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经理。辜鸿铭幼年时聪明伶俐，父亲把他送到蒙馆读书，既学英文，也学《四书》、《五经》。他有惊人的记忆力，经过几年学习，《四书》、《五经》均能背熟，这为他后来成为儒学大师打下基础，他10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橡胶园主就把他带到英国苏格兰的艾丁堡，让他继续学习。后来，他就读于艾丁堡大学，学习和掌握了当时大学里完整的文科课程，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数学、玄学、伦理学、自然哲学、修辞学和英国文学等，1877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到德、法、意、奥等国游历、考察，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人情风俗都有了较多的了解，“遍游德、法、意、奥诸邦，通其政艺。”〔1〕1880 年他回到马来亚，在新加坡殖民政府任职。马建忠到东南亚办理外交时，结识了他。马建忠对他的才学大加赞赏，向他谈起了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且劝他归国效力。这次接触成了他一生戏剧性转变的契机。尽管他当时已接受了典型的西方高等教育，但这次结识唤醒了他记忆深处的中国文化，因此他决心重新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尽力弄通其中的精要所在。为表明他作为中国臣民的自豪，他剃发留辫，换上中国的长袍大褂。这在中国遭列强侵略凌辱，致使一些中国人日感自卑的情况下，其勇气是可嘉的。1882年他来到香港，不久迁到上海，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的部下杨玉书到福建办事，在返回香港的旅途中与辜同船，听到辜和德国人讲伦理学，发现他对中国文化造诣颇高。杨玉书回到督署后，把他推荐给两广总督张之洞，从此辜鸿铭开始了他20多年的“师爷”生活。张之洞让他主管礼宾外交、翻译、洋文案等事务。1905年9月，上海道自海关总税务司收回主权， 设立黄浦濬治局，聘辜为督办。1908年，他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再擢升为郎中、左丞。1909年他获进士出身。张之洞死后，他用英文写了《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书中引用“西方红衣主教纽曼（Newman）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故事，将它同张之洞攻击中国人热心于欧洲近代物质文明作比较，担心邪恶势力将在中国和欧洲取胜，并对纽曼和张之洞的失败深表遗憾。”〔2〕1910 年他写了《张文襄幕府纪闻》，同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辛亥革命后，他仍表示效忠清朝，在众人大剪辫子时，他却留起辫子，并以“老大中华的最后一个代表”自居，说：“菊残犹有傲霜枝。”〔3〕溥仪退位， 他也宣布脱离公职。1913年他又应聘到北京任五国银行团翻译。1914年《张文襄幕府纪闻》的英译文已见于他主编的杂志上。1915年他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出版。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务部次长。张勋复辟失败后，蔡元培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诗歌和希腊文课程。1919年他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大肆攻击文学革命。他还发表了一篇《留学生与文学革命——文学与教育》的文章，生怕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将毁于留学生之手。1924年他应日本东方文化协会的邀请到日本、台湾等作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1927年回国当张作霖的顾问，不久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1928年4月30日在北平（今北京）去世，享年72岁。 辜鸿铭潜心研究、弘扬中国文化，成为中国儒学的一代宗师。他回国后，认真研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广泛涉猎其他的文化典籍，“年三十始返而求中国学术，穷四子、五经之奥， 兼涉群籍”〔4〕。经过几年的苦读，他在儒家文化方面有了相当高的造诣。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正在武昌办义塾，“日以儒先之言训童稚”〔5〕。不但自己闭门读经，而且看到与他交往的读书人， 往往要他们背诵《论语》、《五经》中的一段，说这是西方各国所没有的道德礼义之学。辛亥革命后，他仍大肆宣传读经。莫姆在《辜鸿铭访问记》中写道：“在这里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讲得很流利。他担任过慈禧皇太后的一个最大的大臣的秘书许多年，可是他现在退休了。不过在整年里每星期中的某日，他欢迎寻求智识的学子去找他，同他谈论孔子的学说。”〔6〕 辜鸿铭对儒家的政治思想推崇备至，提出只有孔孟之道才可以救中国。他认为在中国近二千五百年的封建历史中，中国可以不靠教士、军警，统驭一个比欧洲大得多的民族，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宗教——孔教。孔教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孔教教人们做良民。在当时许多人鼓吹富国强兵的时候，他觉得中国所要做的紧要之事不是富国强兵，而是如何使中国成为“君子之国”。他以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做为指导思想认为“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8〕。因此， 他认为近代中国要面对的是成为“君子之国”，还是成为“小人之国”的问题。他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君子之国”，以此做到“以德服人”。他指出，中国一旦建成“君子之国”，中国不但可以自救，而且还可以挽救世界文明。对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他给予揭露和抨击，认为这些均不符合中国国情。首先对英国的议会制度予以否定，在《西洋议院考略》里他写道：“西洋之乱，于斯已极”，“夫西洋自议院盛，国主遂比犬羊，政皆由国人也”〔9〕。他认为议会制是大逆不道的， 而且是动乱产生的根源，议会制不足为中国人所效仿。对清政府派五大臣赴洋考察“宪政”，他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看画》、《依样葫芦》等篇里都有辛辣的讽刺。其次，他对自由有他个人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中国没有警察、公安局等，中国人就可以做个好百姓，因为国人相信“人性善”。而外国人则相信“人性恶”，所以他们以牧师教化人民，以警察监视民众。