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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新
（一）
想起故乡的胡同，那真叫胡同，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村址西移，早成一片耕地了。可惜那时侯没有数码相机，要是拍下来该多好！
或许年过花甲的人总爱怀旧，时常在梦里辗转反侧那些胡同里的人和事。
在山东省昌乐县城南街道办小埠前村的老家里，全村供奉着一个刘姓祖宗，无他姓，但不知何年何月衍变为三个分支，分别居住在三个地块，由此有了大街、前街和后街。三条东西大街平行着插入昌乐有史以来最早的那条公路。有棵比老祖宗还老的国槐巍然屹立在中心大街上，刘姓三个分支就以这棵老槐树为中心分散开来。每逢村里开大会，老槐树是当然的“族长”，男女老少陆续集中到老槐树底下，听村里管事人有一搭无一搭地吭吭几句，先入耳的无非是拖了长声的“这个——这个——”，之后方谈正事，好似不用“这个”铺垫，就憋不出后边的话似地。
要说胡同，我们东头的两条南北胡同不算最长，却是全村的“亮点”，因为这里在民国时期有乡公所和学堂，故事自然比别的胡同多。
故宅所在的胡同呈“h”形，是从我家大门口附近分的岔。黄褐色的粘土和黑褐色的沙土互相推搡着，倘逢雨天，走不上几步，鞋便陷进泥里。农忙时，迎面两辆手推车躲让着才能通过。房屋很矮，大人不用翘脚便摸到屋檐。屋墙大多是用墙板夹了土夯起来的，墙基只不过贴几层砖，为的是防雨水冲刷。六十年代，巷底的一家翻盖了正房，全用砖包皮，屋子高了一大截，窗子宽敞了许多，镶了玻璃，着实让胡同的住户们羡慕了一阵子。
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胡同头那眼井永远是忙碌的。早上，天还没放亮，辛勤的农人便吱溜一声敞开大门，挑上水桶小步颠着走向井口，因为刚打上来的水温度高，谁也想省把柴禾呢。就在我结婚那年，村上先后娶进十多个新媳妇，就如比赛似的，她们早早起床，从各条胡同里小跑着出来在井口汇合，有说有笑，把全村的小胡同都闹醒了。稍晚点儿，老人背着粪筐，小孩背上书包，青壮年扛起农具，胡同顿时热闹起来。
胡同不断有亲友来，不论谁见到都要寒暄一番，好像客人是全胡同的。来客的那家如果邀请，谁也会高兴地提上瓶瓜干烧酒或揣上几个鸡蛋，欣然应约。如果听到客人讲起不幸的遭遇，在座的人常会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当然，有些客人是不可交的，比如县城北边老姑家有一邻居，与我家本来三不沾四不连的，在那灾荒年月，打听着跑到我家来，我祖父挽留他好几天，尽管我家也贫寒，却慷慨地拿出所有存粮；那人对我祖父则一口一个大爷的叫，祖父说：“咱们还是弟兄相称吧。”等到经济好转，祖父带我去老姑家，打听到那老头在家，去拜访，那老头连连摇头，说不认识我祖父，祖父气得浑身发抖。祖父听老姑说起这里的风情：刻薄、吝啬、狡黠、反脸不认人；但祖父没想到一个在他怜悯下没有饿死的人却这般绝情。当然，这样的人，是不会再受故乡的胡同欢迎了。
夏天到初秋是个敞开的季节。当夕阳渐渐隐入西山，胡同上空星光如萤，风从胡同口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门口。晚凉有着超常的魅力，把深藏在庭院中的生活吸引到了外面。这时的胡同口便成了大人和小孩的娱乐场。人们纷纷提上杌踏、蒲团、拖拉上凉席子到了胡同口。于是满村子的婚丧嫁娶、种种新闻轶事成了啦不完的呱儿。谁家的儿子儿媳孝顺，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谁家的猪仔卖了好价钱，谁家的先人扛活时一顿吃“一筷子”煎饼……连那些生活最底层的秘密也能从闲谈中透露一二。我小时，同所有孩子一样，兴趣全不在此，软缠硬磨地让大人给我“叭傻话”(即讲故事)，大人就敷衍着“傻话傻话，种了二亩籽瓜”，被絮聒不过时，倒也乐得迎合我们的口味，讲些鬼狐妖精的故事，越听越害怕，越怕越想听，直吓得一个人不敢回家。
