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52年的一天，刘少奇率领党中央部分领导干部来到北京火车站。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接一个人，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 陈昌浩当年在延安时，因有严重的胃溃疡，因而被党组织安排到苏联去治疗，之后长达十数年的时间，尽管陈昌浩一直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但因为山川道路阻隔，加之后来二战爆发，德国闪击苏联，以至于他始终滞留在苏联。 抗战结束后，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陈昌浩这才委托蔡畅再次向党中央请求，希望能回国参加工作。 陈昌浩回国后，原来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了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聚会，并邀请陈昌浩参加。 望着眼前一个个熟悉的面孔，陈昌浩不仅愧悔难当，他向在座的所有人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自己的歉意。 人群中，陈昌浩还看到了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他上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
1962年，陈昌浩又回到了湖北故乡，在那里又见到了数百名原红四方面军将领，陈昌浩向他们一一握手致意，并眼含热泪承认当年的错误。 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三驾马车之一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根据当时党指挥枪的原则，陈昌浩是当时这支部队的实际指挥者。 陈昌浩对于红四方面军的建设与发展，是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的。 陈昌浩是武汉人，早年在武昌大学求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在武汉地区做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  图|年轻时的陈昌浩 三十年代初，陈昌浩接受党组织的命令，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临走时他的妻子刘秀贞已经怀孕数月，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陈祖泽，尽管他很不舍得离开，但陈昌浩还是接受了党的安排，前往苏联，临走时他为尚未出身的儿子取名为“洋生”(陈祖涛)，意思是父亲在留洋时出生。 1931年4月，周恩来安排顾顺章护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和陈昌浩，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在黄安、麻城两地领导的黄麻起义，起义以后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 随着根据地几次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1930年4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正式建立，至当年6月，鄂豫皖边区第一届苏维埃大会召开，正式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也正式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并将六安、霍山、潜山的游击队改编为两个独立师。 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之前，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已经合并建立了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军参谋长，并成立了以曾中生为主的中共鄂豫皖特委以及军事委员会。 然而遗憾的是、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等一大批的功勋卓著，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红军将领，没能跟随红四方面军一直走下来。 张国焘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央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担任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尽管以红四军、红25军统一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不断壮大，鄂豫皖苏区也发展到了拥有4万平方公里、人口350万的大革命根据地。 但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期间，推行严重的左倾错误领导，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  图|鄂豫皖苏区 1932年7月，国民党军调集了30万大军，发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因张国焘推行左倾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几经浴血奋战，却未能打破围剿，不得已而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秦岭、大巴山山区一带，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从1932年10月到1935年3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十分迅猛，成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根据地。 那时的陈昌浩，对张国焘也十分推崇，而且自与张国焘共事以来，两人几乎是形影不离。尤其是在张国焘推行其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中，始终予以相当的支持。 徐向前逐渐成长起来后，成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对张国焘许多主张都不大认同，但由于陈昌浩每每在其中选择支持张国焘，徐向前也无奈只能服从。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会师。 张国焘注意到了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央红军历经几次浴血奋战后，全军上下只剩下了万余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拥有8万之众，两下一比较，张国焘野心迅速膨胀起来。 6月26日，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接下来就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的问题。6月29日，为了统一指挥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图|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张国焘很不满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尤其是对于安排自己当军委副主席很不满意，回到驻地后，便开始煽动不满情绪，他对秘书黄超道说：
