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显正街记忆》| 老街流影建桥街·建桥人

人文武汉 202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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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汉阳又迎来了建设武汉长江第一桥的数万大军，他们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开始去圆中国人在长江上架桥的梦想，实施新中国的第一批宏伟蓝图。

铁道部武汉大桥测量大队。大桥局宣传部供图

铁道部大桥局《桥梁建设报》原总编金启新先生曾告诉我，这项不朽工程，打前站的是铁道部测量设计大队，1950年5月他们就来了，选桥址选驻地。他们发现当时的显正街已很破旧，路不平，水不清，灯不明，既不能当驻扎地，拆了重建对古城影响又很大。加之汉阳的凤凰山与龟山之间，也是荒冢野坟，臭湖污塘，即使搭帐篷都无一块平地，所以设计大队只能暂住武昌。而后来到的苏联专家，也只能住在武昌东湖疗养院，总指挥部则设在汉口沿江龙王庙一带。大家每天乘小火轮横渡长江或汉江到工地去工作。

大桥局首任局长彭敏，这个刚从铁道兵司令到地方任职的指挥官，指挥过千军万马，他带着班子成员站在凤凰山顶一望，果断拍板，驻扎地就建在凤凰山南北区域。

不久，仿苏式的红色楼房，从汉阳剧场隔壁的显正街一字排开建至现阳新路，向北建到凤凰山顶和龟山脚下那片野坟污塘。又沿莲花湖畔一直往东，建到长江边上。显正街北、凤凰山南之间，建了七栋两三层红砖瓦房，取名“梅岩村”。凤凰山以北、龟山南麓到长江边那一大片，叫“建桥新村”。“建桥新村”有多少栋？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只知道它门栋的门牌号码有228号，在龟山脚下红了一大片。在凤凰山顶，古汉阳北城墙的遗址上做了九栋专家别墅，在梅岩村与建桥新村之间，两层的红砖瓦别墅被一大片绿树林包围，幽静、漂亮。这样，显正街以北就成为建桥大军的大本营，后来干脆把总指挥部（铁道部大桥局）也建在了这片红房子中间。

初中时，学骑自行车，我喜欢围绕这片红房子转，它使古老的街道多了一些现代感和时尚感。从显正街东行，沿着马路过一字排开的红房子，在阳新路左拐，到汉阳大道，又左拐踩上坡到大桥局办公楼调头，然后笔直冲过大桥俱乐部、汉阳铁中到东门河。刚学时，总是利用大桥局办公楼门口那个马路的大滑坡，从上往下，练滑行、上车、踩三角。

从显正街到汉阳大道经过的阳新路，当时叫新马路，是大桥修建时为交通运输方便，劈开凤凰山，断开显正街，打通的一条路，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汉阳修的第一条马路。原新马路还是碎砂石路面，劈开的凤凰山两侧的山体也裸露着，像个刚刚打开的黄心红薯。

市、区政府为了配合武汉长江第一桥建设，1955年专门成立一个叫“建桥”的街道办事处。将建桥大军大本营，显正街两边，包括西大街东段整合，由建桥街办事处（简称建桥街）管理。这个建桥街服务建桥大本营和显正街辖区，至今60多年没变。

大本营的房子建好一批，汉口武昌的建桥人马上搬了过来。同时，全国各地的支援大军也陆续集结到大本营。绘制这张宏伟蓝图的毛泽东主席，总牵挂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建设项目。1950年代，他曾四次视察汉阳，其中三次来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所在地。

第一次是1953年2月17 日,毛泽东主席乘“延安轮”，视察汉江两岸张之洞曾建的汉阳铁厂及工业长廊后，在高公堤上岸，视察了新建投产的武汉国棉一厂，听取了地方领导关于汉阳人民生活和在汉水上建江汉桥计划的汇报。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欣然为江汉桥题写了桥名。

第二次是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乘“武康轮”专程视察了武汉长江大桥汉阳各工地。6月3日下午畅游长江后，回到东湖客舍甲所住地，挥笔写下了“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诗篇。

第三次是1957年9月6日，大桥通车前，毛泽东主席从长江大桥汉阳桥头步行到武昌桥头，与建桥工人亲切交谈。武汉长江大桥这些巨大的建设项目，代表着一个百废待兴国家急切发展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心，使刚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的兴奋和自豪，也极大吸引了全国各地优秀人才，来这块土地编织新中国建设的梦。

建设中的汉阳大道。麻建雄供图

高振彪，一位在北京前门大街上长大的小伙子。1954年的一天，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武汉要建长江第一桥的消息，激动万分，马上向他工作的北京丰台桥梁厂报名支援武汉。当时丰台、沈阳、宝鸡、山海关这些桥梁厂正好都有支援任务，他与丰台桥梁厂十多位技术人员、转业干部打起背包，就到了武汉。

