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北京地区及周边地区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县城遗址、古村落遗址等,汉代城址的发现为探索以蓟城为核心通往各县城的古驿道提供了依据,本文根据这一认识做粗浅的探索。 (1)唐代李泰《括地志》云:“元英、磿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1】”。 (2)唐代张守节《 史记正义》曰:“燕元英、历室二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 (3)《光绪顺天府志》村镇(一)载:“宛平县西四十里山底邨亦曰旁邨(旁村)、北辛安,已(以)上邨在永定河东,旧有宁台、元英、磿室宫近此。《史记乐毅传》: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括地志》:元英磿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 由元英、磿室在宁台之下可知,宁台是一个高台,另外在其“下”还有在其南的意思,可见元英、磿室在宁台之南,相距不远。 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宁台”被标注在石景山区古城、北辛安附近【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磿室”被标注在石景山区古城、北辛安附近,可见关于燕国的宁台、磿室元英在北京石景山区,已是学术界共识。 磿【lì】室,据《康熙字典》释“磿”字云:“【史記·樂毅傳】故鼎反乎磿室。【戰國策】作曆室。今作磨室,誤。又史記磿侯程黑,漢表作歷侯。今本亦作磨侯。皆沿寫之誤。”。《秦并六国平话》卷上:“ 汝 篁植於 蓟丘 ,故鼎返乎 历室 。”《史记·乐毅列传》作“磿室”。裴駰 集解引 徐广 曰:“磿,曆也。” 磿与曆(历的繁体字)通,故也称历室。《周礼·地官·遂师》:“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笼及蜃车之役。” 贾公彦疏:“执綍之人,背碑负引而退行,遂师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磿’也。” “抱磿”的意思是:抱持的版上写有逝者的名字和送葬时扶灵人的名字。由此可知,磿,就是一块写有逝者及扶灵人名字的版。那么,把这块写有逝者名字的版供奉在室内,这就是“磿室”,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由此可见当时的牌位不止写“某某神位”,还写立牌位人的名字,与后来的牌位上只写“某某神位”不同。 对前期蓟城的记载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水经注》卷十三云: 《金史.河渠志》云:“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高梁水迳蓟城东门内刘靖碑之后又东南流,而这段河道转折的位置就在今杨庄中区,可见蓟城的东门大致就在这里,再以此处当做'东门’的坐标点分别向南和向北测量,这样蓟城东城墙的大致位置就确定了,依据“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在卫星图上测量,蓟城的的城墙范围就显现出来了,金顶山(一称琅山)就在范围内,恰处于城的西北隅,根据“城内西北隅有蓟丘”的记载,金顶山就是蓟丘。金顶山由海拔140米、130米、120米的几个小山丘构成,相对高度在45-65米之间,是向山区过渡的丘陵地带,在周边高山的簇拥下,的确称得上“丘”,不负“蓟丘”之名。 唐初诗人陈子昂(661–702年)《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曰: “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其《蓟丘揽古》诗:“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 黄帝为炎黄部落联盟的组织者,至春秋后期,“黄帝”称号已为华夏族共同前进的旗帜,视为共同始祖。故此,古时的人们多在重要地区建筑“轩辕台”,常常举行较大的祭祀活动,用以表示对他的崇拜和祈愿得到他的神灵保佑。不管周武王是封黄帝之后于蓟还是封帝尧之后于蓟,都能说明是封黄帝的后裔于蓟,因为史载帝尧也是黄帝之后裔。所以说,位于蓟丘上的“轩辕台”有可能建于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之时,用来祭祀黄帝。 石景山区蓟城范围内有“古城”村的地名,见曲阜鲁故城、临淄齐故城,其城内现今都有古城村,可知“名为古城,必有所本”。