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在电脑上查看CT断层扫描图像。 文. 左手曦月右手清阳 11月4日早上，刚熬过大夜睡下不久的我被师兄苏律师的电话惊醒。 师兄声音疲惫，问我能否帮助调整下午课程的开讲时间，我才想起今天是师兄给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的企业家学员授课的日子。大事改期，忙问原因。 师兄说，早上爷爷过世了，96岁。 吹开历史的尘埃 苏师兄是肿瘤圈外的人，所以自然不知道他爷爷终其一生的奉献，对于肿瘤诊疗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他唯一能建立起来的联系，是爷爷在八十六岁时做了肠癌手术，之后又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过了十年。 这使我有一种急切的心情，想要执笔写下这篇文章，在巨星陨落余晖未尽之时，让更多因其毕生事业而受益的病友，能够有所知，有所感。 苏师兄的爷爷苏学曾教授，是我国最早应用CT和MRI的专家之一，也是医科院肿瘤医院放射科的早期建设者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老就参与了我国第一台肿瘤CT扫描仪和第一台超导型MRI的过程[1]。 我们今天能够在恶性肿瘤等疾病的诊断中使用CT、MRI这样高精、无损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苏老那一代医学大家的开拓。 从放射科到放疗科 1953年，苏老从北京协和医院毕业。 那个年代，正值西方放射医学迎来大发展之时：X射线虽然早在一战中就已经用于身体内部结构的检查，但用X射线治疗深部肿瘤、“指哪儿打哪儿”却明显能量不足。 1951年，第一台钴治疗仪在加拿大问世，其使用的放射性钴60能发出高能伽马（γ）射线，在治疗深部肿瘤方面比之前的X射线厉害不少。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协和医院的放疗科也迎来了鼎盛时期，使用美国救济总署拨给和从苏联引进的设备，每年都能治疗罹患恶性肿瘤和良性病变的上千名患者[2]。 到了60年代，协和医院在我国著名放射学家胡懋华教授的主张下，购买了匈牙利产的固定式治疗机和旋转式X射线治疗机，后来又添购了一台苏联产的钴60治疗机。 设备升级，人手也要加增。由于当时协和医院很多专家被调去组建医科院肿瘤医院（原日坛医院），整个放疗组只剩下刚毕业一年的周觉初大夫主持工作，老主任胡懋华教授为了重建协和自己的放疗科，就调入了很多年轻的医师和技师。 其中就包括苏老。[2] 兜兜转转，命运浮沉里结缘肿瘤医院 当时的苏老已成为放射科诊断组的主治医师，接受调派后，他先去医科院肿瘤医院跟老协和班底学习放疗，等到1963年学习结束后，又回到协和放疗科。  60年代协和放疗组主要成员合影。前排周觉初、吴桂兰；后排何家琳、苏学曾。 在放疗科，苏老采用的主要治疗手段就是协和引进的钴60加X线机体进行管腔内照射，也就是将放射源放入人体的自然管腔内进行放疗，这对于宫颈癌等恶性肿瘤患者来说可谓新的生机。 一时间，很多其他医院不敢接收的晚期宫颈癌患者都来到协和医院放疗科进行治疗。 然而好景不长，在动荡的局势下，英美教会背景的协和医院同样受到裹挟，不仅院名被改为红色气息浓厚的“反帝医院”，很多优秀医生也被“下放”农村去养鸡种树。 这其中，又包括苏老。 1969年，苏老跟随爱人被下放到青海（在苏老的表述中，这段经历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响应主席号召去下乡”）。苏老的爱人徐琼枝是小儿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人起初在偏僻边远的地区做赤脚医生，后来总算是被调到青海医学院教书。 在那里的两年间，苏老见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缺医少药，体悟着农村百姓的艰辛疾苦，目睹着一例例患者的寻常疾病因缺乏科学的诊疗手段而成为疑难杂症。 这使苏老心中扛上了沉重的担子。 1973年，经总理签字批准，医科院肿瘤医院从本单位和其他单位人员中调回和调入了一批医疗和科研骨干，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科室，苏老也被召回，调入医科院肿瘤医院放疗科，苏老的爱人回京后则调至阜外医院。  2001年1月27日，苏老与爱人、著名小儿心外科专家徐琼枝的合影。照片由苏仰平律师提供。 隔空研究多年，他让国人认识CT 风波过后，百废待兴。然而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世界上第一台CT（计算机断层扫描） 扫描机已经于1971年开始应用于临床，被称为自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放射诊断学上最重要的成就。 我们知道，X光检查的原理是，人体不同组织的密度和厚度也不同，当X射线透过不同的组织结构时，被吸收的就程度不同，所以到达荧屏或胶片上的X射线剂量也存在差异，从而形成明暗对比不同的影像。 这就能够帮助医生发现隐藏在身体深部的肿块或异物。  1895年12约22日，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右）在X光下照射自己夫人的手掌，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X光片。伦琴夫人惊呼：“我看到了自己的死亡！”
