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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两处蓟城的位置 (王春，网名:帝靑王春，业余研究方向为:《水经注》及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1974年春，考古学家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西侧考古发掘出西晋蓟城的西北城角，之后赵先生提出蓟城城址以西晋为界分为“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细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可知郦道元时代的蓟城即后期蓟城，而郦道元看到的“蓟县故城”即是前期蓟城。可见北京地区在历史上前后存在过两处的蓟城城址。 古蓟城究竟在何处，老一辈学者依据有限的古文献和有限的现代考古资料为探索蓟城的地理位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遗憾的是，随着老一辈学者的先后故去，关于蓟城城位的问题因而并未真正研究清楚而得到解决。如何突破他们的局限，继续他们未完成的探索工作，笔者认为只要整合前人给出的碎片化的文字信息进行深度解读，并进行多方论证，还是能够基本说清和解决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的城位问题的。写作此文，也希望能为相关部门及考古工作者提供线索，以期推动相关考古勘探发掘的进程。 一、古代文献记载的“蓟城” 1.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蓟丘之植，植於汶篁。 这句话見於樂毅《報燕惠王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是一篇著名的先秦書信体散文，見存於《戰國策·燕策二》“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章、《史記·樂毅列傳第二十》以及《新序卷三·雜事第三》。 其中有一段說到燕伐齊的戰功，《史記》的版本作：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 《戰國策》的版本作: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新序》的版本作: “……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収入燕: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在上述三種版本中，這段的文句小有出入。其中《新序》与《戰國策》的文句“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一樣的，而《史記》对此文句調整為“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出現这一差異，那誰的表述正確呢？ 分析一下，從時間上来說《戰國策》成書於戰國時代，早於成書於西漢的《史記》和《新序》。從成書時間和表述順序上综合考量，《戰國策》的这段话是正確的。 但在英國倫敦國家圖書館所藏斯坦因所獲敦煌卷子唐寫本《春秋後語釋文》（斯一四三九）中，“薊丘之植”作“葪丘之鸖”，其下引《史記》也作“薊丘之鸖，植於汶篁”。（見附圖1）這是一條重要的異文。  關於《春秋後語》，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說：“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孔衍是西晉人（？-320年），他所見的古本《史記》、《戰國策》的可信度高，早就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南宋姚宏已據《春秋後語》校訂《戰國策高誘注》。[1] 唐寫本“葪丘之鸖，植於汶篁”，其中“葪”是“薊”的異體字，“鸖”是“鶴”的異體字。 筆者對这句“薊丘之鸖，植於汶篁”的解釋是:薊丘的銅鶴，原是樹立于汶水竹田。銅鹤象徵:江山永固，長壽無疆。 这樣就解釋通了“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鶴，植於汶篁”这句话。原来“……珍器，盡收入於燕”是對四句分說“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鶴，植於汶篁”的總說。盡收入燕的“珍器”，具體是指“銅鐘、銅鼎、齊器、銅鶴”。 由此分析可知，所謂“薊丘之植”的原始版本當是“薊丘之鶴”。 此处记载了燕昭王时代的蓟城内有蓟丘、元英、磿室、宁台。蓟丘是个园林，上有铜鹤，还有竹林。 2.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当时的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以及早已不是蓟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县故城”。 仅从北魏郦道元的描述来看，当时的“蓟县故城”是位于今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的“广阳县故城”的北面的漯水(古永定河)向东北拐弯的北面，即今石景山区；当时的“蓟城”位于由西湖(今莲花池)流出的洗马沟水注入漯水的北面，即今西城区。 但是《水经注》自北魏成书以来，经过后人传抄、校注等原因出现丢字漏字，文字挪移等现象，并形成了多个版本。这也给今人研究北京地区古代水系及古城址位置带来麻烦。 现在通行的版本是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的《水经注》，(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1)。 其中对蓟县故城、蓟城、漯水、高梁水、戾陵堰、车箱渠等的记载，摘录如下: 《水经注》卷十三： △又东南出山，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俗亦谓之曰千水，非也。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漯水，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漯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水经注》卷十四: ……易荆水又东，……又东迳蓟城，又东径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湿余水。湿馀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迳芹城，东南流注湿馀水。湿馀水又东南流迳安乐故城西。 …… 鲍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馀步。 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馀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当代学者中较早注意到此段文字中有挪移文字情况的是王荣华先生。王荣华《水经注卷十三记载的北京遗迹考》[2]一文： “不同版本的《水经注》中这段文字记载是不完全一样。近代流传的一些版本的《水经注》大多为清代学者的校勘本。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国维著《水经注校》'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也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王先谦合校本《水经注》“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 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但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改刊误曰八字当移在次行县曰伐戎之下。”杨守敬、熊会贞著《水经注疏》，“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虽然在'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也注明了“朱八字在王莽上，赵依全校移，戴移同。”“朱”指明代朱谋玮《水经注笺》，“赵”指清代学者赵一清，“全”指清代学者全祖望，“戴”指清代学者戴震。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本是在'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句之下，'王莽'句之上，是清代学者赵一清在校勘时将其下移到“王莽”句之下，“东掖门”句之上的”。 以上是王荣华先生的疏理分析。由此也可看出郦道元的本意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来描述的，而后来的校勘者按照自己的认知将文字进行挪移，打乱了顺序，改变了原著。 细读《水经注》这段文字，可知错讹之处不止一处，有必要梳理分析一下: (1)“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现今蓟县故城内西北隅的蓟丘，蓟城就是因蓟丘而得名的。这里就是西周初年武王封尧后于蓟的地方。 还有一说是“封黄帝之后于蓟”，实际二者并不矛盾，史载帝尧也是黄帝之后。 (2)“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 今人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武王封召公之北燕在今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那里发现了西周初期的“燕城”。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广阳国蓟县下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是说，燕都蓟是召公所封的。西周初年的召公，是辅佐周王的三公之一，是武王分封的功臣谋士之一，“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召公是“受封”，召公并没有分封的权力。“召公所封”，是指共和时期执政的召公，他才有分封的权力。 由此可知是在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召穆公执政，召穆公更封后，始有燕国迁都蓟城的历史[3]。 西周“燕城”《发掘简报》说：“我们认为在西周晚期琉璃河城址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它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也就是说琉璃河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的使用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王彩梅《燕国简史》，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5月，171-172页)。 