说起故宅那条胡同，“h”形竖直的那边本来是通开的，不知何故北端封闭了，或许北端那一家成分高是地主，唯恐小学生上学被“异化”了吧？或许只有堵起来学堂到院落才大一点儿吧？或许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充当茅房（厕所）吧？我不得而知。但我只知道要不截起来的话，我上学就会少转几道弯。
听大人讲，那个辈分最低的人干过“伪乡长”，学堂就是原来的乡公所，“八路”来了后改作了学堂。
上小学五年级(1959年)那年，我在边下街上高小。那年小胡同理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与胡同北端那家“地主”成分的有关，至今历历在目。
那是夏末的一个中午，倾盆大雨毫不留情地砸在湿滑的地上，那个被镇压“伪乡长”的儿媳妇带着儿女跌跌爬爬从野外寻找野菜归来，由于疲劳、饥饿，加上男人被抓的惊吓，刚到胡同口便倒下了。那个比我仅小两岁的女孩哭着去拉扯，可女孩的娘躺在胡同口永远地去了另一个世界。几个胡同里的大人冒着瓢泼大雨把女孩的娘抬回了家。我当时正在屋檐下避雨，目睹了这一全过程。那女孩撕心裂肺的哀痛长久地盘旋在我飘渺的记忆中，欲抛不能，挥之难去。虽然学校里灌输的是“阶级斗争”，但一个地富子女的子女又有何罪?“极左”的宣传与残酷的现实困扰着我，在我少年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
几天前，女孩的父亲为生计所迫，去三十里外的集上出卖仅存的破家具，不料路上碰上人命案，公安人员将正在路上行走的女孩父亲逮捕了(后因真凶捕获，才得以释放)。女孩的娘惨死胡同口时，女孩的父亲正蹲大狱呢。胡同里的人捐了一领苇席和两条麻袋，就在那连阴天里把丧事办了。女孩好似一下子长大了，领了弟弟到胡同各家的大门口去磕头致谢，尽管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哭出声来。到我家时，正是傍晚，祖父早就等在大门外，还领我父亲和叔父郑重地还了一个古代抱拳礼。我见到女孩眸子里盛满了凄楚和哀伤，也看到了女孩对胡同里的人无比虔诚和敬重，也看到女孩的额头磕出了血，她是在用真心诚意向胡同里的人致谢。记得祖父说了句话：“小小孩子，遭这磨难，让人心里不忍哪!”也许就是祖父这句话，改变了我歧视成份不好的孩子的做法，此后，无论在什么场合，我不再欺侮那些被成份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孩子。是祖父那朴素的人道主义的一句话，撼摇了我那幼稚的心灵。
胡同很友好，不管谁家有病有灾，都看成自家的不幸。我因是个教书匠，成年在外，家中的农活没少让老少爷们操心。令我终生难忘的两件事：一是大儿子刚上学那年遭遇车祸，胡同里(全村人也惊动了)的人挡下了肇事的车，并把儿子送往医院，等坡里干活的妻赶往医院时，住院手续早已办好了。还有一次，是八岁的二儿子从树上掉下来，昏迷不醒，也是胡同里的人送往医院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凭我那时的家境是不具备报恩条件的，顶多是在周末，捎几个馒头，买瓶白酒，炒几盘菜蔬，邀他们来坐坐，小酌一番，表表谢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搞规划，村庄移至公路西边，原先胡同里的住户已散落全村，很难找。但我还是珍惜一切回老家的机会，认真地寻。如果要找的人不在家，就耐心地等。平日我常对孩子们讲：“不要忘了咱们老家，不要忘了咱胡同里的人，他们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哪!”