高振彪从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下车，先到当时设在汉口四官殿的大桥局办公楼报到，从王家巷码头乘建桥施工的大平板驳船到汉阳东门河起坡，住进了显正街上梅岩村03栋，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他每天从建桥工地回宿舍，一过阳新路凤凰山凿开的那个山口，看到梅岩村那一排排红砖红瓦的红房子，眼睛总是一亮，感到很庄重、高雅，也很自豪。他回忆第一次写给北京家人的信中有句：“我住在汉阳凤凰山下很好的一栋红色房子里。”

建桥新村那边，红房子也与梅岩村一样，有卫生间、抽水马桶、厨房，这在那个年代却是少见的高档设施了。这些房屋都是仿苏联设计，却忽视了苏联冷、武汉热的气候特点，墙蛮厚，窗户窄，通风不够。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据说彭敏局长因宿舍做得不太符合勤俭节约的精神，还受到中央的批评。但他这种军人的担当和魄力，让建桥人有了舒适的家，大家都感谢他。

大桥局局长彭敏（右，1918—2000年）与苏联专家西林（中，1913—1996年）

这位彭敏局长，是位既要求严格，又关心群众的人。他认为，建桥人风里来，雨里去，江中走，高架爬，工作十分辛苦，因此，食堂伙食得搞好点，这也使得至今在世的老人们还在怀念那：“三不之（偶尔）打牙祭（会餐）”，1 角5分钱一盘的红烧鱼、2角5分钱一盘的粉蒸肉、3角一碗的八卦汤。如遇晚上值班，小木船有时会送来蛮大、热腾腾的肉包子，这让当年火红的工地现场，平添了几许幸福感。

礼拜天，建桥人也会忙里偷闲在显正街和西大街逛逛。高振彪多年后还记得，显正街五医院附近的一家裱画铺，一位老师傅使用刷子轻快地裱那张薄薄的纸；油漆铺里，师徒俩那灰刮得地道，光滑平整；他第一次吃面窝、热干面，就取代了在北京吃炸糕、炸酱面的感觉；东正街那家“集贤茶馆”好大， “集贤”这名不是取自古代知音的故事吗？怎么三国著名的政治、外交、军事家鲁肃的墓，就在北城巷凤凰山脚下？这些现代百业和古老遗留怎么都集中在这一带？那时的高振彪认为，汉阳的显正街，真是太有文化底蕴了。

高先生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在显正街东门的老锦春酱园，买了一大把“雪里蕻”腌菜，孝敬爷爷、奶奶。奶奶吃后告诉他：比北京“六必居”酱园的味道还好！后来，高先生每每回想起这些往事，都感到十分甜蜜，乐了60多年。

唐寰澄（1926—2014年）

著名桥梁建筑设计师唐寰澄先生，当时还被人称为“小唐”，刚从国立上海交大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就来汉加入了建桥大军。他有时也从建桥新村住处到显正街上走走。当他看到显正街天主堂的塔楼和塔尖时，就激发了设计大桥桥头堡的灵感，尔后，他又借鉴了清代黄鹤楼“攒尖顶亭式”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东西方视觉元素，设计作编号25号方案上报。茅以升等专家在汉口滨江饭店评审后上报北京，陈列于中南海怀仁堂，最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唐寰澄的方案为首选，桥头堡釆用了他设计的25号方案。他的方案经济、适用、美观、中国化，适应了主桥的环境、结构、形式和技术。

武汉长江大桥雄伟、壮观的桥头堡，使武汉的伢们很早就能站在城市的最高点，来打量这个世界。当时，我们从桥下那个大理石铺成的宽阔大厅，绕过那尊可以感触建桥人博大气概的建桥英雄群像雕塑，一溜烟地顺着楼梯就登上桥头堡，或坐电梯上去，去领略运行升高的另一份快捷之感。那桥头堡的堡亭四方八角，上有重檐和红珠圆顶，与清代黄鹤楼的八角重檐异曲同工。站在桥面凭栏四望，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大江东去，三镇巍巍，把我们在大屋里坐井观天的视野带到了天边。

接着唐寰澄还设计了局办公楼，这栋楼也因设计的气度恢宏，还曾引来北京人民大会堂设计组前来参观。后来，晚年的唐寰澄，还率先提出建三大海峡跨海交通工程，受聘为琼州海峡工程专家，因年事己高，没能看到跨海大桥的建成。2014年，88岁的唐寰澄先生在建桥新村的红房子里去世。