西周早中期是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863年，西周晚期是公元前862年-公元前771年。召公所封燕国都蓟的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恰好是《发掘简报》说燕城“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的西周晚期，从而从考古学层面印证了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云：“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这一记载的真实可靠性。[4] 所以“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当修正为“召穆公所封之故国也”。 (3)“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史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此处当修正为“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以为广阳郡”。 (4)“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 在刘邦封卢绾为燕王之前，就有韩广自封为燕王。项羽分天下为十八路诸侯，立臧荼为燕王，都蓟。迁燕王韩广为辽东王。 更名燕国不是从刘邦分封开始，当然，郦道元不可能面面俱到，可能也有维护帝制的因素在里边，毕竟项羽没有称帝。此处可以修正为“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名燕国”。 以上几处错误，可能是郦道元造成的。 (5)“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代戎。城有万载宫、光明殿”。 “代戎”应是“伐戎。“光明殿”应是“明光殿。“城有万载宫、明光殿”是西汉刘旦时期宫殿，时间早于新莽时期，依郦道元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描写，此处修正为“城有万载宫、明光殿。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 (6)“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 是说西晋永和九年(353年)二月，燕主慕容儁称帝，立其妃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皆自龙城迁于蓟宫，蓟城始为帝都。并在蓟城宫城东掖门立有铜马像。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修筑地下铁路时发现了西晋王浚妻华芳墓一座，墓志记载，华芳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葬的年代确切，墓地与蓟城的相对方位、里城也记录的十分明确。这说明时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城区，也就是说慕容俊时代的蓟城在今北京西区。因此，这一段记载不属于“蓟县故城”，这段文字当是后人校注时挪移过来。 (7)“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 《刘靖碑》立于大城东门内道路的北边，大城即是郭城，因城内有小城-宫城，故称大城。 那么这个大城是指当时的“蓟县故城”，还是指当时的“蓟城” ？ 从卷十四记载《刘靖碑》的位置看，大城指的是“蓟县故城”。 卷十四:高梁水“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径《刘靖碑》北。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邱水”。 卷十四说高梁水向东流，先经过《刘靖碑》，之后再经过“蓟县”的。蓟县指的是当时蓟县县治所所在地的蓟城，所以《刘靖碑》所在的大城是指“蓟县故城”。 由此可见，这段文字当在“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句之下、在“东掖门”句之上。 由上面的疏理可知，“蓟县故城”内有蓟丘、刘靖碑等，而从西晋元康四年(294年)九月二十日立《刘靖碑》的目的是“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就是表彰刘靖修建戾陵堰车箱渠的功绩有利于百姓，用以纪念他。那么，能起到这个作用的只有人口最多的燕都蓟城，由此可见，公元294年之时立《刘靖碑》的地方还称“蓟城”，那时还没有称“蓟县故城”。 那是何时才称“蓟县故城”的呢？ 当是在公元294年至307年之间的某年。如以新蓟城是公元295年开始动工建设的，那么需要四、五年的建设工期，大约在公元300年建成。294年至307年的中间值也是公元300年。 建成之后，蓟县治所等由旧蓟城迁至新蓟城。旧蓟城始称“蓟县故城”。 所以，笔者认为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分期时间以公元300年(西晋永康元年)为分界。这一时期正处于西晋中期。 梳理《水经注》这段记载可知，这个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蓟县故城是前期蓟城遗址，就是西周至西晋中期的蓟城。 (8)“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 是说自西湖(今莲花池)东流为洗马沟水，它从蓟城西侧南流东转经过南门南面后，向东注入漯水。这个南门曾是汉代铫期奋戟之处。 由上面的梳理可知，西晋中期之前的蓟城，其城址所在即是后世所称的“蓟县故城”，铫期奋戟的发生地当在“蓟县故城”。所以此处错讹，可能是后人注解的文字。 铫期时代的文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 刘秀在蓟城时为更始二年（24年）《后汉书》云“及王郎起，光武（刘秀）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萎亭”[5]。 这段记载很关键的句子“自蓟东南驰”，“蓟”是蓟城，“自蓟东南驰”，就是刘秀等人驾车从蓟城出发向东南方向奔驰。 《水经注》卷十三记载：“漯水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 就是说刘秀与铫期乘车出蓟城向东南奔弛到达的第一站是小广阳，即广阳城。 “自蓟东南驰”，说明“小广阳”在“蓟城”的东南方。 小广阳的位置，考古证明在北京房山区长阳镇广阳村。而石景山区北辛安古城一带，唐代《括地志》、清代《光绪顺天府志》记载蓟城的宫室-元英、磿室和宁台在这里，这里恰处于广阳村的北方偏西的位置，两地之间直线是山地，不可通行，从北辛安、古城一带只有向东南方向经过山地东侧边缘的长辛店一带的平坦大道才能通向广阳村(图2)。这也说明北辛安、古城一带是汉代的蓟城所在地。  假如汉代蓟城在北京西城区，那么刘秀乘车由蓟城去广阳城应向“西南驰”才对，而刘秀由蓟城向东南奔驰去广阳城，说明汉代蓟城在广阳城的西北方向。 由此可知，“铫期奋戟处”当发生在北辛安、古城村一带“前期蓟城”的南门。所以《水经注》关于铫期奋戟于洗马沟侧“蓟城”南门之说是不对的。 这未必是郦道元的错误，这可能是校勘者根据个人的局限认知，在此处增加了“铫期奋戟处”这句注释的文字。 (9)“湿馀水”。 有版本为漯馀水、温馀水。 王北辰先生《<水经注>所记昌平故城辨——附温余水正名》一文说得很清楚，本是“温馀水”，湿馀水、漯馀水是讹称。 (10)“易荆水”。 杨守敬《水经注疏》说的很清楚，当是“易京水”。 (11)“《魏土地记》蓟城东北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 《魏土地记》成书于曹魏[6]，曹魏时的蓟城即是后来的蓟县故城，昌平城位置文献记载在今昌平区上东廓村。两城相距“百四十里”超出实际距离太多，如省略“百”而取“四十里”，距离上是合适的。 推测这个“百”字本是“面”字，可能是后人传抄出现错误，应当是“蓟城东北面四十里有昌平城”(图3)。  《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易京水东流经过“昌平县故城”南，又称昌平水，昌平县故城也就是在曹魏时的“昌平城”。那么《魏土地记》所谓昌平“城西有昌平河”应当是“城南有昌平河”。 (12)“登梁山以观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势”。 “相漯水以度形势”，有版本为“相原隰以度形势”。前有“登梁山以观源流”，漯水本属于源流，所以应当是“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势”。 (13)“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 有版本是“……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结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句，当以“立水遏，长十丈”为是。 就是说在高梁河的北岸，设立车箱渠渠首处的水门和水遏。当山水暴发时，高梁河水上涨超过水遏高度时，漫过水遏进入车箱渠；平常时期，高梁河水由水门进入车箱渠。 (14)“遏立积三十六载”。 戾陵遏自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建成至西晋元康五年(295年)被洪水冲毁，历经四十六载。此处应当是“遏立积四十六载”。 (15)“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 “门广四丈，立水五尺”，门，指水门，即水闸，水闸是由绞关石、绞盘、闸门等构成，可通过闸门宽度或升降闸门控制进水量。“立水五尺”为何意让人废解，此处有脱文，应当是“立水遏，高五尺”。 由上文综合来看车箱渠渠首的设施是“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高五尺”。 那么，高五尺，合今1.21米，漯水与高梁水算是大河，水深何止1.21米，所以此处“高五尺”当是从平常水位的水面算起，即水遏高过高梁河平常水面有1.21米。当山水暴发时，水位上涨超过平常水位1.21米时会漫过水遏进入车箱渠。 由此理解，也可解释“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的意思。 说戾陵遏高一丈，也是从水面算起的。即戾陵遏高出平常时期水面2.42米。 “直截中流”，是说戾陵遏只截住了河流的中间，它是个人工岛，南北长约|01米，东西宽约72米，戾陵堰是和四川都江堰相似的，都具有分水、分沙的功能。 综合上面的梳理，再来看《水经注》的这段文字，就是: △又东南出山，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亦谓之曰干水，非也。 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过广阳蓟县北，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召穆公所封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名燕国。城有万载宫、明光殿。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今蓟城宫城）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傍，像成而马死矣。 漯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其水又东入漯水。