如今，全村的胡同早已变成耕地，但我对它怎么也不能忘怀。每次回老家，常身不由己地蹒跚到那大致的地段，虽找不到胡同准确的地点，但眼中流露出的虔敬，只有我自己明白……
（二）
从汪曾祺先生那篇《胡同文化》里得知，“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但他老人家也不能确认，故而紧接着说了句“未知确否？”
我倒觉得胡同很像一口井，因为大多是直直的窄窄的，不像水井又像什么呢？尤其我老家西头那条胡同，还有邻村边下街的赵家胡同、秦家胡同，怎么看都像一口水井，赵家胡同与我上的高小正对面，秦家胡同就紧贴在我们教室后边，打开后窗即可见到胡同穿梭的人影。
北方的胡同当然与水井有不同的地方，它是个小社会，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胡同里总有个“爱管闲事”的大爷，这大爷虽说好管闲事，但一胡同的人好似都愿意臣服。大爷也就悠然自得地拉个小杌踏端坐自家大门口，眼睛极其潇洒地看着满胡同的人来来去去，猛不丁喊住一个行人，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给人谋划着日子，规划着岁月。直到行人鸡啄米似地点头，才笑眯眯地目送着行人离去。
胡同里总有个不干正事的“二流子”惹眼，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有事没事，总闹点儿歪事险事给人看，我们老家叫“闹玄”，这个“玄”的读音一般人是发不出的，因为是个浓浓的拖得很长的“儿化音”。比如说，他不定那霎儿爬到人家新婚小两口床底下发埋汰，使日歪，猛地里嗤嗤一笑，吓得新媳妇直尿到便盆外。我曾发表的小小说《妈那个巴子，河滩》里就写到这么一个不干正事的“二流子”。
胡同里总有一扇或两扇门里，射出一束柔和的勾人的光线，那光线覆盖了整整一条胡同。那必定是年青守寡的小媳妇思春哩；当然了，也有那为闺女时就不安分的主儿，更大胆，歪倚在门框上直勾勾地睃视着来来往往的俊俏小白脸。可也怪，这种女人总是苗条的身段，秀丽的眉眼，这没办法，属那狐媚子。虽然现在鄙人老得不像样子，可早年还是挺自豪的，因为“不懂人事”的少年时代就常被那束光线锁定过，还好，还没有失去童贞。
北方的胡同口，总隔三差五地来几个匠人，譬如邻村大埠前有个“锢镥子匠”，高一声低一声喊着“锔盆子锔碗锔大缸”，大人告诉我，比我高一辈，得叫他叔。好似“人民公社”那一年，断了踪，绝了影，听不到那长长柔柔的声音了。
北方的胡同口，时不时地来几个“铜货郎”，两头的竹筐里满盛着针头线脑、弹弓、玻璃球，这可是婆娘和小孩子的“喜神”哪！
北方胡同里总有家祖宗坟头冒烟的主儿，一连出几个有出息的孩子，全胡同的人都觉得脸上有光。不过呢，有那些不景气的人家，看到人家孩子来家探亲，见了面笑容满面，可一回到家，想想自家孩子，心里总是酸不溜秋的不是滋味。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把极会过日子的老人，儿女和媳妇子吃饭难见一根肉丝丝，净吃咸菜疙瘩，用现在年轻人的俏皮话，“嘴里淡出个鸟来”。据说某胡同里一个老头太抠了，大儿子心生一计，到大集买了一斤小咸鱼，钻进庄稼地专等老爹归来，老头一眼瞅到小路上的咸鱼，喜孜孜拿回家，儿子、儿媳、闺女、孙子孙女高兴得就像过大年，就着香喷喷煎好的小咸鱼，脖子一梗一梗一抻一抻，不大会儿，一厚盖垫煎饼没了。老头跺脚摇头，后悔不跌，他心疼那一盖垫煎饼哪！又过许久，一家人未动荤腥。二儿子如法炮制，但被老头一脚踢出老远，嘴里呐呐着：“我可不上你的当了！”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从小没了亲娘的孩子，也总有个自私狭隘不通人情偏心眼的后娘，对待前窝的儿子吝啬刻薄，对待自己的儿女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可到老来亲儿子还不如前窝儿子孝顺，只留下一辈子遗憾。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男人顶不起男人的主儿，脖颈老缩进半截，头像个蔫茄子，平日里口中讷讷，一遇事，更是半天憋不出一句话，老实得像个木橛子，村人讲话“三脚踢不出个屁来”，“死狗拖不了墙上”。