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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中原文明的吸收和继承，使之成为了历史上的“海东盛国。”  渤海国，作为一个以靺鞨族为主体且多民族共融的东北地区民族政权，在它所存在的 228 年（698—926 年）里，不仅与新罗、日本、突厥、契丹等周边国家和民族积极建交，互通商贸，更是全面学习中原文化，按唐制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迸发出璀璨的光芒，享有“海东盛国”的美誉。
其从游牧文明转变为农耕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渤海国的手工业、畜牧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令人惊叹，同时也证明了渤海国文明是以中原文明为母本的分支，是一脉相传的炎黄文化。而这一现象对于唐代之后的东北史研究来说，其意义不可谓不大，也为之后东北游牧民族如契丹、女真等南下融入中原文明做了铺垫。所以今天我们就回溯渤海国的历史，来一探这颗璀璨的“海东明珠”。
说到渤海国的建立，自然要从其主体民族粟末靺鞨入手。根据《隋书》《唐书》等官方典籍的记载，靺鞨就是先秦时期的肃慎族，是我国古代东北三大民族之一。在汉至两晋时期称作挹娄或者肃慎，南北朝到隋初又叫作勿吉，而后才被称为靺鞨。 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如此频繁地改名，这种事情在我国古代并不多见，但也不算孤例。多是因为中原王朝的更迭以致于读音变化或者民族成分有了较大的变化，从而采取不同的叫法，很显然靺鞨算是两者兼之。在《大戴礼记》中有称颂虞舜、禹、成汤、文王“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的记载，可见肃慎一族早在虞舜时期就已经存在并臣服于中原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联系直到周朝都未断绝。 然而，随着东周分裂，中原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肃慎也因为卷入和秽貊的战争与中原王朝暂时中断联系，直到东汉时期才恢复联系，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挹娄了。三国时期的《魏略》说：“挹娄，一名肃慎氏。”在《晋书》中则有“肃慎氏一名挹娄” 的记载。可见当时挹娄和肃慎两个称呼是并存的，为此有学者提出肃慎本就是邾娄的转写，而挹娄也是邾娄的转写，所以肃慎和挹娄本就是同一词，只是不同王朝的不同称呼而已 。 到了南北朝时期，挹娄开始被称为勿吉。《魏书 · 勿吉传》中有“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的记载，证明了勿吉就是肃慎新称呼。然而相对于从肃慎变成挹娄，从挹娄变成勿吉却仅仅经过了百余年的时间，因为对挹娄来说，这是一段惨痛的灰色历史。
很显然这次对挹娄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随后余下的挹娄遗民在兜兜转转之后迁移到了黑龙江中下游地区，途中又结合了其余被高句丽压迫的游牧民族以及部分高句丽人、夫余人。他们最终居住的这片土地，中原王朝就称之为勿吉。所以等到北魏时期，当挹娄人再度进贡中原王朝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成为了勿吉。毕竟游牧民族因居住地改变而更名，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例如东胡被匈奴灭亡以后，余下的人逃到鲜卑山就被称为鲜卑族，逃到乌桓山的就被称为乌桓族。 而勿吉最后定型被称为靺鞨族，最早见《北齐书》中《武成帝纪》记载：“河清二年（563），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北史 · 勿吉传》中也有 “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可见在某一时期，勿吉和靺鞨是并称的。而实际上“靺鞨”是古代通假用法，本字为“靺羯”，是南北朝史书中“勿吉”的转换。 以上诸多论述，除了说明靺鞨族的来历以外，我们从中亦不难看出除了个别时期，其族群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紧密的朝贡关系，甚至连族名也因为中原王朝的更迭和其自身发展频繁更换，这说明靺鞨族自古以来就受中原王朝影响甚深。而随着中原王朝再度进入统一，以及对周边民族影响的扩大，靺鞨的历史也将同中原王朝紧密联系。
靺鞨，在高丽（应为高句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车骨部……其四曰拂涅部……其五曰号室部……其六曰黑水部……其七曰白山部。
然而，作为一个东北的游牧民族联盟，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决定了个别部族之间会因其自身的利益考虑而立场不同，特别是 7 世纪中期高句丽和中原王朝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靺鞨内部亦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例如，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远征高句丽，当时的高句丽军中就出现了白山靺鞨、伯咄部靺鞨和安车骨靺鞨的身影；而作为中原王朝这边的大唐联合军中，早年便内迁到营州（辽宁朝阳）和燕州（河北涿鹿）的粟末靺鞨部是其主力先头部队之一。特别是突地稽的儿子李谨行，是唐初赫赫有名的边疆将领，作为唐高宗年间平高句丽叛乱的统帅，后又于青海破吐蕃数万兵马，赐姓李，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哪怕是同属于粟末靺鞨，也不全部都是依附大唐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粟末靺鞨人被高句丽征服之后就成为了高句丽人，其酋长为时高句丽振国将军乞乞仲象。据《桓檀古记》记载，乞乞仲象为人勇猛，是多次击退大唐进攻高句丽的重要将领，而他正是渤海国开国君主大祚荣的父亲。