同时，他对美国的民主虚伪性也作了揭露，“美国的律师在根据宪法解释深奥的法律条文时，无非是适应那些能支付得了费用的富人的需要”〔10〕，美国人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与平等。因此，他反对那些侈谈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人，认为正是这些人“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11〕。与此同时，他以为清政府实施“新政”，设置警察局和新式学堂，也不会给国人带来真正的民主。 辜鸿名在戊戌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充当了孔孟的卫道士，他不分青红皂白，攻击革新人士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海内士大夫居危思变。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只学西洋的技术不足以图富强，有必要推行一次变革。资产阶级改革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顺应了这一要求，发起了戊戌维新运动，提出了“开报馆，设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为了给变法做舆论准备，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公开否定被奉为儒家圣典的古文《尚书》，这引起辜鸿铭的极大愤慨，他觉得这是康梁对中国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不敬。他斥责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是“一种少年浮躁好事之辈，徒慕西人奢靡，不知其政治之原，逢朝廷急思改弦易辙之秋，谬袭西人唾余，纷陈条议，冀缘捷径以干荣利”〔12〕。他说康梁的言行，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丧失殆尽。他曾协助张之洞写了攻击维新派人士的《劝学篇》，把种种罪名都强加给康有为、梁启超，称他们为“艺者”〔13〕。对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文章中所提出的旨在废除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提倡西学，裁抑君权，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的做法，他也一一给予驳斥。后来，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将“进化”一词引进国内，激励国人奋发图强。他对此暴跳如雷，在《孔子教》中予以讽刺，说一次他到一个外国朋友家聚餐让座的事，“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14〕他还说：“夫今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者，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之文明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15〕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他起先还是剪发西服，宣统逊位时，便马上戴上假辫子，穿上长袍大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对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表示强烈不满，“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人民的痛苦，比较君主国还利害！”〔16〕他还说：“中国待将来真正宪法，真正共和，真正总统，臂如河清之难俟。仆固大学教授者也，今且三月不得修金。欲俟真正共和之时代，仆之为饿莩，盖已久矣。”〔17〕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他公开反对“文学革命”，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孔“大义”，和林纾、严复等人一起反对白话文。他曾在《密勒氏远东评论》上发表攻击陈独秀、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在文章中，他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人一概否定，说他们学习欧美民族的观念，必将破坏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因为现在的剪发的摩登的中国人，到了外国，学了欧美的民族，太不自重；他们不要做一个良民，只要做一个暴徒，为英国人所崇拜和钟爱的”〔18〕，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 明清之际，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蔚为可观。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学逐渐地传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通过传教士这个载体，不知不觉地传到了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居住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了解。他们把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译成西方的文字传到欧美，诸如《大学》、《中庸》、《论语》、《易经》等。然而，这些经典的译文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在译文中，由于中文文法的关系只用句子的构造来表示，有的没有主词，有的没有字尾的变化，甚至没有常用的连接词和冠词；还由于东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很难把握住孔孟著作的精髓，再加上翻译技巧上的问题，因此他们的译本读起来，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孔子是个好吹牛、平凡而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关于仁、义的真义甚至还不被人了解，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到了近代，西方出现了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理雅各（Legge James），在汉语方面， 他有很高的造诣。在王韬的帮助下，他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他的译著迄今已逾世纪，但仍被西方人奉为标准译本。尽管理雅各译的《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相对准确，但还很难说是完美的。