啥事都是老婆扛大梁，阴盛阳衰。要是村里有啥公干或者外地人来寻，胡同里人说：“你与他说不顶用，还是和他媳妇说去吧！”大凡顶不起家的男人，往往房事也不爽快，我小时候就听到一个媳妇常常夜里对丈夫发难，嚎哭不止，引得一胡同人挤满房前屋后，若是有人敲开门劝架，立时没了声响。大家都明白，这媳妇可怜，嫁了个不能履行男人职责的活死尸，性压抑性饥渴，有苦没处诉。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长舌妇”，看啥事都往坏处想，看到人家男人女人说句话，必然寻思这俩人好上了咋地？这种人腿还勤，走了东家串西家，神神道道地嘴对着婆娘们耳朵散布“新闻消息”，末了还忘不了嘱咐一句：“这件事儿，我只和你说，可别捅出去呀！”俗话说：“打一百板墙没有不透的风”，直到风声大了，出事了，让人家火刺刺寻到门上，恨不得有个老鼠洞立马钻进去。似此唯恐天下不乱的女人到头来臭得像摊屎，没人愿搭理，从此胡同暂时太平一阵子。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信教的，或者男人或者女人或者全家，一般来说，信耶稣也好，信佛也好，胡同里得到部分安稳；但是这些人往往重道轻邻，邻里和亲戚颇有微词。更有那丈夫妻子一个信教一个不信教的家庭，总起矛盾，说不定哪一天，丈夫来家见到一大群信徒包了几盖垫水饺，丈夫气不打一处来，我拼死拼活，勤俭节约，就这几斤白面留着过年，却让你这婆娘都搬运出来，不给你掀了才怪？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耍奸磨猾的男人，对于集体的事情宁推勿揽，看见乡邻有了困难绕道而行，即使往坡里推粪也是用俩再小不过的粪篓，还装得半满不浅，人家弓腰搭襻往地中间拱，他却老抢地头。男人看不起不说，就连崖头下拉车子的妇女也瞧不起，动辄拉绳一紧一松，故意出他洋相，谁叫你疼惜力气“奸臣不拉”？凡是耍奸磨猾的男人，还有一个毛病，在自己家吃饭很节约，每逢队里出夫改善生活，吃馒头一人顶仨，好像在家里三天没吃饭只等这一顿似地。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手脚不大干净的主儿，这家少了块布头，那家少了个鸡蛋，一准是他（或她）的“功绩”，这种人，胡同里所有人都防着他（她），见其在跟前，临出门恨不得大门拴上两把锁。凡是这种人，眼睛与别人总不一样，就与陈佩斯演得小品一样。说来也怪，胡同里的狗见了他（她）都吠成一片，好似来了江洋大盗。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酒鬼，要说喝酒，那几乎是男人的专利，北方男人不会喝酒的极少极少，但有的男人之所以获得酒鬼荣誉称号，不是因为他酒量大，也不是因为他偶尔撒酒疯打老婆，而是因为他没有钱借遍胡同也得喝酒。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先是扒了自家屋山墙的砖，接着卖了自己栏圈的木头，只剩下一间睡觉的屋了。新旧政权交替后不兴典老婆卖孩子，倘若允许，老婆孩子一准跟着别人姓去了。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老不出色”男人，年纪一大把的人了，说话行事不如个孩童，见了大姑娘小媳妇眼珠子眼看就要瞪出来，直让人家背后戳着脊梁骨骂“不要脸”！若是碰见老女人更大胆，猛不丁说出几句肆意调戏的话，常惹得人家吵吵着“去去去，回家与你儿媳妇说去！”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把“老来酸”女人，见到个干部腿挪不动，眯眯着眼睛格外骚情，恨不能一把拉到家里脱衣上炕献出肉体。若是村中来个驻村干部或者先生（大夫和老师），她便没话找话，眼睛直往人家裤裆里瞅，一旦人家不摸底细，一准上了她的当，非弄个声名扫地不可。这种女人不仅瞅准外来人，更可恶的是不论辈分大小，只要长得不太难看，即使人家叫她奶奶，她也绝不放过。我就见过一次，有一端铁饭碗的老职工，岁数也四五十了，那老女人给人家量体裁衣，在人家裤裆里大约待了三四分钟，根本不理会我就站在身边，直摸得那个老职工咯咯地笑，那男人与她服期很近，叫她婶子。大凡这种老骚货的子女往往耳濡目染，恶性循环，女儿不是在单位让一群公仆轮奸，就是刚过少女年龄，被比自己爷娘还大的男人娶了做老婆。儿子呢不是被告到拘留所，就是让人家追逼得离家出走。