而石景山区的古城村之名见于明代史料,可见当时成村的时后这里的确有古城的遗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古城村西还有400米的城墙存在,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平毁,位置在今古城西街。城墙的遗存印证了前期蓟城的确在石景山区古城一带。 201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石景山区老古城地下文物埋西藏,其保护范围是东至古城大街、南至石景山路、西至北辛安路、北至古城西路约1万平方公里。上个世纪60年代起,随着城市基本建设,在古城西侧(北辛安)多次出土战国钱币、夹沙陶罐及汉代彩陶片,还发现一口六角形古井。......【9】。 2016年7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文公布,石景山区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西藏被列入北京市第五批地下文物埋西藏名单。金顶山地下文物埋西藏位于石景山区苹果园地区,占地面积:168.1公顷,其保护区范围分别是,东界:苹果园大街、西山奥园小区东围墙、北京市水务局党校西围墙;南界:苹果园南路、金顶南路;西界:金顶北街、金顶街;北界:永定河引水渠南堤。该保护区域内的金顶山上分布有大量汉代砖瓦,金顶山四周曾发现多座高等级明代墓葬,对北京地区汉代和明代考古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10】。 可能有人还表示怀疑早期蓟城不在石景山区,再说明如下: (1)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白云观以西发现西晋蓟城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赵其昌先生曾发表《蓟城的探索》一文【11】,提出西晋蓟城是后期蓟城,并不是战国以来曾作过燕国都城的前期蓟城。至于前期蓟城的位置应在何处,文中以现有的考古资料为线索,提出了三个地区: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今石景山区古城村一带)、北京以南外城以西地区、在后期蓟城南。 (4)《水经注》记载有一处矛盾的地方,《水经注》卷十三记载:“漯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 《水经注》说东汉时期铫期为刘秀逃离蓟城而开路是在广安门的蓟城的南门奋戟的,南逃第一站是小广阳。这使得有的学者坚信汉代时期的蓟城是位于广安门一带的。 这段记载与“蓟县故城”的历史沿革冲突,是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对还是错了,到底是如何,这涉及到东汉时的蓟城在哪里的问题,下面分析。 刘秀在蓟城时为更始二年(24年)《后汉书》云“及王郎起,光武(刘秀)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萎亭”【13】。 刘秀与铫期由蓟城出来第一站是小广阳,出蓟城东南驰,说明蓟城在小广阳的北方偏西的位置。小广阳的位置,考古证明在北京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石景山区古城一带恰处于广阳村的北方偏西的位置。另外因为小广阳直线到古城村一带的蓟城之间是半山地,而古城村东南的衙门口到小广阳之间是平原,古城村的蓟城到广阳村的小广阳之间有㶟水相隔,刘秀与铫期出蓟城东南行是要经过㶟水的渡口,当年的渡口当在今处于古城村东南的衙门口一带,当然㶟水渡口很多,为何选择这个渡口,我分析认为“光武(刘秀)取驾南辕”,选择驾车行走衙门口至广阳的平原路线可以减少了因道路不平而引起的颠簸。 综上所述,蓟城的大致位置锁定,金顶山就是蓟丘。西周至西晋中期的蓟城的确在石景山区古城、金顶山一带,也就是说汉代时期的蓟城就在这里(图1)。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这个城址范围只是我经过研究提出的,并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前期蓟城的实际状况,所画的理想化的城址范围必然会和实际状况有误差,只为将来考古发掘提供线索和参考,还是应以将来考古发掘的资料为准。 既然汉代蓟城在石景山区,那么西城区(原宣武区)发现密集的汉代陶井又作何解释呢? 通过研究《水经注》得知,在今北京南站和陶然亭之间有汉初的燕灵王刘建和燕康王刘嘉的陵墓。按汉代规制帝王陵墓附近要有陵邑。陵邑是汉代为守护帝王陵园所置的邑城。诸侯王制仿朝廷,也置奉园民,但不置县,一般叫做“陵邑”或“园邑”。 《水经注》卷十三:“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㶟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后期蓟城)中。