漯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趾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漯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易京水又东，……又东迳蓟县北，又东迳昌平县故城南，又谓之昌平水。《魏土地记》曰：蓟城东北面四十里有昌平城，城南有昌平河。又东流注温馀水。温馀水又东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径芹城，东南流注温馀水。温馀水又东南流径安乐故城西。…… ……鲍丘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称矣。高梁水注之，水首受漯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250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长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人。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馀万亩。至景元三年(262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馀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宏，受命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四十六载，至五年(295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逢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高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馀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繈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又东南流，迳蓟县北，又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 郦道元在这里还指出了成书曹魏时《水经》记载的错误。《水经》云:漯水“过广阳蓟县北”。郦道元以成书于曹魏时期的《魏土地记》记载“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清泉河即漯水)”和北魏时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的两条证据来证明《水经》说漯水过“蓟县北(蓟城北)”之误，他写道:“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 3.在唐代初期“蓟县故城”还有遗址存在。 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由上文论述可知，在西周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公元前828年）由召穆公更封后，蓟城才成为燕国的都城。 所以此处应修正司马贞的说法为:西周共和时召穆公所封之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 4.蓟县故城内西北隅的蓟丘是唐人怀古览胜之地。 唐代诗人陈子昂到过蓟丘上的轩辕台，以及碣石阪(碣石宫)等地。他写过一组诗，是写给好友卢藏用的，诗的题目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诗前有小序： 丁酉岁(697年)，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 陈子昂写给卢藏用的第一首诗，题目是轩辕台，诗云： 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 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 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 陈子昂登上北面的蓟丘之后，又登上南面的碣石阪，写了给卢藏用的第二首诗。诗云： 南登碣石阪，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表明，唐人知道“蓟县故城”是“燕之旧都”所在地，它曾是燕昭王时代的都城。唐人常到这里的蓟丘上怀古伤今。 5.宁台、元英、磿室、碣石宫在唐代文献中有记载： （1）唐代李泰《括地志》云：“元英、磿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7]”。 （2）唐代张守节《 史记正义》曰：“燕元英、历室(磿室)二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 6.元代人还知道蓟丘上的轩辕台在元大都之西。 元人熊梦祥《析津志辑佚》记载：“轩辕台在京西，世传黄帝筑此台。李白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飞入轩辕台，即此也。” 7.清代文献指出宁台、元英、磿室在石景山区北辛安一带。 《光绪顺天府志》村镇（一）载：“宛平县西四十里山底邨亦曰旁邨（庞村）、北辛安，已（以）上邨在永定河东，旧有宁台、元英、磿室宫近此。《史记乐毅传》：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括地志》：元英磿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宁台之下”。 解释一下:磿[lì]室。 据《康熙字典》释“磿”字云：“【史記·樂毅傳】故鼎反乎磿室。【戰國策】作曆室。今作磨室,誤。又史記磿侯程黑,漢表作歷侯。今本亦作磨侯。皆沿寫之誤。”。《秦并六国平话》卷上：“ 汝 篁植於 蓟丘 ，故鼎返乎 历室 。”《史记·乐毅列传》作“磿室”。裴駰 集解引 徐广 曰：“磿，曆也。” 磿与曆（历的繁体字）通，故也称历室。《周礼·地官·遂师》：“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笼及蜃车之役。” 贾公彦疏：“执綍之人，背碑负引而退行，遂师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磿’也。” “抱磿”的意思是：抱持的版上写有逝者的名字和送葬时扶灵人的名字。由此可知，“磿”就是一块写有逝者及扶灵人名字的版。那么，把这块写有逝者名字的版供奉在室内，这就是“磿室”的得名。也就是说“磿室”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由此可见当时的牌位不止写“某某神位”，还写立牌位人的名字，与后来的牌位上只写“某某神位”不同。 由此分析可知，磿室是燕国宗庙，里面供奉着燕王的祖宗牌位，是祭祀祖宗的处所。 另外，鼎是宗庙礼器，它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从“故鼎返乎磿室”一语可进一步明确磿室就是燕国宗庙。 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就是说：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做“都”，没有的叫做“邑”，建造邑叫做“筑”。建造都叫做“城”。 《释名》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都会之称也”（《太平御览》卷155）。据此，可知“都”与“邑”的相同之处是均为聚落；不同之处，除了都大邑小以外，最重要的是在职能上，即“都”是“国君所居”之地，“邑”是一般老百姓的居息之所。祖先的住地叫“庙”或“宗庙”，“神主”是其象征。春秋时期，“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左传》昭公18年），即此，庙是历代宗主的住所，故在前；寝是现任宗主的住宅，故在后。二者仅一道之隔，互为一体，成为“事死如事生，礼也（《左传》哀公15年）”的基础，再按照《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规制，再结合近年考古发掘商周都城及战国时代的都城实例可知，周代诸侯国的宗庙是建在都城的王宫之内。可知，燕国的宗庙--磿室当是在都城的王宫内。燕国的都城是蓟城， 王宫在蓟城内，磿室又在宫城内，说明磿室在蓟城内。 元英、磿室在宁台之下，也表明宁台和元英皆在蓟城之内。 梳理上述古文献可知，西周至西晋的蓟城，即是“燕之旧都”，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称“蓟县故城”，郦道元说它在位于“广阳县故城”北的漯水向东北拐弯的地方的北面。城内有蓟丘(蓟丘上有轩辕台)、宁台、元英、磿室的遗迹，该城在唐代初期还存在。唐代的文献记载它位于唐代蓟城西四十里，清代文献记载的相对具体，说它在石景山区北辛安附近。由此可见，“蓟县故城”是在石景山区北辛安、古城一带。 诚然，以上举出的一部分古文献是经校注后的呈现。实际上其在流传中出现了多个版本，不知误导了多少人。 明人笔记《长安客话》:“今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古蓟门遗址，亦曰蓟丘”。 清代乾隆帝书写的“蓟门烟树”景点题名碑，立到德胜门外蓟门桥北的元大都土城上，而今仍在。 1935年民国时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蓟丘，在河北宛平县北，今亦名土城关”。 可知明清时期及民国时期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蓟城”的具体位置了，更别说还有“蓟县故城”了。 蓟城，历经岁月无情的变迁，它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蓟门烟树碑”的树立，未能阻挡现代学者的探索。 二、现代学者探索“蓟城” 1.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首次确认“蓟城”的遗址是在北京城外城的西北部。中外学者，多从此说。 侯仁之先生在1959年发表论文《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9期)中说(摘录):“细读《水经注》并参考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肯定郦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根据这一线索，可以推想: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城的遗址。在有关白云观的记载里，这一高丘曾被称为“琴台”，显然是一种附会。解放之初，在高丘周围的土壕里，曾拣起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可以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这里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战国或战国以前的遗址或遗物，因此它究竟是否为蓟丘遗址，一时还难作最后的肯定。 