百岁老人孙春初先生。孙奇忠摄

红房子中现在还健在、年龄最大的老建桥人，是102岁的孙春初先生，他是湖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过滇缅公路建设，又参加过抗美援朝铁路抢修，1953年，他从衡阳铁路局调入武汉。他的儿子1956年在显正街梅岩村局卫生所（大桥医院的前身）出生的孙浩敏告诉我：他父亲刚到武汉任局劳资科工程师时，有一次，局里进口了一台苏式推土机，大家都开不动，要他父亲试试，他父亲原在缅甸公路开过捷克的推土机，试了两把就开了起来。

孙春初先生，后来又调修桥一线，接着参加了我国南京长江大桥等32座桥梁的建设，是大桥局首批高级工程师之一。现在一家三代15人都成为建桥人。

还有87岁的大桥局原副总工程师刘长元，他曾回忆，建桥时第一次使用新兴技术一一管柱钻孔基础，代替之前的气压沉箱基础。气压沉箱就像一个倒扣的碗，带着施工人员沉到水下基底下，一干一个小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建桥初期，工地连一台卸载机都没有，就靠人力去拉、去扛、去挑。建桥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与深水巨浪、严寒酷暑、风霜雨雪展开了顽强的拼搏，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

凤凰山上的那九栋别墅，也是红砖红瓦，建成后给苏联专家、局领导、高工、部分正处级干部住，还有一栋作招待所用。局领导一般两家共住一栋，高工、正处级干部四家共住一栋。建桥期间先后来了30多位苏联专家，他们一般中午在别墅休息，晚上不少人也回东湖疗养院。

高振彪先生给我讲到他对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的印象。他当时在凤凰山北局机关对面的实验室工作，第一次到山上别墅是给副总工程师顾茂勋家送一份开会材料。顾总当时60岁左右，高个子，一个很威严的人。他忐忑地踏上转角镶着铜条的西式木楼梯，把材料放在铺满图纸和堆满书籍的书桌上，顾总正在那里挑灯夜战，谢了一声，也没工夫招呼他坐。有一次，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把描的图纸给顾总审，顾总一看，图、字都不行，十分生气，在办公室当着大家的面哗啦哗啦把图纸撕了个粉碎。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个水平太差了。”顾总“文革”时也没幸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戴顶高帽子游街，赶到山下建桥新村住。

还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到显正街一家小理发店理发，发现铁道部来的总工程师王菊潜正坐在那里理发，他们好奇！怎么这么大的领导也到这个小店理发，还问了句：“王总，您怎么也到这里理发？”王总笑了笑就一带而过了。这些，都无不显示当年的领导多么平易近人，以及干群关系的朴实可贵。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长江大桥上与建桥工人亲切交谈

汉阳区档案馆供图

在苏联专家中，有像专家组组长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这样有丰富经验的，也有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如苏联专家朱可夫，大学毕业在列宁格勒工作一年多来到中国，在高先生这个实验室任测验处主任。汉阳桥墩贴面，湖南的石材不够用了，当时提倡节约，工人们就土法上马，用小军山的碎石和砂子、水泥做成仿石材板。试验了几次才成功，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朱可夫看着工人做，也不说什么，很高兴。政府对苏联专家很关心，朱可夫年轻的夫人，也可随专家组来汉，被安排到武大教俄语。

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专家开始撤走。实验室那位上海交大毕业的宁国云主任，主持召开了朱可夫的欢送会，大家每人出5元钱，买了红茶、糕点和糖果，其实专家们都不愿意离开中国。高振彪后来到桥梁研究院任副书记至退休，现年86岁。爱人黄薇后来也调到显正街小学教书，现退休，仍住建桥新村。

凤凰山这九栋别墅，建桥新村、梅岩村这一大片红房子，见证了建国初期中苏友好火热的友谊和情怀，以及长江第一桥建设宏伟的人间业绩，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其本应成为那一时期的友谊象征和历史坐标。现九栋别墅全部拆除，其他建筑也改得面目全非，实在可惜。

为建桥，建一片新村，设一个叫"建桥"的街办事处，也是政府服务经济建设的一大创举。当年的建桥基地现在变成了中国桥都，当年的建桥开拓者，也变成了世界建桥人的领航者，说着一口"铁话"的建桥人，已经融入了建桥街，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建长江第一桥是中国、是武汉、也是汉阳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它将永远载入江城的史册。

现在的长江武汉段上，已建有11 座大桥。整个长江上，已建有100 余座大桥。中铁大桥局集团从这里起步，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1200余座大桥，成为中国唯一一家集桥梁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工程施工、机械制造四位一体的大型工程公司。他们在公司网页中骄傲地写着∶具备在江、河、湖、海，及恶劣地质、环境条件下修建各类型桥梁的能力。他们是世界上设计建造桥梁最多的企业，一直引领着中国桥梁事业的发展。

几代建桥人还积淀传承了以"忠诚、奉献、拼搏、开放"为基本特征的"红桥精神"，是我们这座英雄城市的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