北方胡同里总有个孝子，将父母服侍的熨熨帖贴，让满胡同老人眼馋，也让年轻人觉得心亏。这家人一准行事公正，和睦邻里，善良可亲。
北方胡同里总有几个不赡养老人的儿子或媳妇，老人住小黑屋不说，吃饭还得看儿子和儿媳的脸子，可谓生不逢时。年轻时被老子统治着，到老来又被儿子和儿媳压迫着。可是这事不好讲，又不是一家两家，老人凑了堆，皱纹里显出沧桑，眼角里露出木然，嘴角里含着辛酸，心底里隐着悲痛，好一阵都不说话，蓦然里一个老头长叹一声：“年头哪！”
（三）
去年以来，外出影摄，老想着拍摄几条胡同，可是城里历史久远的胡同基本寻不到了，它们大都被日渐火爆的房地产开发取代了。偶尔见到一条被高楼围起来的小胡同，宛如被强敌包围的小队伍，单薄又寒伧。忽然生出一种担心，时光荏苒，不用几年功夫，那一条条窄窄长长却能引出无数回忆的胡同，准被钢筋水泥森林所吞没。就看现在吧，取代它的是一排排住着寻常百姓的平房和一座座各自独立的楼房，我们的生活也许感觉不到什么异样，但一些上岁数的人却时常辗转反侧，总在梦里想起那些旧街名，这种情结或许一辈子念念不忘。
近来偶尔外出，总会看到一些住在儿女家的耄耋老人，坐个小杌踏，倚在朝阳的墙角边，聊着清末、民国以及人民公社的旧事，好几次欲拍照，却怕影响了他们的谈兴而作罢。
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对胡同并没有什么记忆，所以什么都没有失去；唯一惆怅的也许只有一些老人，因为对胡同的记忆，早已渗入了他们的脑海，一旦触动他们那根回忆的神经，就变成一个个老掉牙的故事，这些故事恍如云烟的幻影。但是，别小瞧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别疏忽这些恍如云烟的幻影，它们终有一天会被当作一段历史写在书上，让这些旧影永不消失，一如至今犹在的某些旧街名。
我的楼下有一位八十多的老人，总住不惯“铁笼子”般的楼房，因为没有她那个时代的人做伴闲聊，住不上一个月就嚷嚷着儿子送她回老家的胡同，楼下王老师是个大孝子，不得不一同回老家侍奉她。看来人终究是恋旧的，每一个在农村胡同里生活过的人，都忘不了胡同所蕴含着的世事与沧桑。
我原以为农村的胡同很少了，但毕竟还寻得到；城市的胡同基本没了。但近来却发现，情况远不是我所想的。因为农村建设搞规划，齐刷刷的大街，统一的房屋院墙，绝对失去了原先胡同的含义。而最近寻访的昌乐南关胡同，还有几条保持着原样，譬如昌乐县城南关的杨家巷和西门里那条又窄又长的南北胡同。
我寻访到的昌乐县城胡同的确有些旧，但对我来说，越旧越有滋味，譬如去年冬天我采访了西门里胡同，仿佛冬阳也变成了古老的云朵，驮着变幻不定的光线，洒在胡同里的房屋上、树木上，也洒在我身上。
冬天胡同里的阳光其实很值得研究，胡同一半是“阳”的，一半却是“阴”的。拍出来的照片无不“黑白分明”，这又让我想到：冬天里黑白分明的胡同更像胡同。当我在这条胡同里拍摄时，我固执地耽美于这种清冷的气息，感受这种北国胡同里的景物，别的都不去想它！这小城，这胡同，这黑白分明的光线，都是不事张扬的，低调的风情，恰到好处地温润着我的心灵。
我曾与朋友到过
“省历史文化名村”朱家峪，古村为梯形聚落，上下盘道，高低参差，错落有致。那些由印迹深深的铺路石、长满苔藓的老墙和斑驳陆离的门窗构成的胡同，让我震撼。这不就是历史沧桑吗？
对于胡同这种很特殊的文化，名人是有功劳的，因为我们从许多名人那儿可以延续这种记忆——
譬如陈独秀与北京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杨昌济、XXX翁婿与豆腐池胡同；德胜门附近后海一个胡同，有一片被高高的院墙围起来的房子，那是宋庆龄的故居；文学家郭沫若的故居也在附近；老舍住在小羊圈胡同的后巷，在这里他体验到人生的许多滋味，在他诸多不朽的作品中，都有着胡同的影子；东城区东四头条胡同，深巷里有茅盾的家，后来茅盾还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