必须提到，关于假定的蓟丘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足以论定，但是自此以南不到四里的地方，也就是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却发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按这里本是辽金宫城所在，夯土台基十分显明。1957年5月在这一带夯土台基的下层，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厚1米以上，尚未见底。在此文化层中，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等。发现者的记载说:“饕餮纹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至于出土的古陶等，经专家鉴定，其年代最早的接近于西周，因此被认为这就是战国燕都的遗址。这一发现，和从《水经注》复原的蓟城位置，恰相符合，认为燕都所在，是可以相信的，同时郦道元以其所见蓟城即是燕国之旧都，也是完全有根据的。 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故城置为南京，但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为中都之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图4)”  2.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苏天钧《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1963年第3期《考古》)一文(摘录): “白云观西距北京西便门约0.5公里，这里是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的一部分，传说古代的蓟城也在这里。1956年在这里发现了一处遗址，遗址范围很广，西至环城铁路以西5米，白云观以东至西便门一带，南至椿树馆，北至护城河北岸以北80米，遗址的地表分散着各时代的陶瓷片，陶片较多的是在白云观以西。 此外，还发现了151座陶井，分布在会城门村直到宣武门豁口一带。陶井群最密集的地方是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段，有130座(图5)。其余均在白云观以西处。最密处六平方米内重叠达四处之多，可证当时这里人口是相当密集的。陶井的时代是由战国到西汉，其中战国36、西汉的115座。  战国陶井井底也都遗有陶罐。陶罐圆唇外侈，椭圆形腹，周身皆为竖绳纹，颈至腹部的几道弦纹，罐的大小略有差异，一般口径15、高29.5厘米左右，颈部印有文字(图6、图7)。 西便门外大石桥以西，河道北岸还发现一堆石雷，埋藏在离地表一米深处，排列的行次非常整齐，均用青石打成，球状，大小不同……   白云观以西以前为一个很大的土丘，土丘已被破坏，附近地面散布着很多战国的陶片，因此很多人认为这里是古代的蓟丘，侯仁之先生过去曾经写过很多有关研究古代北京的文章都提到这个问题。赵正之先生曾经在白云观以南1.5公里椿树馆附近②战国堆积层中，发现过饕餮纹瓦当。解放后历年出土的唐、辽墓志中，所记载有关蓟城的位置，大体也都是在这个方向。这次在这里所出土的陶井，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尤其是白云观到宣武门豁口一带，陶井最为密集，说明当时人口相当集中。白云观迤西的高地一向被认为是蓟丘，蓟丘东南之地则被人认为是蓟城，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上述所发现的井圈最密集的位置，正好处在蓟城城垣的北部，这样所出土的陶井圈，也可以作为考订蓟城位置的一些参考资料。 有关辽、金土城城垣问题，白云观附近是辽、金土城西壁和北壁所在的地方，过去有人提出辽城的西壁，应当在白云观西、环城铁路以西的地带，这次的调查中，我们在这块地方发现有墙垣的残迹。至于护城河北岸发现石雷的地点，我想应当接近金城的北壁。以上材料对研究辽南京与金中都两城的关系，也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注释:②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7期(图8)。(编者按:根据我所的几位同志前往现场观察所得的结论，椿树馆附近发现的饕餮纹瓦当系出自辽金时代的堆积层中，出瓦当的地方，并无战国时代堆积层)。(图9)”   上面提到白云观附近的“蓟丘”，1957年在北京西郊洪茂沟（今月坛公园西北，月坛北街北侧）出土辽代咸雍五年（公元1069年）《辽济阴董府君夫人王氏墓志》：“归葬于析津府宛平县仁寿乡......铭曰：蓟丘之北，高梁之阴，平岗后隐，广陌西临”。 该墓志的出土，指明了“蓟丘”在该墓志的南面。 《元一统志》云：“蓟丘在旧城西北隅旧蓟门，有楼有馆，见之唐人诗咏，今并废，而门犹存二土阜”。 《元一统志》又进一步指明了“蓟丘”在旧城(指原金中都，元代称旧城或南城)的西北隅的旧蓟门(即蓟城的北门、辽南京的通天门)附近。辽代南京城的通天门在今白云观附近，那么蓟丘就在白云观附近，是有依据的。 梳理今人研究古蓟城的研究史可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关于古蓟城承续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即它从春秋战国起一直到辽南京，都是前后相沿、一贯不变的，是没有前后期之分的。与此大体相应的，是依据1952年至1963年北京城区发现的一大批战国秦汉古瓦井。于是20世纪70年代相继有专家撰文，比如，旌文冰《北京的古陶井及古蓟城遗址》，《光明日报》1971年12月20日；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把战国秦汉时期的古蓟城的方位初步推定在了发现古瓦井最为密集的白云观以西到宣武门豁口一带。而以唐幽州、辽南京为代表的后期蓟城的北城垣，大体也在这个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批学者对传统的古蓟城从春秋战国到辽南京的一贯不变说提出了质疑。以考古学家赵其昌先生为代表。 3.现代学者中首先明确提出有两处不同时期的蓟城的是历史学家常征先生。 1983年8月，常征、梁湘汉:《北京城市发展史略(一)》(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一文云(摘录): “蓟国都城在今石景山地区的“古城”一带，燕国初都也在这儿的证据，便是它沿用或新建的宁台、元英、磨室(磿室)等宫城也在这儿。而其中的“磨室”(磿室)，从《乐毅报惠王书》来看，又是燕国宗庙。“邑有宗庙曰国”。宗庙历来是在国(京城)中，宗庙所在，自然便是京城(国)所在。就是燕国营建新都于今广安门地区之后，以“古城”为中心的这些宫庙，仍以“故宫”或“离宫”的形式保留下来，连昭王为邹衍所修造的碣石宫，也还是在这一带。……今广安门桥以南七百米处的护城河西岸，1957年曾发现有大量的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和饕餮纹瓦当，这些典型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遗物说明，这儿东周时代曾为燕国的都城，则为确定无疑的事实。……自凉水河向北七里的蓟城南墙，约当今白纸坊大街一线，蓟城东墙，约当今虎坊桥南北一线，而今城门村又是该城的西北角”。 4.在1974年春曾主持北京白云观西部传为“蓟丘”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赵其昌先生，后来在其所著的《蓟城的探索》一文(刊载于1986年出版的《北京史研究》)中说(摘录): 1965年，北京西郊八宝山南侧修筑地下铁路时，发现了西晋王浚妻华芳墓一座，出土器物中有晋代骨尺等零星器物与墓志等物。墓志记载，华芳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葬的年代确切，墓地与蓟城的相对方位、里程也记录得十分明确。就等于说，从葬地往东二十里，就是西晋蓟城。但是必须注意，墓志所记方位、里程，是约略而言，是估计数字。如果以葬地为准，根据墓志记载的方向、用同墓出土的晋尺，折合晋里，去实地丈量，定二十里处为晋蓟城，则显然不见得准确。但是，它毕竟是晋代的记录，是探索晋代蓟城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这一发现十分重要。 北京城西南侧，道教建筑白云观之西，原有土丘一处。1974年春季，为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在上层遗址清除之后，又发现了残城墙遗址。城墙略有破坏，但夯土层次清楚。南北墙略长，北端向东转，略短。根据这种现象，可以认为，城墙残址应是城的西北转角。如果沿西墙走向向南延伸，沿北墙转角向东延伸，西、北两面的城墙可以复原。 城墙残址又出现了下列情况:转角处北墙正中，夯土之下，压住了一座砖室墓葬，出土器物包括壶、奁、楼房等陶制明器甚多。从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判定，它是东汉中、晚期墓葬。另外，北墙北侧，仍有两座东汉砖室墓葬也同时被压于残墙夯土之下，一座完整，一座残破，后者仅剩底部残砖。现场观察，它很可能是城墙初筑时破坏的。这种种现象，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时代言，明确的答案是:城墙的筑造，要晚于东汉。就是说，东汉时把死者埋葬，东汉之后才筑城，所以城墙位于墓葬之上，城墙夯土把墓葬压住了。考古学上用这种“叠压关系”判定两者的相对时代，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而这里城墙与墓葬的叠压层次，又表现得如此清楚，十分难得，可以论定:城墙晚于东汉。如果再与华芳墓志的记载结合起来考虑，残址正位于华芳墓地之东略南20里。方位，里程，大体相符。据此可以认定:残城址所在，即西晋蓟城。 西晋会不会使用前代旧城或略作变更呢？残城址发掘期间及发掘之后，周围地区正在大规模动土兴工。我们曾就这一方便条件，在附近地区作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查。结果是，并未发现早于西晋的有关遗址、遗物。这样，目前还可以作这样的结论:东汉之后在这里初筑蓟城，没有沿用前代旧城。也就等于说，前期蓟城不在这里。 西晋蓟城，没有沿用前代城址，西晋之后的蓟城，倒是相沿使用的。在白云观西侧的发掘现场与附近外围，作了大面积考察后发现，复原后的蓟城城内西北部，地势较高，为一带丘地，残城址正位于丘地的西北部边缘上。特别是残城北墙之北，低窪现象更为显著。再略北即永定河引水渠道，原是利用旧河改造而成的，这里已县土丘的最北部边缘了。 西晋的蓟城，下延使用到北魏。慕容儁的前燕，存在于西晋之后北魏之前，又仅有六年的短暂时间，不再另筑新城，沿用西晋旧城，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起西晋下至于唐，蓟城基址不变，而且相沿使用。 唐代之后，辽建南京，使用了唐代蓟城旧址。金代建中都，仍用蓟城旧址，城位不变，只是城墙有所扩展。不过，唐代的幽州，时人习惯上还叫它蓟城，辽代之后，已经不叫蓟城了。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以东汉为时限，东汉以后的蓟城是新筑的，为后期蓟城。有遗址为证，可以定位。而且上至西晋，下至唐代，是相沿使用的。而东汉以前的蓟城，不在这里，要另作考虑。(笔者注:赵其昌先生一再强调“西晋蓟城，没有沿用前代城址，西晋之后的蓟城，倒是相沿使用的”。这样看来，赵先生实际上是以西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的；辽南京、唐幽州城所代表的只是后期蓟城，它的上限只能上溯到西晋某年；从西晋某年往上直至春秋战国及更早的蓟城为前期蓟城，它与后期蓟城绝对不可能同在一处)。 