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同时它既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者，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括者。过去由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过度的影响，清朝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准确认识和表述。上世纪二十年代编纂的《清史稿》又未尽如人意。因此，为世界瞩目的中国正史，一直没有一部足以为二十五史殿后的高水平清史出现，这实在是中国这样一个历来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的缺憾。新朝为旧朝编史是中国历史编纂事业中的重要传统。新中国建立后，即肩负着编纂清史与民国史的重任，而二百余年之清史的编纂，尤为当务之急。但数十年来由于种种人所周知的原因，未能早日启动，久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魂牵梦萦的心事。近年，虽曰跚跚，终有足音。2003年初，纂修《清史》作为新世纪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全面启动，正式面世。主事诸公深明发凡起例为著述首要，乃于二三月间，于南北分别召开有关体裁体例座谈会，多方听取意见。我有幸应邀与会，敬聆谠言善论，略陈一得之愚，或可备纂修诸公采择。
新《清史》所写对象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历史，是写以清王朝为标志的清代历史，是历代封建王朝“正史”的组成部分。这一位置是客观存在，要保持整套正史类型的大体一致。
“正史”之名，始见南梁阮孝绪《正史削繁》卷九六，《隋志》著录此书。但其特定地位则为清乾隆帝之“宸断”，《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小序中有明确的规定说：“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乾隆四十年（1775）之后，至明而止的二十四部史书正式合成为一整体，得“正史”之名。民初徐世昌以民国大总统之名义明令将《新元史》入“正史”之列，称二十五史。正史历来地位尊贵，作用亦大。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所作《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一文中，曾高度评价正史说：
在我国的众多史籍中，有“正史”之名的纪传体史书共二十五部，系统详细而不间断地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文化载体，是人们了解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的百科全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
这是对正史的正确评估，虽然过去对正史有过这样和那样的批评，论其不足，但从总体看，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历代修史积累的经验。这些经验证明，正史之体是一种容量大、易于操作的体裁，对新编《清史》具有足资参考的价值。
因此，我认为新编《清史》应定位于：采用“正史”所使用的纪传体来撰写以清王朝为标志的清代历史。不过，随着时代发展，无论体例和内容都曾有所改易。清代社会尤有巨变，当然在继承旧形式情况下，更要面对实际，各种体例，必当有所变化，也就是说，应该以“移步而不变形”的原则制定编撰体裁与体例。
（一）纪
此纪非原正史中之本纪。本纪是二十五史中为显示各朝帝王至尊地位而设置。实则帝王亦系一历史人物，可与其他历史人物共入人物传，叙其行事，明其业绩，足矣。不必单立本纪，故可废本纪一体，但需另立一“总纪”。
“总纪”或有称“总论”“综述”“概述”等者，后三者早为新编方志所创意而已通用，不宜使用。似以总纪之名为善。总纪功能是：