红一方面军派遣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进行慰问时，张国焘竟然调动一部分人，希望中央考虑任命张国焘为红军副司令员、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 陈昌浩当时对张国焘的错误认识并不清，还执意电示中央：希望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将红一、红四方面军统一在张国焘下指挥。 这种公然向党伸手要权的行为，也预示着张国焘的野心越来越大。 真正让陈昌浩改变错误认识，是在张国焘执意违背中央命令南下，结果遭遇到惨败，自此陈昌浩才意识到，张国焘的错误，并决心率领红四方面军再度北上，经从苏联回来的张浩劝说，张国焘终于取消了另立中央，回归到正确道路上来。 西路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顺利结束。 事实上就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8月21日，中央便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通道后出兵绥远抗日。 共产国际后来也复电同意中共中央的计划。 不过由于当时中央仍未对张国焘的问题做定性说明，也对前线指挥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按照战前计划，红四方面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夺取岷县，进攻陇西等地，支援东北军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  图|长征路线 由于国民党军当时在南线已经集中了十数个师准备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军，中央军委考虑到实际情况，决定将重点集中在击破南线的国民党军，并同时关注北向运动。而下达给红四方面军的具体作战任务是：
然而，由于张国焘擅自下令，调红四军与红31军脱离原先预定的作战位置，导致了在南线重点打击胡宗南国民党军的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打通了进军宁夏的通道后，切断了河东、河西红军的联系。以至于预定的宁夏战役计划，也未能顺利执行。 已经渡过河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九军、红五军、红30军成为了一支孤军落在了敌人腹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陈昌浩、徐向前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 这是的西路军已经占据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牌一线，但这里环境恶劣，缺少食水，大部队根本无法停留，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当时尚未改称西路军）建议中央，如果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河西部队将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  图|徐向前 考虑到红军这一支部队是孤军深入敌人腹地，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命令是：
然而本该执行此项命令的西路军，在11月5日又接到了张国焘的单独电令：
很遗憾在当时红四方面军未能克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对于中央的命令也不能深刻体会，因而造成了指挥上的冲突。 尤其是当时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期间，未能完全摆脱张国焘的影响。 尽管张国焘当时也注意到西路军被完全隔断在河西的情况，但依然无视敌情，他在给陈昌浩的电文中指示称： “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 “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图|陈昌浩（右）与儿子陈祖涛 所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充分商讨后，决心孤军执行西进的战略，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他在当时也认为，尽管西进有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在当时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才是红军当前最应该的根本任务。 尽管西路军始终复电中央，单独执行西进任务有把握，但中央仍深感忧虑，在同意西进计划后，又于11月11日询问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并有意当西路军东返回，然而西路军复电称：
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了一条彻彻底底的不归路。 事实上一直到12月底，中央对西路军的考虑依然是东进最为有利。 西路军在西进过程中，遭遇西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优势兵力的围剿，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接到中央电文后，给陈昌浩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1937年3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会议决定陈昌浩与徐向前离队。 据《徐向前传》记载描述，徐向前不愿意离队，他对陈昌浩说：
徐向前对部队的情况心知肚明，他作为部队主要的领导者，尤其是在危难关头，一旦离开部队，很容易造成人心涣散，那么西路军剩下的这几千人很有可能也保不住。  图|西路军西进行动示意图 然而陈昌浩认为，他们两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对部队行动不利，坚持要求离队：
不少人也都赞同他的说法，让两人返回中央汇报情况。 一直到临走时，徐向前还在企图说服陈昌浩留在军中，尽管也有李先念等将领认为他们不应该离开部队，但最终大家选择了相互迁就，徐向前迁就了陈昌浩的主张，同意离开部队。 西路军的失败，给徐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样在陈昌浩的心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徐向前写信给宋时轮：陈昌浩遗孀生活困难，请予以照顾徐向前、陈昌浩后来都辗转回到了延安。 与老战友徐向前不同，陈昌浩于1937年6月回到过湖北武汉老家，曾打算在武汉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因困难重重而失败，自此以后愈发灰心，返回延安后，陈昌浩患有很严重的胃溃疡，因而被送到苏联去治病。 事实上党中央对陈昌浩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图|陈祖涛 1938年的一天，周恩来特地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送到了延安，让他们父子团聚。 陈祖涛后来也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陈昌浩一生有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刘秀贞，之前我们提到过，第二任妻子是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后来在苏联时，又结识了苏联籍的妻子格兰娜，两人后来育有一子陈祖莫。后来也跟着陈昌浩一起到了中国定居。 1952年陈昌浩回国后，担任过中央编译局的局长，一直到1967年去世。 尽管徐向前与陈昌浩几次在重大问题上有过争论，但对这位老战友的情况却十分关心。 时间来到1983年2月，原中组部部长安子文的儿子安民给徐向前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一个情况：
为什么安民要特地给徐向前写信，原来就在之前，安民就向中组部反应了这个情况，中组部当时也曾热情地接待过陈祖莫，而且还把问题批转给了陈昌浩生前所在的单位中央编译局。 然而中央编译局在接到信以后，却始终没有办理，思来想去，安民也只好写信给徐向前，请他出面帮忙处理这件事。  图|陈昌浩与妻子格兰娜合影 徐向前一听是老战友的妻子生活困难，十分关心，立即写信给自己的老部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
尽管在过去战争年代，两人不可避免的有些分歧，但自始至终，陈昌浩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无论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在川陕苏区时，陈昌浩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毋庸置疑。 在徐向前元帅的过问下，陈昌浩遗孀生活困难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图|陈昌浩晚年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功勋卓著 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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