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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鲁恭一直把道德教化作为政理，不施用刑罚。许伯等人为田产打官司，多位太守和县令都不能决断，鲁恭替他们分析是非曲直，许伯等人都回家自我检讨，停止耕种相互谦让。亭长放纵他人借牛却不肯归还，牛主人告到鲁恭那里。鲁恭召来亭长，再三责令他归还他人之牛，还是不肯听从。鲁恭叹息说：“这是教化不能施行啊。”要解开印绶辞官离去。掾（yuàn）吏们哭着挽留他，亭长于是感到惭愧后悔，归还了人家的牛，到刑狱接受处罚，鲁恭宽恕了他不再追究。于是官吏们很是信服他。建初七年，郡县蝗虫危害庄稼，犬牙相错环绕县界，就是不进入中牟县。 河南尹袁安听说后，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派仁恕掾肥亲前去察看。鲁恭随行田间，一起坐在桑树下休息，有一只雉鸟飞过，停留在他们身边。旁边有个小孩，肥亲问他：“你为什么不捕捉雉鸟？”小孩说：“它将要生小鸟（不能害它）。”肥亲惊讶地站起身，和鲁恭诀别说：“我之所以要来，是要看看你为政的情形。现在虫害不侵犯边境，这是第一个特异之处；德化能及于禽兽，这是第二个特异之处；小孩子有仁爱之心，这是第三个特异之处。我再长时间逗留，只会是干扰贤能之人了。”（选自《后汉书》） 以德教感化百姓的本质是通过教化帮助人们恢复其本善真诚的天性。 其实除了通过教化，人也可以自我反身而诚达到复明天性的境地，这两种修身方式，到最后殊途同归。 唐·魏徵《群书治要·体论》里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程颐先生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礼记·中庸》里更是道，“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至诚如神”。 《乾卦·文言》里说：“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系辞下》里讲，“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碾人之辞多。善诬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系辞上》中又说，“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 总之，诚是德的核心体现，唯有以诚立身，或自诚明，或是自明诚，方能活出生命的廓大，不朽，正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马子莘问：“《中庸》有关修道的教化，朱熹说是圣人的人品、节操、悟性是天生的，拿来作为法条供天下人效法，像礼、乐、刑、政之类。是不是这样呢？” 先生说：“道就是人性，就是天命。道原本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整体，不需要增减，也不需要修饰。它本身哪里需要圣人的品节呢？只有不完整的东西才需要。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则，固然也可以称之为教化，但这不是子思所说的'教’的本义。如果真像朱熹先生所说的，资质偏下的人通过教化才能领悟圣道，为何舍弃圣人的礼、乐、刑、政的教化，而另外说出一段'戒慎恐惧’的功夫来？圣人之教难道仅为一种摆设？” 先生说：“子思所说的性、道、教都是从本源上说的。天命赋予人的就是本性；按照本性去做事就叫做道；慕道而勤于修习就是教。率性是诚心的意思，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性’；修道是心诚的意思，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自明诚，谓之教’。圣人按自己的本性而行，就是修养圣道。圣人以下的普通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而行，对于圣道难免有过分或不及的地方，故此需要修道。修道使贤明的人不至于做过了头，才智愚钝的人不至于出现做得欠缺的地方，而会遵循圣道。这里圣道便有教化的意思了。这个'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中的'教’字意思相同。'修道’两个字也与'修道以仁’中的'修道’相同。人能修道，而后能不违背圣道，恢复其天性的本体，那么也就和圣人所说的'率性之道’一样了。《中庸》后面所说的'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功夫，'中和’就是恢复人性的本体。即如《易经》中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位育’就是充分发挥天性，完全遵循天命行事。” 由真诚率性而自然明理，这叫做天赋的本性；由修道明理后做到内心真诚，这叫做后天的教育感化。真诚即会自然明理，明理后也自然会做到真诚。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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