古代名人更与胡同有解不开的缘。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叫丞相胡同的横街，即因严嵩曾在此居住而得名。严嵩是明朝的奸臣、弄臣，被史家称为五大奸相之一，我不知道唐奸相李林甫、宋奸相秦桧、清奸相和珅是否也住过胡同？但似乎秦奸相赵高不会住胡同的，我不曾考证，只不过猜测而已。
有一部介绍北京胡同的书里说：
“古老而神奇的北京胡同，是构成古都北京的基本元素。随着岁月的流逝，幽深的胡同，魅力丝毫未减，反而更加引人入胜。青色的门墩、黑亮的大门、灰色的砖墙、洁白的鸽子，构成了北京的七彩胡同。北京的胡同诉说着历史，演绎着历史。倘若胡同有生命，它会替仁人志士的壮举高呼，它会为百姓的苦难垂泪，它会对历史的罪人侧目。历史是七彩的，人生是七彩的，北京的胡同更是七彩的。”
曾在1995年到了北京，那是我迄今最近的一次。昌乐二中担任毕业班的老师们多数去看名胜，逛超市，我却利用一天的时间与老伴钻胡同，但是我在1966年冬天“XX”中暂栖的东单北大街那条胡同却没寻到，记得胡同西端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勘察部”的竖牌子，里面是一处大门朝北的中学，就在伟人接见“XXX”之前，我在那处中学遇到了一个昌乐老乡，老乡正在北京当兵，担任我们那些等待伟人接见时的教导员。
还有一件事，迄今难以忘怀，我到北京时已是凛冽的冬天，没穿袜子，而山东布票只有换成全国通用布票或者北京布票才能买到袜子。我到一处机构换成北京市布票，由于不认识路，大概跨过了不少胡同，最后在王府井大街北边一条胡同里才换了一尺布票。
蒙网友与学生之邀，我曾到过许多北方的城市，譬如泉城济南、水城聊城等；也曾参与单位老干部旅游，到过山东半岛沿海的大多数城市，譬如青岛、威海、蓬莱等。但不论到哪儿，胡同总是我关注的主要对象。在我的印象里，北方各地的胡同大致差不多，厚重有余，灵气不足。
（四）
胡同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有其兴衰过程，而且南北遍布，互为映衬，互为补充，互为咏叹。
汪曾祺先生为影摄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胡同文化》，以一个老北京深邃的眼光分析了北京胡同文化的深刻内涵，而对于胡同和胡同文化的必然消失，隐寓了复杂难言的感情，文的结尾写道：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汪曾祺先生在结尾处用北方西安的虾蟆陵和南方南京的乌衣巷两个典故进一步渲染了胡同的衰颓，读之顿生梓泽丘墟之感，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陶冶，又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虽已预见到在现代文明进步的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是必然的，但总有一种伤感。怀旧之情充溢其间，作为年轻一代，只有了解乌衣巷、蛤蟆陵这两个典故，才能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这种情感。
虾蟆陵是西安，当属于北方，而乌衣巷是在六朝古都的南京，按地域来分，属于南方无疑。
单说乌衣巷，它在今天南京市夫子庙西南，是一条幽僻狭长的巷子。巷名一说起源于三国时期，因当时孙权的兵士都穿黑衣，驻军之地就被称为“乌衣营”；另一说认为原是东晋名相王导、谢安等豪门世族的宅院所在地，因旧时王谢子弟善着乌衣而得名。王导就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东晋宰相，他当政时，乌衣巷常常是冠盖云集，车马喧嚣。后来谢安为相，也居住在这条古巷。王、谢两个显赫的宰相家族，以他们在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广泛成就对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所谓“王家书法谢家诗”，即是对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的旷古书法，南朝元嘉文学的代表人物谢灵运和后来被称为唐代五绝前驱的谢脁的山水诗的美誉。