古代习惯，城内一般不做墓地。特别是大型墓葬，在城内者更属罕见。用墓葬的位置来探索城址，也属可用的方法之一。……就在井圈集中的白纸坊附近，也曾有过汉墓出现，与这里曾是前期蓟城的设想，也是相互矛盾的。……由于后期蓟城是东汉之后新筑，城内有前期墓葬，则是正常现象，也正好说明，后期蓟城与前期蓟城，不是前后相承使用的。这样一来，白纸坊一带虽然井圈比较密集，作为曾是前期蓟城的设想，就基本上不能成立了。 1974年白云观西遗址发掘时，北侧的沙层中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细沙中间常常夹带一些夹砂红陶碎片，陶碎片又常常具有棱角磨光的现象。就夹砂红陶片讲，不论它是否当时人的实用器物，或死人墓葬中的明器碎片，在北京地区，都应是战国时代遗物，这已为许多遗址、墓葬所证实。在古代遗址的发掘中，陶片的出现是常有的事，但是，陶片棱角磨光的现象殊属少见。棱角磨光，其原因是什么呢？显然是水的作用，即陶片长期被水冲刷的结果。从陶片与流沙混合夹杂的现象分析，它不是本地所有，而应是从其它地方由水沙携带、搬运而来。沙中屡见陶片，水沙上游，就很可能是古代人口或墓葬集中的处所。墓葬又常常深埋于地下，而陶器的原在处所，是人口密集地点的可能性就更大些。如果这一推测不误，自然使人联想到前期蓟城。也就是说，前期蓟城，很可能处于水沙上游。也可以说，洪水冲毁蓟城，使水沙携带着陶器，破碎成片，沙砾使陶片棱角磨光，流向下游来了。棱角磨光陶片的出现，不仅支持了水毁蓟城的设想，对于探索前期蓟城城位，也是重要线索之一。 白云观西遗址的发掘，使后期蓟城得以定位，并且证明，前期蓟城不在这里，城位不存在前后继承问题。出土井圈的密集处所，附近有汉代墓葬存在，资料互相牴牾，如果仅凭井圈密集指为前期蓟城，证据尚嫌不足。同时，分布广阔的战国、汉代墓葬地点，又显然不是城址所在。那么，前期蓟城到底在哪里？在目前情况下，指明前期蓟城所在，的确存在不少困难。不过，在无直接证据之前，排除一些地区之后，据理探索，仍有三处可供考虑。 (1)、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地区（今石景山区古城村一带）。 白云观西遗址的发掘，常常发现水沙夹杂的战国陶片，据其棱角磨光，推测是上游水沙冲刷、携带而来。上游在哪里？应是八宝山以西略北，永定河东岸一带。且不论这里有没有城址，至少可以说，远在战国时代，这里居住人口不少，而陶片正是其遗物的极小部分。人口不少，当然也就不能排除曾有城址的可能性。同时，到目前为止，这里还没有发现与之相互牴牾的资料。八宝山略北，曾经发现过汉代石阙，可能是墓前设施，但其地在八宝山北，所指上游，在八宝山西略北，两者并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上指地区有个地名:古城。名为古城，必有所本，所本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奇怪的是，几经调查，地面上不见古城遗迹，也不见古代遗物。几次访问，当地老年群众指不出古城所在，更说不清名称的由来。这一带西面是永定河，于其东南下游发现磨光陶片，如这一带真有前期蓟城，也真的毁于洪水，从地理形势与实物相互联系观察倒是于理相合的。当然，这还仅是推测，仅是在目前缺少更多证据情况下的设想。今后的考古调查、发掘或出土实物，也许还会进一步提出比较确切的线索与证据，来补充它，修正它，或否定它。 (2)、北京以南，外城以西地区。 1957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七期报导:北京广安门南700米，护城河西岸，发现了战国陶制饕餮纹瓦当等物。是典型的战国遗物无疑。根据瓦当推测，它不应为一般平民所用，而应是宫室、庙堂等高大堂皇的建筑构件。瓦当等物的出现，又加深了这一认识:有战国宫室、庙堂等遗物存在，战国蓟城当在北京附近。原报导又说，瓦当发现地点，并有文化层“厚一米以上”。有瓦当，又有文化层，按道理讲，将这里定为战国蓟城宫室，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这里是战国蓟城所在，根据复原后的后期蓟城观察，它处于城内西南侧，与后期蓟城城位牴牾。也就等于说，前、后期蓟城在同一地点，有继承关系，这又与上述白云观遗址的城墙与墓葬的叠压关系相矛盾。原报导没有仔细描述瓦当原物与文化层之内涵、层次等等，还不能明确这里出现的瓦当及文化层，有没有受到水沙冲击的现象。如果有，倒是与文献相合，则其宫室等建筑不在这里，而应在略西地带。有战国宫室在，自然是前期蓟城。关于燕国宫室，《史记·乐毅传》有记载: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伐齐国，大胜，“珠玉珍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解:“燕元英、磨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史记·乐毅传》卷八十，中华书局标点本)。这是唐人的记录。唐代幽州城内有蓟县，所谓幽州蓟县，实际上即后期蓟城。所谓旧日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也即后期蓟城之西四里，当是前期蓟城所在。但是，瓦当出现于后期蓟城内西侧，又有文化层，这与文献不尽相合。如果设想，燕宫所在的前期蓟城，原在幽州蓟县即后期蓟城之西数里处，而由西来的洪水冲刷，使瓦当等物随水东移数里，息足于后期蓟城内西南侧，这与文献记录倒是相符合了。同时，后期蓟城之西，数里之内，尚未发现战国、汉代墓葬等牴牾资料。这一设想之是否正确，在于出土瓦当有无水沙磨损痕迹，更为关键的是，厚达一米的文化层有什么文化遗物？是否为水沙冲积所形成？这需要仔细辨认，反复验证才行。可惜，报导简略，没有着重描述，遗址己经不见，也无从仔细分辨了。 (3)、在后期蓟城南。 战国瓦当及其遗物、文化层等在广安门出现，这些实物材料与出土地点都是重要的。所谓前期蓟城在后期蓟城之西，只是根据文献结合瓦当等物，据受洪水影响才使遗物迁移的设想。设想是否正确，关键又在于文化层是否原始堆积及遗物有无水沙冲刷与磨损现象。如果瓦当等物没有水沙磨损痕迹，而文化层也确属战国堆积，则又当如何呢？答案只有一个，这里是战国蓟城无疑。至于它与后期蓟城城位的矛盾，就只有重新考虑后期蓟城之复原是否正确。后期蓟城之定位，复原主要根据白云观西遗址的发掘。遗址的城墙与墓葬有叠压关系，层次清楚，城墙是后期蓟城西北城角，可以肯定。至于复原后的南部城墙，就要重新考虑了。也就是说，战国瓦当及文化层所在如果是前期蓟城，其地正处于后期蓟城西南部，两城斜交错叠，不尽合理，则后期蓟城之南墙，必须考虑适当北移。也就等于说，后期蓟城之新建，与旧日蓟城北部相接，或约略相隔。也可以说，前期蓟城在后期蓟城之南，二城相隔、相接，或有极少部分套叠，这又是推断、设想。而设想与推断的前提，仍是以白云观西遗址的发掘情况和瓦当及文化层的出现为依据。一座城址的复原，主要以遗迹遗物为依据，目前尚无可靠实物，仅有的可资为据的瓦当与文化层，又表述得含混不清，使城址的定位都感到困难，两城的关系如何，就更不易弄清了。 如果真的是前期蓟城在南，后期蓟城在北，这将涉及另一问题，即:又是什么原因，使城址发生变化呢？而两城距离又移动得那么近？是战争？天灾？还是洪水？想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广安门南一带，仍处漯水下游，洪水泛滥首当其冲，而相反，北面的白云观遗址，发掘后从大面积比较调查证明，地势较高，正是“蓟丘”所在，洪水之后，南城北移，迁之高阜，情理所必然。依此而论，前期蓟城，建于丘陵之南，避风向阳，也不是不合道理，只是没有考虑到洪水而已。同时，上面讲到，北京外城内西南侧虽有汉墓出土，其墓地应在前期蓟城城外东侧，地图出版社及白纸坊汉墓，也都应在城外，墓葬与城址，也并不牴牾。《史记·乐毅传》“报燕惠王书”中记“蓟丘之植，植于汶篁”。燕国蓟城，北临土丘，乐毅用文学语言，以蓟丘象征蓟城、燕国，文献与城址，倒也两相符合。 对前期蓟城城址，作了三个设想。以三个设想相互比较，则第二个可能性较大，第一个次之，第三个最小。 蓟城问题，特别是前期蓟城，对北京古代史来说是个重要问题。城址不能定位，许多问题不好解决。蓟城的定位问题，文献不足，困难较多，就更需要地下的实物提供线索，而地下实物的出土又是如此之少。我总觉得，秋冬之际，视野开阔，有志于北京古代史的同志们，不妨迈开双腿，有针对性到田野中去调查，到开沟挖土的现场去实地看看，作一点记录，采集些实物，再以实物为基础，开展研究工作，蓟城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当为期不远了。(图10)  5.1982年10月1日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将“磿室”标注在石景山区古城、北辛安附近。 6.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版第一卷由北京大学与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于1979年6月开始编制，1986年出版。将“宁台”标注在石景山区。 由上可知，结止到1986年，依据文献的记载，宁台、磿室、元英在石景山区已是学术界的共识。 赵其昌先生在《蓟城的探索》一文中所依据“《括地志》注解:“燕元英、磨室二宫，皆燕宫，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史记·乐毅传》卷八十，中华书局标点本)”依据的是错误的版本。“四里”，当作四十里，因为“碣石宫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宁台在碣石宫之西，所以宁台及宁台之下的元英、磿室应为记载的“蓟县西四十里”为确切。 赵其昌先生以为燕国蓟城宫室-元英、磿室在“后期蓟城”之西“四里”，用它作为前期蓟城在后期蓟城之西的推断依据之一。当时赵先生并不知文献有误，现在看来，这是不能作为依据的。 而“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最先由侯仁之先生引用，其后常征先生引用，赵其昌先生对此产生怀疑但最终还是引用了，把它作为战国蓟城在广安门一带的“证据”。这在当时学术界也是产生了共识的。但这与战国蓟城宫室-元英、磿室在石景山区的记载相矛盾，常征先生用“离宫说”来化解这个矛盾。赵其昌先生对此虽然产生质疑，无奈之下也把它当作证据之一，提出前期蓟城在后期蓟城附近之西和之南的推断。 其实，三位前辈学者是没有看到1963年第3期的《考古》杂志的《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一文的注释。 1963年第3期《考古》杂志刊登的《北京西郊白云观遗址》一文的注释称“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7期。（编者按：根据我所的几位同志前往现场观察所得的结论，椿树馆附近发现的餮饕纹瓦当，系出自辽金时代的堆积层中，出瓦当的地方，并无战国时代堆积层）”(见上文及图7、8)。所谓“瓦当和古陶的出土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遗址─'燕上都’和它的前身所在地”之说也就自然不能成立[8]。 由上述可知，侯仁之先生所谓“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也只剩下“自西晋、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有理论支撑了；常征先生的“离宫说”及广安门一带是“东周时代曾为燕国的都城”的说法，也失去了支撑。只有“蓟国都城在今石景山地区的古城一带，燕国初都也在这儿的证据，便是它沿用或新建的宁台、元英、磨室(磿室)等宫城也在这儿”的这个说法还有意义；赵其昌先生关于前期蓟城城位的三个推断，其中有两个失去依据支撑，只剩下“古城说”。 