（1）“总纪”为全书总要，当囊括有清一代所有问题，概而论之，置于全书卷首，有开宗明义之效。
（2）“总纪”叙事方法可有多样，其写法约有三端：一是全史浓缩法，总纂通览全史，以高屋建瓴之势，浓缩提炼，一气呵成，成全史纂要之篇，置于卷首。二是特点勾勒法，将有清一代的特点，要言不繁，写意勾勒，不过十数万字，即提纲挈领，得其大要。三是分段提要法，将清史分为政事、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等几大方面，分别撰写提要性论述，字数容量可较多。三者是非优劣，尚待讨论；但必须是能概一代之要和一书之要，而最要者是达到既俯瞰全局，又“引而不发”的境界，问题说到宏观，但不进而微观。读“总纪”将使读者有了解清代历史究竟，了解全书撰述如何等要求，斯为上乘！
（3）“总纪”无论采用何种写法，都应融合编年与纪事本末二体，使时间脉络清楚，起到大事记作用。“总纪”与本文不得有矛盾处。
（4）别纪：戴公在《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建议“为南明、太平天国、准噶尔作《载记》”。这几个政权与清朝政权确曾呈敌对状态，但未臣属于清朝，自成体系，具有比较完整的政权形式，应单独立纪，但不宜立《载记》。《载记》是《晋书》创体，是用于当时十六国政权的，是以正统观念视各政权为僭窃，含有贬义。新编《清史》应为各对立政权立《别纪》。《别纪》者，表示不为《总纪》所涵盖，而是另一政权之纪事。可立南明、准噶尔、太平天国等《别纪》。又郑成功亦未臣属于清，收复台湾后，曾建立政权，传世三代，颇有建树，是否也应立一《别纪》。至于吴三桂早已降清，并接受爵禄，三藩事起，虽相持八年，但应属叛乱分裂活动，不能为之立《别纪》，但可将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等三人入列传，归于一卷。
（二）表
表为《史记》五体之一，司马迁用之解决繁杂的人物活动。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即将汉初那些传不胜传而事又难没的历史人物，以表存其事，既省文字，又与世家列传相补充。《汉书》的《古今人表》含有评论历史人物之意义。后世学者更有用表体来整理正史史料，采撷史事以便省览者，如清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广加征引，表列数千年史事而眉目清楚，是以朱彝尊誉之为“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表之为用，由此可见。新《清史》万不可废此体。表不厌其多，表多则志可简而传可省。惟时代不同，表当有所增删。如《汉书》古今人表之评论人物，未免过于简单化，不宜沿袭。有些事务则可增设表，如《自然灾害表》《康熙诸子表》《会计表》《湘军将领表》《新建陆军将领表》等等。
表除单成一体外，还可在志中附表，如《人口志》中可附《历年丁口表》，《财政志》可附《度支表》，《物产志》可附《土特产表》或《植物表》《矿物表》，至于何者单立，何者附入，当进一步探讨。
（三）志
史经志纬，足见志在史书中的地位。史书有志，方能使历史立体化。马书班志久有垂范，一朝典制无志则无所容纳，而后世亦将无所借鉴。新《清史》既保存志体，但亦当有所变易。志书增废定名，约有几种不同情况。
史书基干为天地人三者，上为自然天象所覆，下为地形、地貌、疆域、区划所载，人居其中，生养繁息，迁徙流动，形成各种社会活动，故天文、地理、人口三志不可废。或曰天文为自然现象非关社会历史，须知“正史”为时代之全史，并非社会活动之专著。理应包括自然与人文两端，且自然现象与人文社会现象何能隔离，如自然灾害为自然现象，但其于人文社会历史影响至巨。或曰前史有天文源于“天人感应”之说，具有迷信色彩。“天人感应”之说，是否纯为迷信，尚待研究。天象人事互为影响，在科学昌明之今日，多可从中得一定科学解释，河海潮汐与月之圆缺有关，水土流失与沙尘扬暴有关。且中国有数千年天文记录，历代相沿成志，不能中断。地方志中有关灾异祥瑞之记载，多有与天文有关之资料，如河北、河南、山西地方志中，曾记同治间天象怪异，经科学解释，实为极光现象。再者，清初中外天文学家对天象观测的争议，以及乾隆以后许多天算家（包括若干女性）对天象观测和实验，均有发现与发明，可充实《天文志》内容。此志近于专门，可由国家天文专门机构研究撰写。至于地理、人口二志之必设，其义自明，不待赘言。