到了公元589年隋灭陈后，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可怜延续六朝、绵延达四百年之久的繁华古都顷刻间灰飞烟灭，乌衣巷的繁华也随之烟消云散，引得无数文人骚客来此凭吊、咏叹。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中借乌衣巷的今昔写出了沧桑变化的事实，隐含着对豪门大族兴亡的感慨。今天的乌衣巷也还是人们抒发思古幽情的地方。
北方的虾蟆陵和南方的乌衣巷记录了世事的变迁，也见证了人世的沧桑。小巷深院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多少王公贵族、风云人物，在这里上演过他们从显赫到没落的悲喜剧；又有多少贫寒仕子、布衣白丁，在这里书写过他们从发迹到衰颓的历史。多少成功者的欢笑，多少失败者的悲鸣；多少朱门的酒肉，多少屋檐下的破碗，都没有逃过胡同深邃的眼睛……
作者正是体会到了北京胡同、南京乌衣巷、西安虾蟆陵有着一样厚重的历史感，也承载了同样丰富的内涵，因而串连两个典故来表达自己面对世事沧桑而流露出的无限伤感、怀旧情绪。
到了中唐，诗人刘禹锡已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足见王谢旧居早已荡然无存。
我没去过西安，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过南京，我曾发思古之幽情，可惜正遇“xx”，时间匆匆，即使寻觅也难以如愿。听说一九九七年，秦淮区人民政府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古居，这倒是个喜讯。本地文兄田某次子在南京，常与我提起南京对古建筑的修缮，很羡慕他驿星频闪。我想，有生之年，自己定当了却这一夙愿。
突然想起了安徽桐城的“六尺巷”，也叫“仁义胡同”。相传当年宰相张英邻家造房占张家三尺地基，张家人不服，修书一封到京城求宰相张英主持公道。张英看完书信回信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过书信后很受教育，立即按张英之意退让了三尺；邻家人见宰相家人如此胸怀，亦退让三尺，遂成“六尺巷”。
我不知道按照现在地域分，安徽桐城是否属于南方？管它呢，反正历史上有个“六尺巷”让人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
若说近处，就是西边不远的青州了。青州作为历史重地，远比现在用“老潍县”和“坊子”合音的“潍坊市”名声大得多，本族营陵刘氏的一世祖刘秀石曾从河北沧州节度使任上到青州任总判，也就是知府之职。青年时代，我曾在那儿上学，对青州可谓一往情深。青州的胡同虽然比不上北京、西安的名气大，但也逊色不了多少。
青州是中国古九州之一,自古为中国北方的名城重镇。从西汉到民国初年,青州历代为州、府建置，青州城为州、府治所在地。十六国时期,它曾是南燕(公元389-410年)首都所在地,至清代中期以前,青州一直是山东省的政治、文化中心。
青州城内迄今仍保存有明清时期的古街巷。较为完好的有棋盘街、昭德街、卫街、偶园街、北门街、北关街等，这些街道首尾相连，绵延5公里,被称为“十里古街”。棋盘街，位于东关，由昭德街、北阁街、粮市街等构成棋盘状而得名。两边多为老店铺，青砖小瓦，古式的木质活插板门，依稀可见当年这里商贾云集、游人如织的繁华。
当然了，有街就必定有胡同，因为胡同是衔接大街的血管。近几年青州成了我常去的所在，不仅那儿有我的老师、同学、学生，还有我结识的许多各界朋友，更重要的是我那份对青州古城文化的情结。