辜鸿铭说：“从理雅各先生开始翻译《中国经书》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对汉语会不会熟悉，只要花点时间去翻翻理雅各先生的译著，他就会感到不满意。”〔19〕他又进一步说道：“十年前，我们在广州时，由于我们对理雅各所译的《易经》的不满意，我们曾鼓励阿查利爵士（Sir Chaloner Alabaster）着手翻译《易经》。”〔20〕鉴于外国汉学家不能完全理解儒家经典的真谛，他们往往根据个人的见解来翻译中国的经书，导致歪曲儒家经典的原义，辜鸿铭认为作为中国人，他有责任把儒家经典的思想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外国人，便于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他也从事儒家经典的翻译，先后翻译了《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 上海：Kelly And Walsh Limited.1898）；1906 年出版的《中庸》（ The Conduct of Life）；1915年他译了《春秋大义》（《中华民族之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辜鸿铭的译著文词准确， 语言优美，而且富有哲理性，“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21〕因此，他的译著大受外国人的欢迎。这正如当时罗振玉所评论的那样：“年愈高，遇愈穷，而气愈壮，日以欧文倡导纲常名教以发蒙振愚，每一文出，各国争相传译。于时欧人鉴于战祸，又习闻君之言，始恍然于富强之不足以图治。而三千年之东方文化乃骎骎有西被之势。”〔22〕尽管当时国内有的学者对辜氏的译著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国维曾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篇《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的书评，过了20年后，王国维在该文转载于《学衡》杂志时特别指出：“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23〕此外，辜鸿铭还用外文写了许多书和文章，比如1900年他为慈禧太后辩护而用英文写的《尊王篇》是欧洲人争相阅读的作品，大量发行，大有“洛阳纸贵”的味道。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在德国影响很大。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把它从英文译成德文， 题作《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这本书成为古廷根大学（ University of Gōtingen）哲学系全体师生的必读书。晚年辜氏在日本和台湾等地所作的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讲演，可以看作是他翻译儒家经典的补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辜鸿铭指出，这场战争是由英国人的“暴民崇拜”和德国人的“崇拜武力”导致的。他敦促欧洲人采取两百年前他们的先人追随孔子哲学的先例，以“仁”、“礼”、“义”治国，从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大战结束后，欧洲人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人们开始推崇中国文化。可见畛域之见正在消除，世界文化已进入了大综合时期，尤其是战后初期，欧美所出版的世界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有的叙述史实，有的阐发理论，无不把中国、日本、印度的材料列为一章或数章的。战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尤其对德国，是与西方对辜鸿铭的崇拜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分不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人悲观失望，德国人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行将覆灭，凯瑟林等人则力赞东方的精神文明，德国青年运动团体则竞相尊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等人为导师。这正符合当时德国人的一般心理：他们一方面极端厌战，希望有个永久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又不甘心屈服于战胜国，对战胜国心怀仇恨，而且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希望另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辜鸿铭的译著备受他们的青睐，人们争相把他的英文作品译成德文，计有：纳尔逊（Nelson）译的《哀诉之音》；特茨米兹（Oscar A·H·Tchmitz）译的《中华民族之精神》，卫礼贤译的一本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24〕。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辜鸿铭在国外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其在国内的负面影响。20世纪20年代，有个留德学生遇到一个讲康德哲学的纳尔逊教授，发现他对辜鸿铭极为推崇。有一次纳教授约他到家中闲聊，当问及他是否读过辜氏的著作时，这位留学生告诉他：“辜鸿铭的姓名，虽然听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读过。一般人都说他是个老顽固，所以我们青年们都不喜欢去理会他。”〔25〕听了这话，纳教授感到很惊讶，并告诉这位留学生他是很佩服辜鸿铭的，希望他空闲时去看看辜氏的书。过了一段时间后，纳教授又约见了他，又问起他对辜氏的意见。这位留学生告诉纳教授，辜的著作虽然读过一遍，但印象仍不十分深刻。纳教授感到很失望，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他的价值只够得上读一次，则他的价值必够不上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之后，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26〕当然，辜鸿铭在德国的崇拜者还有更甚于纳尔逊的。一个名叫章用的留学生说：“现在所从学的两位哲学教授，都很敬仰辜鸿铭。其中一位，名G·Misch他还只是向学生特别介绍辜鸿铭。至于其余一位名叫H'Nobe的，他的学生，若不懂辜鸿铭，他便不准其参加讨论。”〔27〕辜鸿铭除蜚声德国外，还享誉欧美其它国家。1928年4月30 日辜鸿铭去世时，当时的报纸称：“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28〕 辜鸿铭作为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各种思潮无不在他身上打上烙印。有时他是“保守、迂腐、顽固不化”的代名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有时他又是中国的“泰戈尔”，是个爱国主义者。 