由于赵其昌先生在白云观西考古后发表的《蓟城的探索》，把蓟城分为前期和后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导致一批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居住在石景山区的翟连学、关续文、王荣华等学者为继续探索前期蓟城城位做了大量工作。 7.翟连学《燕宫与蓟城遗址商榷(上)(中)(下)，分别刊载于《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9年10)、三辑(1990年12月)、四辑(1991年12月)。摘录其(下): “光绪《顺天府志》上说:“(府西)三十二里八角邨、看丹邨、五里店、大井邨`衙门口邨，旧有碣石宫近此……”。这段文字记载从八角村开始，至衙门口止，绕了一个大圈子，皆把起始都放在了两个相邻的大村落上，且这个大村落中间恰恰有一茕茕孑立的秃山包-八角山。前面我们己经说过碣石山之意，以其独立山峦之意推论:碣石宫很可能就在八角山上。 郦氏所指的蓟城已是当时的新蓟城而不是老蓟城了。而那个老蓟城，在郦氏笔下也已用“蓟县故城”称之了。 前面，我们已经围绕古蓟城的一些历史地名、历史遗迹作了一番试证。那么，古老的蓟城也犹不难寻觅了。《史记·正义》曰:“《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周取名焉’”。既能以山名国，则必可因丘名邑了。故郦氏果决地说:“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前文我已提出了自己们看法，即:石景山就是古蓟丘。那么石景山就在蓟城内的西北隅，蓟城的西北隅便应是石景山(古蓟丘)了。据此，我们现在便可勾画出一幅古蓟城的城垣图来(见附图11)。  《水经注》引《魏土地记》说:“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我怀疑郦氏所说的“七里”之数很可能是古城村与清泉河间的距离。……所以，我认为:蓟城南垣应在古城村”。 1995年中共宣武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决定设立蓟城纪念柱。同年12月落成。后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原先蓟城纪念柱因周围环境变化而出现体量、尺度不相适宜的问题。在侯仁之院士及北京著名古建专家王世仁等人倡议下，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于2002年决定在原址重立“蓟城纪念柱”。 “蓟城纪念柱”的树立，未能阻挡学者继续探索。 8.石景山区的关续文先生受赵其昌先生《蓟城的探索》（载1986年出版的《北京史研究》）一文启发，在1996年第2期的《北京文博》发表《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一文，文中说： “1965年八宝山出土了西晋华芳墓志，有“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之语。有的学者推论，蓟城在今天的广安门、白云观一带。赵其昌先生就该地域出土文物，经潜心研究提出若干相抵牾的问题后指出：白云观遗址的发掘，常常发现水沙夹杂的战国陶片，据其棱角磨光，推测是上游水沙冲刷携带来的。上游在哪里？应是八宝山以西略北，永定河东岸一带。上指地区有个地名古城。名为古城，必有所本。他号召有志于北京古代史同志们，不妨迈开双腿，有针对性的到田野中去调查，到开挖沟土的现场去实地看看，作点记录，采集些实物，再以实物为基础，开展研究工作。蓟城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当为期不远。 我拜读此文后颇受启迪与鼓舞。便从燕昭王据蓟的诸多论著入手，开始了调查研究东周蓟城遗址之行。 去年（1995年）的9月5日，我走访了撰著《古城村史》的梁云龙先生。向他求教”名为古城“有无遗迹的问题。当谈到”土龙岗“时，梁引导我到古城村前街西头大影壁处说：“土龙岗在影壁的西侧，向西南延伸至永定河(笔者注:当是推测)，残存150米，向北残存250米。为弄清土质结构，领我拜访了曾为古城生产队负责生产的闫明老人。他说：“土龙岗又叫长坡，为鸡粪土，呈黑灰色。岗高2-3米，上宽2米，底部宽4--5米。生长着荆棵、枣树，农业学大寨中给平掉了。当时推土机还推出一个城门基座（又像庙门）和一个古村落遗址。出土了砖头、瓦片、阶石、盆、罐、灶、井等，以及井旁的一个古钱罐，内装古钱币百枚。在土龙岗西侧发现鱼骨盆残片最多。梁先生至此插话：“田顺庄北我家的祖茔也出土过这种残片......'曾为青年队长的李玉兴说：“土龙岗（南端）内侧有一短墙，似街道（内护墙）。土龙岗的土质以锹横铲不入，竖铲若找到茬口，可掉10多厘米的一块，看来人筑的因素很大”。嗣后，我又拜访了知情乡亲邢士珍、李士杰、冯立新等15人。他们分别介绍了西福庄、山下村、田顺庄、南辛安等出土古村落遗址状况，及其出土的红陶器皿与残片。我两度到田顺庄考察，拣到百余块灰陶与红陶残片，最小的如指甲，大的三角形弦长150毫米、厚5毫米。此外，还有灶土、小铁钻等实物。就其标志着战国时代使用的带有羼合物红陶器皿（含残片）在土龙岗西（岗东今古城村落未见）大面积与多村落出土，证实了土龙岗与战国古村落至少同步出现。似可判断为前蓟城的东部城垣。其北墙大体在今京山铁路基线上（或略南）；西接石景山（蓟丘）北麓之龙头山；......（1985年春月，我走访了金王府的郑德山老先生，他幼年对土龙岗所见为石砌土填之城。关续文补充，载于2003年《石景山文物》）。 《水经注·漯水》:……漯水又东北经蓟县故城(今之石景山古城)南。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的记载，与上述土龙岗城廓西北隅，今日的石景山头相吻合。(址在首钢小西门内)也就是说，它还是早年的蓟丘。” “土龙岗”原在古城村西(图12)，笔者走访村民了解到，它的位置在今古城西街。 9.门学文和关续文先生认为金顶山主峰是“轩辕台”的古遗址所在地。 (1)门学文《金顶山汉代古建遗迹发现记》(《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九辑，2001年)云： “金顶山最高点海拔140.5米。其中海拔100米以上的面积约0.2平方公里。主峰南北各有一座小山包，而西北、东、东北有各有一座小山包，对主峰形成了众星拱月状。它原有七座山包（70年代炸毁一个），颇似北斗七星，正应古人崇拜北斗七星的神圣观念，......笔者留心北京史事多年，在2000年10月14日登金顶山时，偶然发现了汉代大型古建筑遗迹。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发现围绕主峰顶80米范围内遍布古建筑遗物，面积达一万平方米。有铁器、夹砂红陶器皿残片、板瓦、筒瓦、瓦当、滴水、古砖和部分器皿残片。有少量红陶，也有大量的灰陶。上面有布纹、绳纹、网格纹等纹饰。其中的夹砂红陶残片最大的有200平方厘米，且制作精美，壁厚仅1.5厘米，……10月底11月初，我们带着发现的部分实物分别请教了北大教授侯仁之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学家史树青二位先生。他们看后认为是汉代器物，有的还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器物，又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很有价值！ 11月22日，当我们向石景山文化文物局做了详尽地汇报后，他们当即邀请了正在老山汉墓发掘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钰一行，对笔者发现的实物进行了鉴定，认为是汉代遗物。立即与我们上山勘察，根据山形地貌和发现地点进行分析，认为古建筑应在山顶上，历代修葺古建时都把上面的残迹清下山来。王武钰先生认为，从发现的遗物形体较大来看，“汉代在此的建筑绝小不了，可能是宗庙一类的古建筑”。山顶上也不排除有战国时期建筑，但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物，有待今后的发掘来证明。 此地靠近右隘模式口，《史记”上早把古燕国的历室宫讹写为磨室，后代会不会将磨室再讹为磨石呢？至少北京古史专家常征先生是这样看的。他就认为金顶山上很可能是战国历室宫所在地。 (2)关续文、门学文:《金顶山遗址考》:我们认为，如果汉代此地有大型建筑，那么很可能战国时期也会有。因为史老就怀疑，其中的夹砂红陶、绳纹灰陶等残片中有的属于战国。我们查阅大量史料后，初步推断此地应是源于战国时代的古燕国宗庙之一的历室宫，汉代修建为“轩辕台”的古遗址所在地。 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曾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的古诗，他在序中写道：丁酉岁(697年)，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其诗写道: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 陈子昂出蓟门北征，走的是后来所谓的京西古道。蓟门，唐时在今广安门一带。蓟丘，今天的学者多认为址在今石景山。登蓟丘，就是登上了今天的石景山。而序中提到的“乐生邹子”毫无疑问即燕昭王时期的东毅、邹衍。那么可以肯定，唐代人们是知道“燕之旧都”在今天的石景山区。邹衍住过的“碣石宫”，据专家考证就在今天的石景山区衙门口一带。按石景山的位置，诗人在那里只能望到今天的金顶山和衙门口地区，西北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云遮雾障了。衙门口已有碣石宫，那么古“轩辕台”就只能在今天的模式口一带了。金顶山上汉代大型建筑遗址的发现，更可以说明这一论证的合理性。 10.浮白:《周肇祥笔下的石景山》，《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九辑，2001年。 摘录如下: “周肇祥所著《琉璃厂杂记》中也记述了金顶山及其古迹:“九龙观在阜成门外三十余里金顶山。碑已坏，仅余石座，不知始何时。地临礼王园寝，今遂为王府私庙。门前双石兽，仰首翘其尾，独角，角长与尾接，制甚古。山南里余平野中，土阜岿然，如龟伏地，曰龟山。旧有灵异，土人耕其上莫敢犁平也。”从此条记载看，金顶山民国前不但有古庙九龙观遗迹，还有礼王墓园。文中还指出，山南原有一土丘，名龟山(指今首钢绿化公司院内土山)，这是今天研究石景山区史志的人们所忽略的。那名为龟山的土丘存在了多少年？它与金顶山是何关系？是否为古燕国时的蓟丘遗迹抑或西汉戾陵？这是我们今后应该关注的”。 11.王荣华《<水经注>漯水变迁和蓟城探索》，《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九辑，2001年12月。 摘录如下: “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今北京地区河迹、城址、遗迹的地理位置。 《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记载： “漯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亦谓之曰干水，非也。 漯水又东南，迳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水经：）过广阳蓟县北。 （注：）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邱，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邱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戎。城有万载宫、明光殿，东掖门下，旧慕容俊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俊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 ……《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漯水”。 