我居住的昌乐县城，老胡同已经极难见到，即使偶尔见到一条，也是被改造的不伦不类，就如我以前发在博客里的昌乐老东关集市一样。前几天，在一个冷飕飕的下午专门去访，有幸见到了一座被埋进一米多的老屋，还看到一个石墩，已旧得不成样子，没人知道，这块石墩上是否留下过哪一位文人雅士的指纹？一幢幢紧挨着老屋和石墩的高楼，我不晓得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抑或古今演绎中的风情吧？但我只看到，在寒风中，它们却互相把身子抱得紧紧……
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进城工作以后，曾多次到故城街寻访一位“表老姑”的家，她的家就在故城街路西一条东西胡同的深处，记得要绕过一座青砖二层楼。表老姑与我爷爷是两姨表兄妹，爷爷进城带我去过多次。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还上小学，表老姑的女儿已经在昌乐一中高中毕业，处了个对象是东山部队的小军官。那些景象还依稀想象得出。可惜那条胡同早就没了影子！但我想昌乐这座小县城的老居民，以及来此走亲串友的人，对老胡同的记忆，肯定会在上空久久地盘桓，在他们的心里开成一朵袅袅婷婷的花儿。
自幼喜爱“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猛然里想起许多与特殊女子有关的事。譬如与传统节孝观和婚姻观相冲突相碰撞的感情纠葛，基本发生在公子哥儿和烟花女子身上，他们如歌如泣的艰难相爱，不知赢得了我懵懂少年的多少泪滴。一般来说，烟尘女子大部分含恨早逝，薄命红颜，用生命唱出了一曲凄美的哀歌——李甲与杜十娘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也有苦尽甘来终成美满夫妻的——譬如秦卖油与王美娘，郑元和与李亚仙，王金龙与苏三……被封建门第观念扼杀，最终只能“夜夜常留明月照，朝朝消受白云磨”的苏小小，与阮郁的爱情无疑地使一场悲剧……还有那些与帝王将相文化名人撕扯不清的身价百倍的青楼女子，譬如张愔与关盼盼，宋徽宗与李师师，韩世忠与梁红玉，蔡锷与小凤仙，这些女子有喜也有悲，但大多数是女中大丈夫……而钱谦益和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伪名士反不如名妓女，李香君唱出的是一曲民族大节的黄钟大吕……为何列举这些烟尘女子？因为我从古书里得知古代和近代烟尘女子不是居于大道通衢，而是栖息在胡同里的，譬如北京八大胡同就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吧？
胡同不仅是一个社会缩影，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若是掩盖了这些轻歌曼舞、浅吟低唱的青楼，若是摈弃了这些才艺过人的烟尘女子，那么作为社会缩影概念的胡同是不完整的，作为文化现象概念的胡同也是不圆满的。值得指出的是，如今社会上也有了烟尘女子，媒体上已屡屡报道，不容置疑，我虽然不了解这些烟尘女子究竟住不住胡同，但我却知道胡同并不是她们卖笑敛财的主要场所。可能社会发展了，水涨船高了，出则轿车，入则华堂，食则佳肴，衣则貂裘，连名称都晋升到“小姐”了，了不得哪！多少有点儿姿色的女子不愿受苦受累，心甘情愿地做二奶当情人，金屋藏娇的有之，居住别墅的有之，不得了哪！
概而言之，胡同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张望，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寻根与审视。胡同留给后人的，也许是一种猜测臆想在字里行间的悠远飘忽吧？
最后，让我再引用汪曾祺先生一句话： 再见吧，胡同！
这篇散文，原发2011年11月22日
说明：
一篇发布于2011年11月22日的文章，因“皿干磁”而被“封”，现在修改，看看能否重新发布。
再说明：
怎么刚刚给发布，旋即打入“私密文章”了？
（2021年10月6日5点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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