景明(500年–504年)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㶟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 ”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伏道,指:暗道,隐秘的通道。是说,从后期蓟城内的中部有“暗道”通向城外东南的两座燕王陵,“暗道”是在北魏景明(500年–504年)中造宝塔和建寺院深挖地基时被发现的,表明“暗道”在当时不为官府所知,说明“暗道”不是北魏时建造,由“陵有伏道”一语,可知“暗道”与西汉的两座燕王陵是同期工程。与燕王陵同期工程只有陵邑,由此可知“暗道”的南端连接着燕王陵陵园,“暗道”北端连接着燕王陵的园邑。燕灵王刘建(前195年–前181年在位)和燕康王刘嘉(前177年–前151年在位)所处时代为西汉早期,据《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载1963年第3期《考古》)说:“根据这些出土的遗物推测,这批陶井应当是属于西汉早期的”说法。由于密集井圈的地点正处于后期蓟城中, 从而印证了汉初燕王陵的陵邑位置就在这里,即是说宣武门以南一带是燕王陵的陵邑所在地【14】。当然,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这些古井分布如此之广和密集,不可能全部是居民生活所用,必然有相当数量属于灌溉农田的水井。 图2 (一)蓟城南去的驿道 《水经注》卷十三说“世祖(刘秀)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刘秀与铫期由蓟城出来第一站是小广阳(广阳城),刘秀在蓟城时为更始二年(24年),《后汉书》云“及王郎起,光武(刘秀)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萎亭”。刘秀出蓟城之后向东南驰,说明蓟城在小广阳的北方偏西的位置,也表明蓟城与广阳城之间㶟水的渡口在蓟城东南方向。 刘秀与铫期出蓟城东南行是要经过㶟水(古永定河)的渡口,当年的渡口在哪里? 《水经注》说,㶟水东迳广阳故城北,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前期蓟城)南(《魏土地记》云“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㶟水)”),又东流与洗马沟合。通过在今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附近发现的被三米厚的河卵石包围的汉代陶井,说明汉代之后㶟水(古永定河)在今鹰山北向东北的汉代陶井的位置流过并留下了河卵石【15】,鹰山正处于广阳故城北,而鹰山到汉代陶井这一河段恰是“㶟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的㶟水河段。鹰山正处于蓟城正南,那么处于蓟城东南的㶟水渡口当在鹰山的东面。这个渡口在宋辽之际还在使用。到了宋代,在史书中出现了一个叫“安祖寨”的地名。这个地名最早是在元代修《宋书·宋琪传》中提到的“讨伐路途坎坷,可取道太行山麓北进。”“涉涿水(今拒马河)并大房山,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则东瞰燕城,才及一舍。”“砦”与“寨”同义,指守卫用的栅栏、营垒,可以说安祖寨是一个具有军事性质的村寨,宋人计划出安祖寨,讨伐辽国是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时的事。安祖砦在今衙门口桥东侧,过去还有200多米见方的遗址存在。由“抵桑乾河(㶟水)出安祖砦”一语可知这个渡口就在安祖砦附近。由示意图(图3)可知,这个汉代至宋辽还延用的渡口在今鹰山与衙门口之间。 北京地区的汉代古驿道粗探 图3 自今石景山区古城一带蓟城的南门向东南经过鹰山与衙门口之间的渡口,继续向南经过今长辛店–广阳城(广阳村)–良乡(窦店)–涿郡(涿州)–桑邱城(徐水区)一路南下中原。 南去的道路还有分支: 1.广阳城–阳乡–方城(固安东南)–平曲(霸州东)–文安(文安西北)… 2。良乡–西乡(房山长沟村)–蔡庄–经燕下都(易县南)向西南方向进去太行山以西地区。 3.阳乡–易县(雄县西北)–阿陵城(任丘东北12里)… 北京地区的汉代古驿道粗探 图4 (二)蓟城东南去的驿道 蓟城经古永定河渡口到阴乡(大兴芦城村)–大廻城(大兴大廻城村)–安次(廊坊)–北茨平古城(廊坊北茨平村)–益昌(霸州东)–东平舒(静海西钓台村)… 分支: 1.大廻城到雍奴(武清兰城)–东汉雍奴(武清大宫城村)。 2.