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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女孩,父母残疾,她5岁做农活养家,考上北大却不幸患病去世

 朱小鹿 2022-04-26

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2003年9月2日,八宝山菊厅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挤满了北大的老师和同学,撒贝宁亲自到场,为其念悼词。

八宝山是全国规格最高的红色革命公墓,而他们这次追悼的不是烈士、军人,只是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

她叫张培祥。


1979年10月6日,张培祥出生在湖南醴陵县的一个偏远农村。
 
虽然家里穷,生个孩子就多张吃饭的嘴,但没办法,张家必须有个健康人才行。
 
张培祥的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母亲患小儿麻痹症,两人都需要有人照顾。
 
上哪儿去找人照顾?没钱寸步难行,只能自己生个孩子,把孩子养大,让孩子照顾他们。
 
于是,张培祥就有了出生的机会,一出生就拿到这样的“剧本”,张培祥注定过得比别人艰难。
 
一家三口,一残、一病、一幼,全家唯一经济来源就是那块稻田,将收获的米卖了换钱。
 
 
张培祥从小就跟着母亲,帮忙干农活,3岁时,拿着锄头,背着竹篓,到山上割野菜。
 
四五岁时,家里的水稻都是她种的,每到收获季节,也是张培祥最忙、最累的时候。
 
她要跟母亲一起,用扁担挑着两担大米,穿着旧布鞋,走四里山路,到县上的集市去卖米。
 
每次挑着扁担,张培祥即使肩膀上被磨破皮,也要坚持挑那担最重的,轻的留给母亲挑。
 
好几次,张培祥被肩上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但她不敢停下来休息。
 
害怕母亲看到,就知道她累了,执意要让她把那担米换过来。
 
小小的年纪,早已尝遍了世间最苦的滋味,但老天还没放过她,在她肩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张培祥5岁时,弟弟出生了,本就揭不开锅的家庭,这下更是吃了这顿,没了下顿。
 
 
张培祥更加惜钱,钻着缝儿地多省钱、多赚钱。
 
弟弟刚出生那会,母亲需要留在家里喂养他,恰逢那时,父亲病情加重,急需用钱买药。
 
只剩下张培祥一个人挑着两担米,到集市上卖。
 
有一次,米贩看她是个小孩子,就想坑她一笔,想要少一分钱买下她所有的米。
 
张培祥不愿意,那米贩站在一边,赶走路边想要来光顾张培祥生意的人,污蔑她:
 
“大家别来买她的米,这小孩手脚不干净,特别会坑人,千万别买啊……”
 
张培祥不知道怎么办,只得低头默默掉眼泪,那天,她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整天,也没有卖出一粒米。
 
其实,她不是小气,更不可能做坑蒙拐骗的事,只是一分钱对她家来说,就跟一百块、一千块那样重要。
 
她没有资格大方。
 
也因为家穷,张培祥读书特别用功,生怕浪费父母给她付的学费。
 
她成绩不错,一直稳居班级第一,老师常告诉她,她是班上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
 
张培祥不知道大学是什么,她只知道,努力读书,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家里的生活。
 
然而,父亲跟她说的一句话,打碎了她的幻想……
 

10岁那年,有一天张培祥放学回家,正放下书包准备去干农活,就被父亲叫进了屋里。
 
父亲躺在床上,盯着张培祥,说:“要不,学,你别上了。”
 
顿时,张培祥觉得晴天霹雳,父亲耐心跟她解释,家里的情况实在没法再继续供她上学。
 
张培祥眼泪哗地掉了下来,她跟父亲请求,自己能再多做点活,帮家里多卖点米,少吃点饭,能不能让她继续读书。
 
 
父亲抹着眼泪,无奈地摇摇头,张培祥没有再说什么,她明白,不能因为自己想读书,就让父母倾家荡产。
 
晚上吃完饭,张培祥收拾完桌子,就跑到老师的家,跟老师说,自己不能再来上学了。
 
说完,她马上就跑了,她生怕老师再多说什么,她会忍不住想哭。
 
第二天,张培祥依旧早早起床了,洗漱完毕后她蹲在厨房的灶台边,给家人做早餐。
 
窗外,一群孩子们背着书包,有说有笑一起走向学校。
 
屋内,张培祥把身子蹲得越来越低,害怕同学们透过窗户看到她,会问她怎么还不上学去。
 
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姑妈的耳边,姑妈听说,哥哥不让侄女上学,气得不行,专门赶来质问哥哥。
 
可当她看到他们窝在一张小桌子上吃饭,桌上两个青菜,四人碗里的粥清得像水,她也明白了哥哥的苦衷。
 
她跟哥哥说,就让女儿到她家生活,她供张培祥上学。
 
就这样,那天张培祥干完农活,还没来得及洗一洗身上的泥巴,就被姑妈带走了。
 
临走之前,父亲跟她说:“要好好读书,别浪费这么好的机会!”
 