有些志已不宜沿用，如《五行志》等，即使清代曾有类似内容，亦应取有科学解释者，写入其他部分。
有些志应保留，如以原志内容过多，则可分解立志，如《艺文志》必须有，但清代著述作品，数量过大，据现有一种统计，将近十万种，实难全部入志。其解决办法是：一将原《艺文志》分立为《学术志》与《文学志》，分别著录学术著作和诗文小说等创作。二是组织专人根据现有文献筛选初步目录，广泛送请有关人士斟酌。
有些志可改名而当扩大内涵，如《兵志》可改称《军事志》，不仅记述八旗、绿营、湘淮及新建陆军等军制，亦可记入各种军事活动。《河渠志》可改称《水利志》，不仅记述河渠，更着重于如何利用水资源以及防范措施等。
有些新事物则应增设新志，如《邮电志》记驿递、邮政、电信等，《交通志》记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海运、交通工具（原《舆服志》舆的部分内容可入此）等，《外交志》记述对外政策、建交遣使、交涉谈判以及各种外事活动等，《实业志》记述新型企业开厂办矿等。
各志应设、应删、应改易、应分立，难以尽述。近二十年，全国新编志书在专志设置上，多有创意，可引作他山之助。至于志书篇目之设，当另作讨论。
（四）图
左图右史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历代史书目录及出土文物，时有图的著录和发现。古地方志即称“图经”，示有图有文。宋郑樵《通志》有《图谱略》，视图谱为撰史要务。新编《清史》似应增此一体。图在史书中可有三类：一地图，自晋裴秀绘制地图，历来多有绘制，清代尤盛，地学已成专学。地图包括疆域图、区划图、地貌图、山川图、地质图等。二是器物图，包括古物图录、版刻图录、珍善藏品图录等。三是艺术图，凡书画、篆刻、工艺、特技的作品图录等皆属之。尤其是现代印刷技术的高科技发展程度，已为设图一体提供极大便利，也显示当代人修史之特色。
（五）列传
人物为史书之灵魂，若无人物则历史舞台如何有声有色？中华历史则显然苍白，了无生气，是以史志典籍皆以人物为重点。历代正史人物列传，多谱可歌可泣之事，存当代之精英，惠后世以激励。原《清史稿》收人物8000余人，所收是多是少？所收是否恰当？俱在可议之列。
列传首要问题是收录标准问题，《清代人物传稿》曾订收录范围若干条，基本可采，但有一点似应补充。列传人物当然以收正面人物为主，但大奸巨慝亦应考虑，因历史总有正反两面，事物绝无纯之又纯，无奸不能显忠，无恶何以见善？人物标准主要视其推动历史发展抑阻碍历史发展，褒前者所为流芳百世，贬后者所为遗臭万年，二者同尽历史教化作用，但必须注意二者比重。
入传人物时限如何定？我认为既是清史，必以清人为准，其收录之时限标准是：
（1）以卒年为基本标准，凡生于明而卒于清者，作为清人入传，生于清而卒于清者当然入传，生于清而卒于民国者为民国人，无论在清代有何事功，皆不入传，这一标准只视时间不论事功，必须严格遵守，如有个案处理，则争论纷扰，将无宁日。
（2）所谓清人，必须是在清政权统治之下生活者，其人虽卒于清政权建立之后，但未生活于清政权之下者，如刘宗周、张煌言等。或流亡海外生活者，如朱舜水、释隆琦等，均不得入传。其人事迹可叙于《南明别纪》中。
（3）凡生于清而卒于民国者，如在清无事功自然不入传，如其在清时事功足够入传者如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及北洋著名人物等，亦概不入传。因这些人在民国历史舞台上将是非常重要人物，两者衡量，其在民国时事功较在清时尤胜，自当入民国史传，而不得入清史传，至于其在清事功，可用“以事系人”史笔处理，如孙中山可在《总纪》中涉及辛亥革命前活动时记及，袁、徐可在新建陆军中记及。其为民国出力但卒于清者如邹容、陈天华、秋瑾等烈士，则应入清史传。其传中尚可涉及在清建有事功而卒于民国者之事迹。
（4）入传人数不宜过多，绝不可越万，甚至可删《清史稿》之人物数。其难以入传而事功尚有足述者，可制表以容纳之。可将《清史稿》《清代人物传稿》等有关清代人物著作中之人物目录，印发专家圈选增删，然后集中核定草目，再讨论审定施行。
列传内容应包括姓名、字号、生卒、籍贯、学历（科第）、仕历、主要事功及主要著作。其子孙有事功但不足以立传者，可附于传尾，字数不得超过传主。
列传有类而不立类名，事迹相同或相近者可在一卷中，如吴历、恽南田可入一卷；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可成一卷。排序以传主生年为序，而不以卒年为序，以免祖孙、父子倒次。