安次–泉州(武清城上村) (三)蓟城东去的驿道 蓟城向东迳今八角村、鲁谷村、沙窝村–燕王陵陵邑(宣武门、和平门南)–今高碑店–路城(通州古城村)–无终(天津蓟县)… 分支:路县–秦代右北平郡城(天津宝坻) (四)蓟城东北去的驿道 蓟城向东北迳今四季青镇到海淀区万泉庄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这一带发现了汉代村落及古道(图5)),再到大口城(朱房村)–安乐(顺义古城村)–狐奴(顺义区北小营镇北府村)–渔阳(怀柔北房镇梨园庄村)–犷平(密云高岭镇石匣村)–奚城(密云田庄村)–滑盐,通往东北地区… 分支:大口–昌平(昌平上东廓村)–芹城(秦城)–渔阳… 北京地区的汉代古驿道粗探 图5 (五)蓟城西北去的驿道 蓟城–今杏石口–今海淀区门头村、向阳新村–今红山口、兴隆庄、上庄镇–双塔(昌平土城村)–军都(虎峪)(图6)–居庸关–居庸(延庆)–夷舆(延庆古城村)… 图6 分支:居庸关–沮阳(怀来大古城村)–且居… 另一条西北去的居庸关的古道,蓟城–戾陵邑(模式口)–今军庄–今寨口–今阳坊–双塔–居庸关… (注:通过研究《水经注》,得知戾陵在今红光山,戾陵邑当是在模式口,今有残石围墙,宋《太平寰宇记》载万安山又名垣墙山,万安山指模式口北的山,山有垣墙故名垣墙山,此模式口围墙当是戾陵邑围墙的遗存。) 据说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曾走此道。 《宛署杂记》里提到:“思汉岭,在县西六十里东山村。苏武使虏曾过此,故名。”思汉岭在今小西山东山村北,西侧是阳台山。 在模式口东、金顶山(蓟丘)西北山麓古道边原有碑上村旧有李陵碑、苏武庙,早年这里有一眼水井,酒店数家。戾陵碑为青石材,四方座,高约2.5米,宽1米,厚0.3米。南面有一间石砌小屋是苏武庙,供奉苏武像。(《磨石口传说》,同心出版社,2015,3,107页) 这座苏武庙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为何建于此,因为这里是蓟城的北西门内,是苏武离开蓟城的地方,经今军庄,走小西山与大西山之间的天然孔道经过思汉岭,直奔居庸关(图7)。 图7 1.在今门头沟区军庄镇军庄村曾经发现战国墓葬。 2.在今门头沟区的王平镇东古岩村东北永定河岸边的山上发现汉代烽火台。 3。沿河城古称三岔村,扼守着几道山口水口,为“三汊沿河水口”,简称沿河口。明嘉靖三十三年设守备,万历六年建城堡,始称沿河城。明万历十九年,由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冯子履撰写的《沿河口修城记》,记载了建城的缘由:“国家以宣云为门户,以蓟为屏,而沿河口当两镇之交,东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浑河荡荡,襟带其左,盖腹心要害处也。”因此朝廷于此修建守御城池。建城的速度很快,“数月告成事”。《沿河城守备府》碑载:“沿河口守备设于嘉靖三十二年,城建于万历六年”,“沿河以山为城,以河为池,乃京师咽喉之地”。 图9 【2】《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19页。 【3】李江浙《北京始都年代考》,《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3页。 【4】1.赵其昌:《蓟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2.陈平《古都变迁说北京》北京市西城区文史学会编,华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5】王春《<魏土地记>成书年代考》,《北京史地民俗》2017年第26期,北京史地民俗学会,2017年9月 【6】 朱祖希:《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态与功能演变》,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引用: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296页:《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宛平县蓟城下”,曾引《元和志》:“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曲英杰认为,此条“亦当本于袁山松之《郡国志》,其所记当为汉晋之制,而不为唐制。如此,则可以就见于记载的两汉魏晋时蓟城之制,推知燕蓟城之方位”。 【7】关续文《古金口遗址商榷》,《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12月。 【8】刘德泉、李元强、冉连起的《永定河出山口的古代水利工程》,载《北京水利》2000年04期。 【9】来自石景山政府网。 【10】来自石景山新闻网。 【15】陈康《永定河故道上的汉代古井》,《石景山文史资料-16辑》,200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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