70年代中期以后，CT技术日趋完善，各种机型也不断发展。苏老在医学期刊上读到了CT技术在国外的发展，立即意识到这是影像诊断学上的大突破、大趋势，于是开始了对CT技术临床应用的长期研究。 1978年，苏老和陈盛祖教授在《国际肿瘤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CT技术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1]，这也成为我国最早介绍CT临床应用的文献。 同年，在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恒兴院长和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终于引进第一台CT扫描机。医生们对着这台陌生的庞然大物，一时竟不知从何下手。 好在，苏老等人早期的“隔空”研究派上了大用场。经过不断的摸索，理论终于与实践结合。而CT技术的普及，仅靠几位权威专家是远远不够的，苏老等人又马不停蹄地在全国举办学习班、研讨会，传授CT应用的理论与经验，希望更多临床医生了解到影像学诊断的前沿技术。 1986年，苏老协助我国影像学泰斗李果珍教授主编了国内第一本《临床体部CT诊断学》。自此之后，CT技术终于在我国逐步普及开来。  X光片和CT胶片灵敏度差异显著。 更上层楼，他参与引进MRI 奔腾年代，科技的进步总是多点开花。 1973年，正当苏老刚刚结束下放回到北京之时，美国科学家保罗·劳特布尔（Paul Lauterbur）发表了最早的磁共振成像实验。 在先前的基础研究中，科学家已经发现，构成世间万物的最小微粒原子像是一个由行星和卫星组成的小星系：原子核就是行星，而外周的电子就是卫星。  2013年，荷兰物质基础研究基金会科学家拍摄到的世界首张原子内部结构照片，中间红色区域就是原子核，外周云状部分则是电子。 原子核可以在磁场中旋转，并吸收频率与其旋转频率相同的电磁波，使原子核的能量增加。但当磁场和电子波消失、原子核恢复原状时，就会再把多余的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释放出来。 这让劳特布尔想到，如果把物体放置在特定的磁场中，再用适当的电磁波照射这一物体，根据它释放出的电磁波，不就可以得知构成这一物体的原子核的位置和种类，进而绘制成物体内部的精确立体图像了吗？ 经过大量的摸索和实验，劳特布尔通过反投影方法，给两只装满蒸馏水的试管拍了张MRI照片，并将试验论文发表在了权威期刊《自然》杂志上。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张MRI图像[4]。  劳特布尔发表于《自然》上的论文配图。左侧为试验中的两只装水试管示意图，右侧为人类第一张MRI成像的灵魂画作…… 这一试验的成功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大量研究、试验和开发涌入磁共振成像领域——科学家才不想用这么前沿的技术画什么试管呢，他们设想的是用磁共振成像对人体内部的疾病、创伤等进行诊断。 于是仅仅十年时间，MRI就进入了临床应用阶段。 与此同步地，苏老也在80年代初参与了原国家科委组织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开发研究课题，与当时中科院声学所、电工所、高能所，七机部及北大物理系的专家们共同投身其中。 苏老意识到，相比CT，磁共振成像在影像学诊断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MRI对脑、骨骼和肝脏、脾脏等腹部实质性器官灵敏度更高。 1983年，苏老在《北京生物医学工程》期刊上发表了《磁共振成像在医学中的应用》，首次在国内媒体上介绍了MRI的临床应用。 3年后的1986年，国家科委为医科院肿瘤医院引进了全国第一台超导型MRI，肿瘤患者的临床诊疗迈入了新的纪元。而苏老和其他放射科先驱根据国外文献和临床实践经验持续摸索总结，逐步推广MRI技术在我国临床诊断中的应用[1]。 1987年，苏老与朱小平教授主编了《磁共振成像入门》正式出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磁共振成像的专著。 之后数十年间，苏老与其他放射科大家共同探索着各类肿瘤征象在MRI下的影像与诊断，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医学的前沿认知，像广大病友们关切的恶性肿瘤脑膜转移这样至今难以确诊的凶险并发症，苏老与同事们更是早在1999年就进行过专门的总结和论述[5]。 余 音 如今，三十多年已经过去，CT扫描机几乎遍布我国二级以上医院，MRI也基本成为三甲医院的标配。影像诊断学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在更早期发现肿瘤等病变的蛛丝马迹，并为后续治疗锁定标靶。 2011年，耄耋之年的苏老罹患癌症，从医生变成了患者。他在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学生使用CT和MRI设备为苏老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并制定了手术方案。 术后，苏老又岁月静好地度过了十个年头。即使在九旬的年纪上，他的记忆模糊、经常将孙子误认为儿子，但念念不忘的仍是在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同事和工作。 他毕生的心血，凝聚在那些巨大的医疗设备和黑白两色的胶片中。 而今，苏老已去。 但他的故事仍有温度，足以使我对放疗科、放射科那些巨大的冰冷的设备，产生情感上的联结。就好像每次抬头望见一轮明月，都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些诗人曾经来过，并留下诗句里的豪情与忧思。 作为患者社群中的一粒微尘，和受惠于其毕生工作的普通患者中的一员，我希望趁苏老尚未走远，打捞起一些尘封往事。 让我们这一声感谢，知道向谁诉说。   本文作者 左手曦月右手清阳 与癌共舞论坛综合交流区、病友法律援助专区版主 律师，科普作家  星标关注，精彩内容不错过！ 与癌共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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