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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是关公忠义精神得到稳固、定型、发展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 关帝庙有联云：“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关公受到国家祭祀，历朝加尊号的主要时间段从北宋开始。 北宋徽宋崇宁元年（1102年）始追封关公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又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加“义勇”二字，称义勇武安王。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更封为英济王。 元初大儒郝经在碑记中说“（关公）英灵义烈遍天下，故在者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赵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千载之下，景仰响慕而犹若是”。
关公忠义精神在两宋时期受到重视，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两宋时期“崇文抑武”之风盛行，宋代虽有武举，但却以试策高低决定去留，考中状元比领兵数万，奏凯回师的大将军还要荣耀。时人云：“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云，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直到宋仁宗时期，西夏的战事失利，严峻的边防形势，激发了朝野上下学兵学、民风尚武的热情。 二是关公熟读《左氏春秋》，武艺精湛，忠肝义胆，是古今来名将中文韬武略，智勇兼备的典范。宋代理学对关公忠义精神非常推崇，福建泉州通淮关岳庙正殿高悬南宋理学家朱熹题写“正气”匾额，理学名家庐陵曾三异在《同语录》中说：“《九歌·国殇》，非关云长之辈，不足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 南宋名将岳飞十分崇拜关公，曾多次对诸将校说“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公），张（飞）辈功烈相仿佛耳。”《鄂王行实编年》记载岳飞的忠义情怀：“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
在今山西长治市沁县石刻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块字迹斑驳的石碑。碑高120厘米，宽76厘米，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碑文提名《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落款为“大宋元丰三年（1080年）孟夏望日乡贡进士李汉杰记”。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 碑文颂扬关公“凛踰霜雪，忠之至也”，“上薄云天，义之高也”，“有国士之风，言其忠且义也。”其威震华夏的忠义英雄气概，叱咤生风，“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 立碑署名者有七百八十人之多，立碑人身份既有勇谋兼备的骁将，也有前线作战人员，以及军队中的各级行政、军事官员。
碑文中还透露一则信息，狄青南征胜利，凯旋回朝后，皇祐五年（1053年），宋仁宗曾为桂州关庙 “赐额以旌灵贶”，比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五月赐额关庙“显烈”的时间早了四十二年，创下了历史上皇帝为关庙赐额的最早记录。 “威胜军关帝侯新庙”建立之后的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年），北宋丞相张商英在《重建关将军庙记》中说：“阴兵十万部从严，铁骑咆哮汗金甲”，将崇拜关公，传承关公忠义精神，与关公显灵助战结合在了一起，为中国历代军队树立关公为“军神”添上了厚重一笔。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永兴军在关公故里《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赞扬关公称：“（关）王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淹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 由于树碑者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这一信息表明，关公忠义精神不仅从军队向地方准军事力量延伸，同时也可视为古代警察拜关公的最早记载。 两宋之时对关公忠义精神的敬仰和推崇，为关公忠义文化的稳固、定型、发展成熟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推动了关公崇拜热潮的兴盛，随着社会各阶层对关公崇拜的日益加深，关公成为中华民族忠义精神的化身，为中华民族形成忠义价值观念体系奠定了基础。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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