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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经常在古诗文中出现，寓意美好、典雅、温润与永恒。它也是考古发掘中重要的器物品类，为确定墓主身份，墓葬等级以及当时的工艺水平提供重要的证据。
苏芳淑教授在总结多年的研究中，尝试为读者解释如下问题：
一件玉器之所以能被选择为保存对象，以至世代相传，或用在祭祀活动，最终入墓陪葬，是否因它是拥有者民族身份的标志？或因它是某种宗教信仰神秘力量的载体？或因它只不过是不应随意舍弃的贵重物料？比如在我国东北地区，代表着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的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已经表明，先民对于制玉的用料与工艺有着丰富的经验与娴熟的技艺： “……玉工尤为推崇一种黄绿或灰绿色透闪玉料，将其琢磨成器，随形圆雕，表面装饰简洁，抛光细腻温润。……图像形制常常复杂多变，生动的写实造型与几近抽象的造型同时存在。” 究其原因，似乎人们在那时就将玉石视作珍贵的器物代代相传。 “牛河梁的标志性玉器在现世生活礼仪中的宗教力量和象征意义，或许比它们在墓室中的意义更为重大；因而，它们会传承数代，直至最终入土随葬，它们往往可能比墓主人及墓葬本身的年代久远许多。这或许能帮助解释为何牛河梁地位最显赫、最富有的墓中玉器仍然匮乏的现象。同时，也使我们对玉器自身的断代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它们实际入葬的年代。” 在出土的玉器中，宗教属性最强的莫过于上宽下窄，内圆外方，似能“绝地通天”的玉琮。目前在地处东南沿海的良渚文化、黄河流域中上游的齐家文化，甚至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有发现。就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玉琮原属于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既用于装饰，又参与祭祀。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却在东南沿海消失，而出现于甘肃、陕西、山西三省西北地带。且在西北内陆地区出土的玉琮有明显的仿制良渚玉琮的痕迹。而这种“仿制”玉琮一直持续至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殷墟妇好墓及同时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玉琮形制的历久不衰，表明人们对其神秘的过去保持着不朽的好奇，但这种好奇又是脆弱和随意的，常与其策源地的文化无太直接的联系。我们至今还不大能明白古老的玉琮在后世不同时空中如何延续下来，为何在不同时代得到不同的对待？也未能深知其背后原始社会、文化、信仰和形态学上的动因和魅力。”今年倍受关注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也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宽边玉镯反映了当地亦同中原人一样有佩戴玉石腕饰的习惯。我们目前了解，古人穿戴玉石腕饰的习惯始于公元前6000-5000年中原各地，并成为当地穿戴者身份地位的标志。大量的宽边镯在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圈出现，除了少数以玉材制作外，大多还以青铜仿造。
“三星堆的玉石加工业无疑十分独特，但却并未与其他地区玉石工业完全隔绝。戈以及宽边手镯等都是从黄河流域传入的器形；其他的器形则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 三星堆文化之输出其独特的Y形器，更清楚地沿着另一个方向，南至香港、越南北部冯源，乃至马来西亚。” 在奢华的个人饰品领域，温润的玉石始终倍受青睐，自先秦至西汉，来自新疆的高品质白玉助推了人们对玉的喜爱与重视。这也推动了汉代“凿空”西域商路的伟业。及至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并立的时代，文化间的融合在玉器中亦有体现。北方的契丹人用玉有浓厚的中原文化味道，辽玉器的工艺、器形、题材和花纹都和唐宋玉器分别不大，因而或可用辽玉器作为契丹人汉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贵族渴望拥有奢华的玉容器但玉材原料匮乏之余，南方的越窑青瓷发展得到朝廷支持，以研发出类玉的颜色、光泽及质感的瓷器为荣。北宋的定窑、汝窑，特别是南宋的青白瓷，可以视为对玉器念念不忘情愫的副收获。” 而若深究契丹人的民族特色，则我们的眼光要稍作偏移至另一种装饰性玉石——琥珀。形状大小与图案各异的琥珀佩盒是契丹人独特的艺术作品，不见于汉族或其他文化圈。同时，琥珀又是参与全球香料贸易的主要角色。“其于10-12世纪在中国北方的突然出现和消失，折射出琥珀艺术传承者（契丹人）之民族根源、权力变迁和最终命运的重要角色。契丹民族社会生活、信仰习惯及与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密切关系，终于通过琥珀而呈现眼前。”在大一统的传统社会末期，玉器制作的工艺不断精进，南方的苏州、扬州亦成为著名的玉作中心。古雅的审美倾向带动了两轮重要的玉器复古高潮。南宋时期，人们效法商周青铜器的器形制作玉器，明清玉器的制作则不仅取法商周，也追摹宋风。这种复古的倾向为现今的学者研究古代玉器提出新的挑战。“复古风推动下的收藏活动，直接导致古代玉器在后世的流传，使中晚期玉器的断代更加复杂困难。即使考古出土器物，既可能早于遗址年代，也可能是当时的仿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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