述的那种不正常的精神治疗(abnormal psy‐ chical treatment)”,即屈从于“梦的运作”(dream‐ work),屈从于“原初过程”(primary process)的诸种机制。正常的思路是正常的,因而能以普通的日常语言表达,也就是说,能以“次级过程”(secondary process)的句法表达。
 
不可化约为“正常思路”的,正是这种无意识/性欲望。它之所以不可化约,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了构成性的压抑(constitutively repressed)——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是“Urverdrngung”;也就是说,它之所以不可化约,是因为它在用于日常交流的“正常”语言中,在意识/前意识的句法中,没有任何“原初”(original)可言;它只能置身于“原初过程”的机制之内。

这也是我们不应该把梦的阐释,或一般征兆的阐释,化约为重译(retranslation)的原因。这里所谓重译,即把“潜在梦思”重译为哈贝马斯所谓的主体间交流(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的“正常”的日常语言。

结构总是三重的,总有三种因素的运作:显在的梦文本(manifest dramtext)、潜在的梦内容(latent dreamcontent)或潜在的梦思想、在梦中表达出来的无意识欲望(unconscious desire)。这种欲望将自身依附于梦,将自己插入横亘在潜在思想与显在文本之间的缝隙;因此就它与潜在思想的关系而言,它并非“更隐蔽和更深藏的”,相反,它是更加“处于表面”的,它是完全由能指的机制(signifier’s mechanisms)构成的,是由治疗构成的(潜在的思想屈从于这种治疗)。

换言之,它唯一的藏身之所是“梦”这种形式:梦的真正主题——无意识欲望——是在“梦的运作”中,在对其“潜在内容”的精心阐释中,表达出来的。正如弗洛伊德常做的那样,被他概括为经验观测的东西(尽管是以“相当惊人的频率”),预示着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的到来:“梦的形式或为梦提供藏身之所的形式,被人以相当惊人的频率,用来代表以这种形式隐藏的主题”。

如此说来,这就是梦的基本悖论:无意识欲望——即一直被假定为梦的最为隐蔽的内核的无意识欲望——正是以下列方式表现出来的:对梦的“内核”——即梦的潜在思想(latent thought)——进行掩饰性运作(dissimulation work),即借助于把梦的内容—核心(content‐kernel)翻译成梦—字谜(dream‐ rebus),对梦的“内容—核心”伪装性运作(work of disguising)。

与他往常的做法一样,弗洛伊德在稍后出版的版本的一个注释中,为这个悖论作了最终的概括:我一度发现,让读者习惯于在梦的显在内容(manifest content)与梦的潜在梦思(latent dreamthoughts)之间作出区分,是极其困难的。各种观点和异议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些观念和异议都以某些尚未解析的梦为基础,而这些尚未解析的梦又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的——梦被保留在了记忆之中。需要对这些梦进行阐释,但这种需要被忽略了。

但是,既然精神分析师至少已经愿意用通过阐释揭示出来的意义替代显在的梦(manifest dream),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为以同样固执的态度陷入另一种混乱而深感内疚。他们努力在梦的潜在内容中发现梦的本质,而且在这样做时,他们忽视了下列两者间的区别:一是潜在梦思,一是梦的运作。其实,梦不过是特定的思维形式而已,睡眠状态使之成为可能。正是梦的运作创造了形式,而且只有梦的运作才是做梦的本质,才能解释它特定的性质。 

弗洛伊德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我们必须打破这样的表像,根据这种表象,梦不过是既简单又无意义的一团混乱,不过是由生理过程引发的无序状态,因而无论如何都无意涵可言。换言之,我们必须向阐释学研究(hermeneuticalap‐ proach)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把梦设想为有意义的现象,把梦视为这样的事物,它传输被压抑的信息,而被压抑的信息的发现离不开阐释性的程序(interpretative procedure);

其次,我们必须摆脱对意涵内核(kernel of signification)的迷恋,对梦的“隐含意义”(hidden meaning)的迷恋。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摆脱对隐藏在梦的形式之后的内容的迷恋,全神贯注于形式本身,贯注于“潜在梦思”都要对之俯首称臣的梦的运作。

据此齐泽克完成了分析,成功地将焦点,对梦的“潜在梦思”的追逐转移到了对“梦的运作”上来。

在齐泽克看来(当然齐泽克认为弗洛伊德自己本身也曾经如此说过)真正的奥秘在于“梦的运作”,即人为何会做梦。无意识之欲望是如何影响人做梦的,并且明晰这无意识的欲望是如何将自己“横亘在潜在梦思与显在文本”之间的。

也就是说梦本身的语言并不需要翻译——对它的内涵的追索是危险的,在追捕无物之物。重要的是,梦这一种运作:无意识通过将梦的运作,将自己隐藏在梦的潜思与显在文本之间,正是梦的基本作用。这一分析导致了两个结论:其一梦不是无意义的混乱,它具有意涵;其二我们必须摆脱对梦的“隐含意义”的迷恋,而关于梦的形式本身。

这一分析似乎具有某种折衷的意思,并且重新又将对梦的追问推入了不可知的深渊之中:难道我们只能知道梦的形式对人的无意识欲望的释放,但却不知道它在释放什么吗?

让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疯狂地呐喊之时,我们首先可以确认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首先确认的是他的行为——他的超出常态的行为策略是为了什么?显然是一种发泄,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因为除此之外他已经绝无其他可能。这种发泄行为本身已经泄露了主体的秘密:他正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的正是发泄行为本身。梦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侵入”。这种“侵入”是如何发生的呢?
 
齐泽克创造性使用了“短路”一词:梦中所显示的“正常”(此处指可用象征符号解释的显在文本)的意识与潜意识被引向无意识和被压抑,不是说对于意识来说,它具有“令人不快”的品性,而是因为它造成了自己与另一种早已被压抑、早已被置于无意识的欲望的“短路”。

但是这种“短路”显示的欲望,与“潜在梦思”并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齐泽克说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梦的运作造成的短路,确实是对无意识欲望的揭示,但是这个揭示却与显在文本之间并无必然关联。

只是因为压抑的机制的一种短路,使无意识侵入了梦境之中——实际上它随时都在等待着这个机会,因为它就是人的创伤性内核。也就是说实在界总是在想要通过梦境侵入我们。

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说蒲松龄先生的伟大——梦就是一个通向人的可怕性境遇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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