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九月十二日，唐和新罗联军攻破高句丽都城平壤，威胁中原王朝东北部边疆数个世纪之久的高句丽彻底灭亡。同时为了防止高句丽复国以及依附高句丽的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再度叛乱，唐王朝采取了管制和分化两手抓的办法，以平壤为中心设安东都护府，同时任命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并强行将依附高句丽的粟末靺鞨、契丹和奚等迁到辽西营州，进一步管辖和统治，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及的乞乞仲象所率领的粟末靺鞨部。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因契丹部族所在地发生大饥荒，营州一带饥民遍地，然当时营州都督赵文翙不仅见死不救，甚至依旧横征暴敛。这激起了契丹松漠都督、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首领李尽忠的不满。当年五月十六日，李尽忠连同孙万荣等起兵反抗武周，攻陷营州并杀死了赵文翙，史称“营州之乱”。 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一边抵抗武周军队的追击，一边向辽东跑去。在此期间乞四比羽被武周军队斩杀，乞乞仲象途中病故，大祚荣随之成为了新的粟末靺鞨首领，并在天门岭联合高句丽部族一同击败武周军队，为靺鞨族继续东奔赢取了时间和机会。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武周为了瓦解东北少数民族的反周联盟，采取了招抚政策，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只是因前者拒不受命以致于被武周追兵所杀，而乞乞仲象作为震国公，其封号亦成为渤海国最初的名字。 圣历元年（698），东突厥可汗默啜与武周反目，联同契丹和奚攻入河北中西部地区，将武周和东北边疆的联系短暂切断。大祚荣于是趁此时机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西南城子山山城，又说在今吉林延吉东南城子山山城或和龙西古城）建立独立政权，以乞乞仲象封号为国号，建立“震国”，自号“震国王”，即渤海国之始。
在当时各民族政权林立、族群利益争斗不断的东北地区立足，对于新生的渤海国来说并不容易。大祚荣在建国后先是遣使和突厥以及新罗结盟，后又于 705 年唐中宗复位后接受大唐招抚，遣次子大门艺入唐为质，并在 713 年受唐玄宗李隆基册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渤海由此成为其新国号。可见大祚荣在立国之初深知以和平结盟的外交方式使得渤海国站稳脚跟最为重要。 当大祚荣去世之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即“渤海武王”。不过，这期间的渤海国却和唐朝之间发生了一个插曲。随着渤海国初期稳定之后，大武艺开始对铁利、拂涅靺鞨、越喜、虞娄、黑水靺鞨等东北部族发动战争，触及大唐在东北的利益。仁安九年（渤海国年号，727 年）大武艺还派遣高仁义、高齐德等 24 名使者前往日本，一方面是同其结盟，另一方面是想联合日本一起对抗大唐，并于 732 年水陆并进侵犯登州、马都山一带。 然而，在黑水靺鞨、新罗与大唐军队的联合反击下，大武艺并没有讨到半分好处，最终大武艺遣使向唐谢罪，唐渤关系恢复正常。 这里我们虽然看到渤海武王大武艺为人鲁莽，但是大武艺仍是渤海国较有作为的君主之一，渤海国在其手中达到疆土鼎盛时期，为之后 “海东盛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任何时期两国之间最好的关系永远是“合作共赢，协同发展”。737 年，大武艺去世，大钦茂继位，渤海国开始积极向大唐王朝学习，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的统治机构，地方则设五京及府、州、县制度管辖，最后形成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的格局，与中原王朝几近无二。同时包括勋官制度和爵位制度基本也都是照搬中原王朝，由此建立了一套几近完整的“封建王权”政治制度。
特别是安史之乱期间，渤海国迁都上京龙泉府以防叛军侵入，并未从流安禄山。为此，宝应元年（762），唐代宗破格升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这对于渤海国来说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终于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不仅和日本、新罗诸国享有同等地位的外交，亦使得其独立自主政策能够更完整地实行下去。 例如，大钦茂在位期间，渤海国和日本往来频繁，其中有记载的访日使团就达 12 次之多 。而最初渤海国和日本建交的时候，日本曾威胁渤海国向其朝贡，建立从属关系，渤海国则拒不接受，在多方拉扯之下，最终日本和渤海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 建章访问渤海国。可以说唐与渤海国之间的联系是远超其余诸国的，而渤海国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也开始令其自身进行蜕变，并最终奠定“海东盛国”的荣耀。在这点上我们从 20 世纪出土的渤海国文物中，亦可窥见当时整个渤海国从游牧到农耕的变化。 例如，1964 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六顶山渤海王室贵族墓地和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贞孝公主墓的发掘和渤海上京宫城遗址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人员从中发现了大量的铁镰、铁铲、铁锸等铁制农具和麻衣、毛衣、丝绸等纺织作品。其中上京龙泉府的龙州之绸和南京南海府的沃州之锦已经不输中原地界的织物，为当时东北地区纺织业的代表，更是作为进献给大唐王朝的贡品和出口日本的交易物。