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国学大师，孔子学说的权威，但在反对各种反儒家文化思潮的过程中，他往往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容任何人对儒家思想提出非议，从而成为复古守旧的典型代表人物。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他是中国的“泰戈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和印度的泰戈尔一样，其思想信仰也受过西方人的影响，在国内痛斥外国侵略者的横暴、贪婪，并因此受到人们的尊重。他在担任张之洞的洋文秘书和税务督办期间，“他不许西人用native（土）一字， 要改做Chinese，因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的意思。”〔29〕他和其他爱国者一样，极力维护我国的国际名声，“辜在思想上，陈（即陈友仁）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惭，替吾国争面子。”〔30〕在办理涉外事务中，他尽力做到不卑不亢，竭力维护我国人民的利益。如他在担任黄浦濬治局督办期间，他想惩办在挖泥工程中作弊、冒领16 万两白银的两个外国人，而各国领事则极力袒护，借口管理该项工程的人员中没有懂得工程技术的人，企图为他们开脱，“汤生出曾得奥国工程师文凭，卒办此案。”〔30〕 辜鸿铭是变革时期错综复杂的一个矛盾的人物，他既深谙外国情况，又熟悉中国国情。他有一种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因而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表现出其怪异之处。尽管他接受过典型的西方高等教育，但又否认西方的先进事物。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历史、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素质的不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然而他却以儒家文化的标准评判所有外国的东西，常常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对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予以全盘否定，这无疑等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保留婴儿的同时，却又不让人们把洗澡水倒掉，而让它在那里发臭，毒害人们的心灵。这两种极端的反差，正是这一代怪人给历史留下的真面目。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我系林金水副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1〕〔4〕《清史稿》标点本，卷486，页13449中华书局1977年版。 〔2〕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Ⅱ.P.252.美国1968年版。 〔3〕胡适：《记辜鸿铭》，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4期，1935年8月11日。 〔5〕〔22〕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序》，民国甲子年， 东方学会代印，页1、页2。 〔6〕莫姆著，黄嘉音译：《辜鸿铭访问记》，《人间世》， 1934年9月第12期，第32页。 〔7〕〔8〕〔15〕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义利辨》，民国甲子年，东方学会代印，第21页。 〔9〕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西洋议院考略》下卷， 宣统庚戌中秋，第3页。 〔10〕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men.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上海,Printed And Published At the Shanghai Mercury,LTD,1901.P158. 〔11〕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大人有三待》上卷，宣统庚戌中秋，第41页。 〔12〕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尊王篇释疑解祸论》，民国甲子年，东方学会代印，第14页。 〔13〕〔17〕孟祁：《记辜鸿铭翁》，载《人间世》，1934年9 月12期，第44、45页。 〔14〕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孔子教》上卷，宣统庚戌中秋，第11页。 〔16〕〔29〕震赢：《记辜鸿铭先生》，载《人间世》，1934 年9月第18期，第23、22页。 〔18〕袁振英：《辜鸿铭先生思想》，载《人间世》，1935年8 月第34期，第4页。 〔19〕〔20〕Ku Hung-Ming: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上海：Kelly And Walsh,Limited.——1898—Preface Pviii、Pix. 〔21〕张明高、范桥：《林语堂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0月，页464。 〔23〕《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版，第12页。 〔24〕〔25〕〔26〕〔27〕嗣銮：《辜鸿铭在德国》，载《人间世》，1934年9月第12期，第40、41页。 〔28〕《悼辜鸿铭先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8期，1928年5月7日。 〔30〕林语堂：《有不为斋随笔》，载《人间世》，1934年9 月第12期，第38页。 〔31〕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附辜先生鸿铭遗事》，京华印书馆校印刊行，第101页。 2.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上、下卷，宣统庚戌中秋。 3.辜汤生：《读易草堂文集》，民国甲子年，东方学会代印。 4.张明高、范桥：《林语堂文选》下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10月。 5.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l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Goethe And Other Writers.上海：Kelly.And Walsh ,Limited.—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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