过去，史学界按照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关于蓟城的记载，将蓟城城址定在白云观一带，应该说是有根据、有贡献的，这对寻找蓟城城址，研究北京古代史和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都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白云观西部考古发掘)，可以认定这里就是晋代的蓟城城址，但却不是东汉以前的蓟城。仔细阅读《水经注》的这段文字记载，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是蓟县故城和蓟城的关系，关于蓟县故城和蓟城的遗迹记载有无区别，蓟城是否曾经有过迁移。二是“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漯水又东北，还蓟县故城南”。漯水向东北方向流动河道的地理位置在哪里，蓟县故城所指究竟是什么地方。 有学者认为:“郦注在本段记述汉蓟城宫殿、上文直承古代蓟城，下文又与前燕慕容俊蓟城紧相连续，在这朝间，从郦注来看，没有任何城址转移的痕迹可见”。“郦注称今城内西北有蓟丘，当是古代蓟城城址，到北魏时，并无变化。或者说在北魏时的蓟城城址，也就是古代蓟城之所在”。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水经注》究竟是怎样记载的和如何理解这段文字记载的问题。在不同版本的《水经注》中，这段文字记载并不完全相同，略有出入。在现今流传的几种版本的《水经注》中，“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在“王莽”句之下，而在《永乐大典》本和王国维《水经注校》中，'城有万载宫、明光殿'八字却在“王莽”句上。《四部备要》王先谦合校本记载有“朱八字在王莽上，赵改刊误曰八字当移次行县曰代戎之下。”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也记载有:“朱八字在王莽上，赵依全校移，戴移同”。说明明代朱谋玮《水经注笺》中八字也是在“王莽”句之上，是清代学者在校勘之时将此八字下移。清代学者在校勘之时似乎发现“王莽”句和下句的“东掖门”句之间，前后语句不明，有脱落字处，故将“城有万载宫，光明殿”八字下移，前后语句通顺了，但将“王莽″句下和“东掖门”句之间脱落字处的问题掩盖了，给人造成“郦注在本段记述汉蓟城宫殿，上文直承古代蓟城，下文又与前燕慕容俊蓟城相连续。在这期间，从郦注来看，没有任何城址转移的痕迹可见”的印象。王国维晚年著《水经注校》“得见古本颇多，为道光、咸丰以来所未有，如宋刊残本、永乐大典本、明抄本、朱笺本、孙潜校本等参校”，应该更能符合原著。如按王国维《水经注校》和《永乐大典》本将“城有万载宫，光明殿”八字复之回原处，“王莽”句下，“东掖门”句上所脱落字另作考虑，或以“蓟城”替补，那么，能否这样理解这段文字记载呢？郦道元在记载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时，并没有将其统统记在蓟城名下，而是说蓟县故城内西北隅有蓟丘，有两汉燕剌王旦的万载宫、光明殿。蓟城内有前燕时期慕容俊所铸的铜马像，有晋代为刘靖所立的刘靖碑。如果此推测成立，那么蓟县故城和蓟城的区别也就显示出来了，蓟县故城是周武封尧后于蓟的古蓟城，而蓟城则是迁移之后的城址。 关于蓟县故城 “漯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漯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 “广阳县故城北”所指究竟是什么地方，漯水为什么会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转向东北方向流，漯水向东北方向流的河道的地理位置又在哪里，蓟县故城南所指又是什么地方？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历史上北京西劾地区地貌发育及其演变有一个初步了解。 ……漯水由向东南方向流转东北方向流的转折点，就在八宝山断裂和西部山地交汇处，该地恰好位于“广阳县故城北”，也就是今大灰厂一带。漯水向东儿方向流的河道的地理位置，就在八宝山断裂西部，今大灰厂(北)-水屯-古城一线。漯水穿过八宝山断裂由向东北方向流转向东流的转折点，就在今八角山南麓，今水屯一带，“蓟县故城南”所指即今古城南部的水屯一带。那么，“蓟县故城”所指也就是今古城地区。 将蓟县故城定位在今石景山古城地区，也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符。 ……该地名为古城，必有所本。今北京地区有古城为名地方大都和古城遗址有关，“惟有石景山区一个'古城’地名，至今无人能提出确凿的文献和宏物证据，证明这里的古城是何城”。该地以古城为名由来已久，明万历年间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在其所著《宛署杂记》中就曾有明确记载。曾主持白云观西部遗址考发掘工作的赵其昌先生根据考古发掘过程中种种迹象显示，把寻找古代蓟城的投向这里，几次到这里调查访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地面不见古城遗迹，也不见古代遗物”。1995年关续文先生对这一地区进行踏勘考察，经向当地老人了解，老古城村西侧原有一处古遗址，人称“土龙岗”，又叫“长坡”，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4-5米，高约3米，在“农业学大寨”时平掉了，很可能是古城墙遗迹。在这一地区拣拾到百余块绳纹灰陶和夹砂红陶残片。关续文先生根据石景山地区古迹和考察收获及文献记载，撰写了一篇《东周蓟城遗址踏勘记》在《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上发表，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1996年11月，史学界一些专家专门在首钢红楼召开座谈会，对石景山古遗迹进行考察，对出土的遗物进行鉴定，认定出土的陶片为战国时期遗物。常征先生认为“燕国初封地在今天的琉璃河董家林村，后来迁都于蓟，这蓟城应在石景山区，”赵其昌先生讲：“西晋华芳墓志所指的蓟城应属晚期蓟城，因为城墙下压着三座汉墓，研究学问应认这个账，至于出土的战国陶片，夹砂且磨砺了棱角，应视为上游永定河水冲刷过来的，今吾所见到的当地出土的陶片，才原汁原味，也应认这个账“。时任北京市文物考古所所长的齐心认为：“这些陶片多方位的出土，说明战国时期这里有先民活动，这是个突破，为寻找蓟城提供了依据”。后来，关续文先生又在该地区发现了一块可有象形文字的刻石和一块刻有图画的带有铁轴的圆形盘石，殊为罕见珍贵，以及一些石器。 综上所述，今石景山地区自古就有先民活动，且是先民活动聚集之地。结合文献记载，最早的北京城-“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蓟县故城，就在今石景山地区”。 据笔者了解，上述关续文先生的文章引起时任石景山区文化局副局长段忠谦先生的重视，是段忠谦先生邀请专家于1996年11月22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中考古学者赵其昌先生和考古学家齐心先生对发现给予肯定。 除以上前期蓟城“古城说”外，还有其它说法，以陈广斌先生和陈平先生为代表。 12.陈广斌:《古城与蓟城的探索》(《石景山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12月): 认为“古城”应系五代时赵德均所为，它与蓟城无关。 宁台、磨室、碣石近此的衙门口，既以宗庙得名，此宗庙必为元英宫无疑。衙门口北枕土阜(指八角山)。此丘是否为蓟丘，虽难以定论，但是该地具备蓟丘所有的地理环境是不用置疑的。陈先生认为战国蓟城在衙门口一带，后来又提出汉代蓟城在公主坟西南。 陈广斌《汉薊城新考》(载《首都博物馆论丛》总26辑，2012年)云(摘录): “据民国25年北平《旧都附郭疆域总图》显示，从枣林村向西南至小瓦窖一线，有一条高约三至四米的土城遗址，调访发觉因土阜略呈曲折延伸，村民皆称其为“土龙”。 经勘察汉蓟城遗址，北界大致在复兴门外大街南侧，公主坟至永定路枣林村旧址东西一线；东界在西三环西侧，公主坟至管头村旧址南北一线；西界自枣林村斜向西南至小瓦窑村再向南至大瓦窑东侧南北一线；南界在丰台北，大瓦窑东侧至管头村东西一线。依平面图视之表明，其面积与金中都相仿”(图13)。 13.陈平著作《古都变迁说北京一北京蓟辽金元明清古都发展轨迹扫描》(华艺出版社，2013年9月)。 摘录如下: “赵其昌先的有关推断是基本可信的，蓟城的确当以西晋为界区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蓟城的确应当到后期蓟城以外的地方去另行寻找”。 本书首次尝试，将唐以前的古蓟城以西晋元康五年(295年)可能的西移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期”。指出“后期蓟城是前期蓟城的水平西移”(图14)。 为什么说前期蓟城应当就在今北京城区范围以内？ 我们这样说，主要有以下五条理由。 (1)今北京城区内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密集发现的古瓦井。 (2)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大量发现的战国秦汉墓葬。 当年赵其昌先生在为前期蓟城在哪里而苦苦求索时，曾以“古代习惯，城内一般不做墓地”为由，以密集出土瓦井的宣武门与和平门一带同时也存在大量战国秦汉墓葬为据，排除了这一带作为前期蓟城们可能性，而且还进一步做出了前期蓟城处于京西八宝山以西略北、北京外城以西和后期蓟城以南三种推测。然而赵其昌先生的理由和依据，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从东周洛阳王城、鲁都曲阜城、战国齐国都城临淄城、中山都城灵寿城、燕国下都武阳城内都有大量同期大小墓葬分布的实际情况看，“古代”根本就没有“城内一般不做墓地”的“习惯”，反倒是有将墓地特地安置在城内的习惯。由此看来，存在大量墓葬，恰恰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正是前期蓟城所在的佳证。寻找前期蓟城，恰恰必须紧盯住古瓦井与古墓葬均有密集发现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不放才行。任何舍此别求的做法，都将是误入歧途、劳而无功的。 (3)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发现的燕式饕餮纹半瓦当。 燕国宫殿的标志性建筑枸件瓦当或半瓦当，有一个考古界所熟知的标志性特征，即瓦当面上装饰有兽面状的饕餮纹。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略南，先后发现了两宗这样的燕式饕餮纹半瓦当。第一宗，1957年5月28日发现于广安门桥南护城河西岸辽金夯土台下1米的土坑内；第二宗，1972年5月北京外城韩家潭原宣武区图书馆地下7米深处。瓦当，先秦时期只有王侯宫殿才能使用，而这两处燕式饕餮纹瓦当的发现地点又在密集发现古瓦井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不远。这从又一个侧面证明:前期蓟城，应当就在密集发现古瓦井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 (4)白云观遗址古瓦井战国淘罐上的古陶文“蓟”字。 