清代诸帝不立本纪，均应入列传，并居于卷首，以示为有清历史。入关前二帝应入传，可立《关外二帝传》或《努尔哈赤皇太极传》，置于最前。因素来有清十三朝之说，设太祖、太宗传，则使清史完整。前代正史本纪中也有追述前代者。后妃应择其有特殊功业者如孝庄后立传，一般后妃可列表，诸皇子也作如此处理。
列传后必须有类似论赞体之评论，可由初稿撰稿人写出史家评论，文字不宜过长，经专家反复讨论，以客观、科学为准绳，取得共识，并经总纂裁定，作为结论，如有不同意见，可另撰文争议。因史有褒贬，不能仅存史实而无史家见解。
（六）附录
纪传体除历来通用体例之外，尚有个别史书独有体例，应加参酌，或沿用，或增入，约有三项：
（1）国语解：《辽史》最后有《国语解》，其小序有云：“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辽）国语为之称号。不有注释以辨之，则世何从而知，后何从而考哉！今即本史参互研究，撰次《辽国语解》以附其后，庶几读者无龃龉之患云。”并按帝纪、志、表、列传等分别类次条目，加以注释。又《金史》最后有《金国语解》，其小序有云：“《金史》所载本国之语，得诸重译，而可解者何可阙焉？”所以有《金国语解》之作，“存诸篇终，以备考索”，并按官称、人事、物象、物类、姓氏等类而列目解释。清为后金，其清语汉译之入史者，必不可免。新编《清史》应仿辽、金史前例，增《清国语解》一篇，对本史所涉及之清语给以解释。
（2）附录：正史中多有于书后附录有关本史纂修经过及凡例者，如《晋书》附《修晋书诏》，《宋史》附《进宋史表》及凡例，《元史》附《进元史表》及凡例。《辽史》附《修三史诏》及《三史凡例》。《金史》附录中有《金史公文》。新编《清史》应在附录中列入《纂修清史文献》《纂修始末》及《凡例》等。
（3）编制索引：索引旧称通检或备检，也有称引得者。这是专为检索著述内容来源的工具，当前已为中外重要著述不可或缺之部分。新编《清史》，卷帙浩繁，初步约定在二三千万字之间，而该书又非逐字逐句诵读之书，内容包罗甚广，必当有综合索引，方能便于检索。编纂者于全书告成之日，应编制人物、地名、官职、典实、词语、事件等综合索引，准确注明页数，可大增清史之使用率。
这些体例之设想，只是启动时的断想。若启动时体例既定，也不可视为一成不变的定型。因为如此漫长的十年工程，不能奢望一锤定音。在启动后的实践中，必定会逐步纠谬、完善、创新，而总结出一种既继承又创新的新体例。
（一）文体
使用浅近古文，固然能典雅简练，但当前撰者与读者均难完全接受和实行。所以可采用通行语体文，但文字必须避免拖沓，文风当求朴实，叙事逻辑严密，尽力做到要言不烦，不用和少用无谓的形容词和语气词如“的了吗啊”等词。
（二）字数
正史（二十四史）总卷数是3266卷，总字数是2700余万字。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二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十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字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
（三）出注
正史成书无注，司马迁《史记》所引用资料，据《司马迁所见书考》一书可证，甚为丰富，而成书中却无一注，但不能排斥初稿即无注。新《清史》文献成果数量极大，纂修时势必征引，应如何处理方妥？我认为纂修工作必须有两类稿：一类为送审稿，一律加注，越详越好，以备查证审读。各级送审稿，必须存档，以明责任。另一类是定稿，即付印稿，应将注全部取消，以保持全书整洁并减少大量文字数。有人提及今人著述版权问题，因纂修《清史》非私人著述，而是国家文化工程，可以文件形式制定具体办法。凡已超版权时限，则成果为社会公有，无权利问题；如在时限内，则视引用程度商定付酬；如采用未发表著述，应按规定付稿酬。如其人著述基本符合清史需要，而原作者尚在世，不妨请原作者按《清史》纂修要求，撰写成稿，其报酬按撰稿人对待。
上述浅见，只就思考所及，甚不完备，尚请贤达指正！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
原载《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感谢焦静宜老师授权推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