此外还有陶缸、陶碗、三脚器、灰陶异形盘等陶器制品，其中伴随出土的数件白瓷碗和紫瓷罐，技艺之精湛，已经不输中原。如唐武宗会昌元年（841）渤海国曾向大唐进献的玛瑙柜和紫瓷盆，《杜阳杂编》记载： 马脑柜方三尺，深色如茜，所制工巧无比，用贮神仙之书，置之帐侧。紫瓷盆量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上犹叹息久之。 而当时渤海国出使日本所带玳瑁杯更是轰动日本，日本通事春日宅成直接评价说：“昔入唐，获观多珍，未有若此之奇也。” 渤海国除了向中原学习锻造、造船、矿冶、制纸、制革等最基础的农耕文明技能以外，他们还利用自己作为东北民族的特长，发展畜牧业、果树栽培等农业项目。而身为一个夹在新罗、日本、大唐之间的政权，其积极和各国、周边各族展开商业贸易，当时登州港（今山东蓬莱）就经常停泊着大批渤海国的“交关船”，即商业贸易船队。 中原王朝有的手工业、农业、畜牧业在当时的渤海国六顶山墓葬出土深腹筒形罐 尽皆有之。《新唐书 · 渤海传》中就记载了这一景象： 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丸）都之李，乐游之梨。
不过对于渤海国来说，向唐王朝学习最宝贵的并不是技能，而是文化。前文我们已经讲述渤海国为学习中原王朝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所以作为集权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亦成为渤海国贵族所推崇的文化，各种经典典籍随之涌入渤海国。为了便于学习中原文化，当时的上京城还设有“文籍院”，也就是博物院，以供贵族子弟学习。 在中原王朝的影响下，渤海国的教育、诗歌、音乐舞蹈、建筑艺术、雕塑、宗教等文化领域也进入全面繁荣阶段。例如，渤海国曾先后遣留学生向大唐学习佛教、儒教和道教，20世纪挖掘出来的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就是一座典型的佛塔形墓葬。再比如音乐方面，根据《辽史 · 乐志》的记载，渤海国吸收唐代雅乐之后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渤海乐”，传入日本之后被日本列为宫廷音乐之一。 此外，我们都知道，日本奈良时期的都城平城京当年是完全按照唐代长安城规格所建，被誉为小长安城。而在这世界上实际还有一座完全按照长安城比例所修建的都城，那就是渤海国的都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牡丹江市宁安市西南渤海镇）。该城形制、布局、建筑物款式均模仿长安，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其中外城周长 17.5 公里，内城 4.5 公里，宫城 2.5 公里，南北贯通一条朱雀大街，其规格远超同时期的平城京，为当时东亚十大都城之一。也难怪温庭筠在《送渤海王子归本国》中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之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渤海国的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母本而产生的一种新东北文化，不仅是中原文化在东北的传承，同时也是中原文明被东北游牧民族所继承，从本质上说渤海国和中原王朝除了地域分布不同以外，实际并无二致。当然从客观上来说，促成这一点还是因为渤海国统治阶层需要借助中原文化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完成从部落联盟到封建王权的过渡，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研究渤海国和中原王朝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当时大唐是有在渤海国设置长史的。在金毓黻的《渤海国志长编》中，其考证唐以渤海为国，应为置长史，如黑水府之例。又，长史之阶在副王之下，平章事之上……盖以其内大相或左右相兼充，不由中朝遣官也。
唐朝在渤海国设置的长史是由渤海国自己的官员所兼任的，且地位仅次于国王和副王。这反映了作为大唐的属国，其长史一职在渤海国的地位崇高，向中原王朝负责；又说明了渤海国作为独立政权得到中原王朝的肯定，长史以相国兼任。在这点上，充分展现了大唐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
进入 10 世纪之后，渤海国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激烈。根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八年（925）九月，渤海将军申德带领五百族人来投；是月，渤海礼部卿大夫和钧、均老、司政大元钧、工部卿大福暮、左右卫将军大审理等又带百余户投诚。虽然史籍对渤海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具体记载，但是不难看出此时的渤海国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而此时崛起的契丹国则在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于 925 年末大举进攻渤海，并在次年攻陷上京龙泉府。《辽史》记载： 先帝（耶律阿保机）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
而为了防止渤海遗民复国，阿保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强迫渤海人迁徙他乡，并将之改名为“东丹国”作为过渡政权，由此宣告存在了 228 年的渤海国彻底覆灭。而那些不堪契丹压迫的渤海遗民，大部分逃往了朝鲜半岛的高丽（以贵族皇室为主）；一部分人则前往女真人居住区成为女真的一部分，并延续到明末女真崛起时期；还有部分人逃到了中原地区的后周、北宋（出逃时间前后不同），并彻底融入到汉族之中。 渤海国作为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吸收中原文明的典范，在时间的长河中绽放了自己的光芒。它对中原文明的吸收和继承，使之成为了历史上的“海东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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