1956年，北京考古专家在配合白云观至宣武门段的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发现了战国秦汉古瓦井151座，其中有战国陶罐一件，在该陶罐的颈部刻有陶文一个作“(图15)”形。这则陶文从正式发表它的1963年，到拙著《燕文化》面世的2006年，学术界一直就无人去识。笔者最先注意到了这则陶文(图16)，并据其字形战国燕文字的一般规律，将其隶定为“魝”，释作了蓟城的“蓟”字，而且还明确指出了它对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前期蓟城位置所特具的指示迷踪的重大作用。(详文见，陈平:《释“魝”-从陶文“魝”论定燕上都蓟城的位置》，《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矛4期)。 (5)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曾共有过同一座城门-开阳门。 这一古文献佳证，就是《水经注》里的一则记载。这样写道:漯水(即古永定河)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这里提及的“城”，连及东汉初年光武名臣铫期，所以它首先应当就是指前期蓟城。也就是前期蓟城与后期蓟城还曾经共有过同一座城门-开阳门。它俩就是平面几何中存在着相交关系的两个圆。而且依照有关专家与笔者的后续研究，前期蓟城应在后期蓟城的基线上略做水平东移；或者反过来说，是后期蓟城沿着前期蓟城的基线略做水平西移”。 对于陈平先生的五条理由，笔者有不同看法: (1)赵其昌先生据理否定了密集井圈处是前期蓟城城址的所在地，那么，密集的井圈又作何解释呢？ “蓟探微”先生说：“几十年来，在广安门内外一带发现了一大批陶制圆形井圈，时代约为战国时期和汉代。近几年在北线阁一带还有井圈出土。大量的井圈集中在这一地区出土，说明这一地区古代人类活动比较集中。将这里做为春秋战国、汉代的蓟城城址来考虑不无道理。古代人类活动比较集中之所在，通常情况下应該是城邑，但是，前期蓟城作为燕国都城并不是一般的城邑，“都”作为“国”的政治中心、统治的中枢，主要体现在“国”的物化载体—王宫和宗庙之类建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人口密集之处不一定就必定是“都”。另外，这一地区有一个特殊情况不能不做考虑，这一地区曾有燕王陵的记载。可能部分井圈和修建燕王陵及设置燕王陵的园邑有关。《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燕王陵、园邑的规模不会比霍光的陵墓、园邑规模小，如果再考虑到“同坟异葬”的王后的陵墓及其他陪葬的陵墓，这一地区在汉代应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燕王陵区，不仅修建燕王陵需要集中大量人力，燕王陵建成之后还要各设几百户的园邑，可见当时这一地区人口之密集。人口密集，取水之井也就自然多了。这一地区陶井还有一个特殊现象令人费解，那就是这一地区有一部分陶井密集到异乎寻常的地步，在6平方米(一说廿平方米)内竞重叠达4处之多。是什么原因形成这种异乎寻常的遗存呢？古人为了避疫只是淘井，并未见弃旧井另开新井之记载。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频繁地挖井—废弃—再挖井。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特殊的需要呢？这倒和这一地区多次修建燕王陵（还有同坟异葬的王后陵）的过程相吻合”。（文章引自2010-1-3 左慈戏曹:《[讨论]蓟城在何处？》老北京网论坛，史地研究） (2)陈平先生批评赵其昌先生“古代城内一般不做墓葬”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片面。确实战国时代的都城内有的存有同期墓葬。但两汉的古城中一般是不做墓葬的，这一点已为现代考古所证明。 (3)韩家潭出土的饕餮纹半瓦当，并不能证明这里就是燕都蓟城。因为在燕国故地不是都城的其它遗址都有出土饕餮纹半瓦当。吴磬军《燕史留痕-瓦当的故事》(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文云:“天津市西南10公里张家窝战国遗址出土饕餮纹半瓦当(残)与燕下都、北京地区同类纹饰瓦当如出一模”，“发现了平原黑城、承德头沟城……安杖子城出土了素面、山字矢状纹、饕餮纹半瓦当，其中饕餮纹半瓦当大的底径达20厘米以上，形式与燕下都的完全一样”。(图17) (4)关于陈平先生释作“蓟”字的陶文。笔者仔细对比线图陶文与拓片陶文，发现两个不同陶罐上的字的写法是一样的，应是同一个字，只不过另一个是阳刻文字的“印章”保留有两侧“边线”，带有两侧边线的文字印章印到陶器上呈现出凹陷的边线和文字，做成拓片后形成了“边线”与“文字”粘连的效果(图18、19)。而陈平先生误以为“边线”是文字的一部分，把“文字”释作“魚”，把“边线”释作“刂”，“组合”成“魝”字。其实，这两个字应调转过来解读，笔者释作“子”字，这是“子”字的象形字写法（图20），上部“三竖”代表幼儿头发，“圆圈”代表脑袋，“一横”代表两臂，下部像两短腿，后演变为《说文解字》古文中的“子”字)，可供参考的是西周早期《小臣傅卣》的“子”字(图21)，只不过此陶文有所简化。 有五个陶文，除一个无法辨认外，而另外两个陶文拓片的字，笔者释作“山”字(图22)。 由此可知，被误释作“蓟”字陶罐也不能作为依据了。 (5)关于陈平先生认为古文献佳证，就是《水经注》里的一则记载，这样写道:漯水(即古永定河)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 《水经注》说汉代铫期为刘秀逃离蓟城而开路是在广安门的蓟城的南门奋戟的，南逃第一站是小广阳。这使得有的学者坚信汉代时期的蓟城是位于广安门一带的。 关于这一点，上文已作说明，故此处不多言。 综上论述可知，石景山区古城一带才是前期蓟城所在地，由此也否定了陈平先生的“后期蓟城是前期蓟城的水平西移”的推断，以及陈广斌先生的汉代蓟城在公主坟西南一带的推断。 那么，陈广斌先生所说的“土城遗址”又是什么呢？ 《水经注》记载“高梁之水东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说明蓟城之西有座燕王陵，这座燕王陵距离“土城遗址”不远。燕王陵附近有守陵人员居住的陵邑。推断“土城遗址”是陵邑的遗迹。 14.进入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一些学者参与网上论坛，个人开有博客、微博等，学者多了一个便捷的发声渠道。 比如，原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钟作慈先生(网名:左慈戏曹)在“老北京网”及博客发表文章，他在“老北京网”发表《[讨论]蓟城在何处？》(2011年)一文。摘录如下: “1957年在广安门以南约七百米处发掘出战国或以前的陶片、瓦当，并且在宣武门、广安门、北线阁、白云观等地发掘出古代水井井圈，有学者认为年代当在东周至西汉。于是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认定，燕都蓟城西界现在的会城门-北蜂窝一线，东界现在的牛街-右安门大街一线，北界宣内头发胡同一线，南界南二环路北侧一线。但是，始终缺少董家林遗址那样的城垣和出土文物来确证。而像已故的北大考古专家邹衡老就不同意对于上述古井圈的年代认定，因此也就不同意最早的蓟城在现在的宣武区。 迄今对于古蓟城位置论述最为客观的当属考古专家赵其昌。 早期蓟城的位置涉及北京建城、沿革和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迷底亟待揭开”。 该文引发“蓟探微”等网友的探讨，从行文内容来看，“蓟探微”是王荣华先生。“蓟探微”:“ 蓟县故城所指也就是今石景山、老古城、北辛安、金顶山一带。燕国的宗庙、王宫的楼台、宫殿在今石景山一带，做为“燕所都之地”的蓟邱就在今石景山一带。 讨论前期蓟城城址问题，不能不涉及今广安门一带究竞是不是东汉以前的蓟城城址。对人们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以至于隋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的主要依据不容回避。 认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以至于隋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主要依据大致有： 一是与《水经注》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的记述有关,认为“郦注在本段记述汉蓟城宫殿,上文直承古代蓟城,下文又与前燕慕容俊蓟城紧相连续,在这期间,从郦注来看,没有任何城址转移的痕迹可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清代学者赵一清将原本在王莽句之上的“城有万载宫、光明荣殿”八字下移到“王莽”句之下，造成的误读。祥见《<水经注>记载的蓟城与蓟县故城》。 二是白云观西部原有一处高丘，和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关于蓟丘与城址方位关系的记载相吻合，误以为就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蓟丘。白云观西部传为“蓟邱”的土阜并不是蓟丘。祥见《蓟丘辩》。 三是广安门一带出土饕餮纹瓦当及大量出土战国时期和汉代陶井。祥见《饕餮纹瓦当及出土战国时期和汉代陶井》”。 无疑，这种网上理性的探讨形式，引发网友的关注和思考，对正确认识北京历史地理具有深远意义。 笔者作为业余爱好者，为了解开困惑，自己试图求解，也在博客上发表一些心得小文和一些示意图。比如，笔者在2013年画了“蓟县故城风水图”(图23)。不过，那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现在看来示意图及拙文还有许多需要修正的地方。 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有新观点新看法，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由上面的梳理可知，可以明确的说，前期蓟城在今石景山区，后期蓟城在今西城区(原宣武区)。蓟县故城则是蓟城迁移之后遗留下的前期蓟城遗址。 那么，前期蓟城和后期蓟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先从后期蓟城的位置说起，然后再说前期蓟城。 [1]董珊《“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新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2]王荣华《水经注卷十三记载的北京遗迹考》，《北京史地民俗》，2009年，总第15期，第21页-25页。 [3]赵评春、孙秀仁:《论燕国形成年代与燕都蓟城方位道理》，《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1日，184-185页。 [4]王春:《西周共和时期召公封燕都蓟的考古学依据》，帝靑王春博客，2019-08-31 [5]《后汉书》卷十七《冯異传》，第3册，第640-641页。 [6]王春:《<魏土地记》成书年代考》，《北京史地民俗》第26期，2017年9月。 [7]《括地志辑校》卷二，104页，（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2月。 [8]左慈戏曹:《[讨论]蓟城在何处》，“老北京网”，2010年1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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