虽说要与家人分开,但一想到此次离开,自己就有机会读书,喜悦很快就掩盖了分别的难受。
 
在姑妈的支持下,张培祥顺利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当地最好的学校—醴陵一中。
 
 
最好的学校就意味着学费最贵,张培祥也很懂事,害怕连累姑妈,主动提出回县里的普通中学读书。
 
当时,张培祥的一个远房堂叔在醴陵四中教书,听说了张培祥的情况,把她安排进醴陵四中读书。
 
初中三年,张培祥一边读书,一边利用周末在外兼职,以此来赚学费。
 
即使“一心两用”,张培祥依然还是全年级第一,是老师们眼中的三好学生。
 
在他们眼里,张培祥按现在的成绩,上个重点高中没有任何问题。
 
张培祥可不这么想,她已经为自己找好后路,读个技校,毕业出来打工。
 
这个想法被校长罗定中知道后,他马上把张培祥叫来办公室,跟她保证:
 
“你好好中考,高中的费用我来想办法。”
 
中考成绩放榜,张培祥也果真没让大家失望,她以727分的成绩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事,可没想到,生活又跟张培祥开了个大玩笑。
 

张培祥高二那年,父亲做了结石手术,母亲意外确诊患乳腺癌,无法下地干活。
 
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的家,顷刻间又散作一团浆糊,张培祥感觉天都塌了。
 
她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一气之下,她默默收拾行李,离开学校,准备到外地打工。
 
当同学们都在为了大学奋斗时,张培祥拉着行李箱,茫然无助,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得知了张培祥辍学的消息,校长再也坐不住了,亲自上门拜访,询问张培祥父母。
 
他们说:“琼宝(张培祥的小名),琼宝去深圳打工了。”
 
具体是去深圳哪里打工,他们也不知道。
 
校长面对这老弱病残的家长,既生气又无奈,他只能哼一声,头也不回离开。
 
他明白,一定要把张培祥找回来,继续读书,可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时代,找个人比找头驴还难。
 
幸运的是,与张培祥一同打工的同村女生,偶尔几次打电话回家。
 
那时,在外打工的人想要联系老家的父母,总是打电话到村头的小卖部,再由小卖部老板喊他们来接电话。
 
校长找到小卖部老板,拉着他到电信局查电话,把来自深圳的电话全部记在本子上。
 
从那之后,校长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多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回拨本子上的电话,一个个排查。
 
 
花了整整5个月,校长终于在电话这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找到了张培祥。
 
他极力说服张培祥回来读书,并跟她打包票,“你尽管回来读书,剩下的事情我替你处理。”
 
在校长的软磨硬泡下,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的时间,张培祥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车。
 
她发奋地学习,把落下的两年功课一点点补上,每天晚上熄灯之后,张培祥就窝在走廊,借着头顶上的灯光看书背书。
 
最后,张培祥用力过猛,一不小心以全省第五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法学院。
 
 
她还是株洲市的文科状元,这也为她日后在文学上的成就作了个小小的预告。
 
进入北京大学,张培祥依然努力用功读书,为了赚学费、生活费,张培祥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使用。
 
她一边学习,一边打三份兼职,多次获得奖学金,2001年,张培祥顺利保研。
 
虽然是法学院的学生,但张培祥的才气却丝毫不逊色。
 
在读研期间,张培祥创作了《大话红楼》、《飞花读红集记》等作品,并以“飞花”的笔名发表作品。
 
北京电视台也经常找张培祥写剧本、做策划,所获得的稿费、工资,张培祥全都寄回家里,给父母治病,给弟弟买衣服。
 
张培祥成为了北京大学里的名人,大家都叫她“才女”。
 
真正让张培祥出名的,则是2003年那篇文章《卖米》,那是她的亲身经历,看哭了不少人。
 
 
有人看完后评论:“我们看的是故事,却是琼宝的现实。”
 
此时的张培祥23岁,年少有为,文学界的前辈都认为,张培祥就是文学的新星,未来可期。
 
在所有人都以为,张培祥终于苦尽甘来,到了享福的时候,张培祥再一次输给了命运……
 

2003年,非典爆发,各大高校安全起见,实行封闭管理,北大也是如此。
 
5月,张培祥突然感觉不舒服,在北大的校医室做了简单检查,并非感染非典,张培祥松了口气。
 
因为那时,为了应对非典,各大医院都紧急待命,张培祥不敢给医院添乱,只好忍住疼痛。
 
那段时间,张培祥吃不下,也睡不着,短短两个月瘦了差不多10斤。
 
好不容易熬到非典结束,张培祥赶到医院一查,结果让她大跌眼镜。
 
她患上白血病,而且病情已经恶化,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从那之后,张培祥住进了医院,每天做化疗,输液打针,身子越来越瘦弱,但脸上的笑容却一直没变。
 
老师、朋友去看她,她总是盘腿坐在病床上,跟他们开心聊家常,她快乐得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
 
 
当时,张培祥的弟弟正准备高考,为了不影响弟弟考试,张培祥对家人隐瞒了病情,他们问起,她只是淡淡地说贫血而已。
 
等到家人知道,已经是七月中旬了,父母和弟弟连夜赶到北京,看到女儿瘦成皮包骨,父亲躲在病房外偷偷抹眼泪。
 
弟弟呆呆地站在一旁,问张培祥:“姐姐这该怎么办?”
 
反倒是张培祥笑着说:“没啥事,早晚都会走到这一步,我只是超前走快了一点。”
 
虽然表面上坚强,但每次晚上睡不着,张培祥都是窝在被窝里,偷偷哭一会。
 
现在,她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她总是跟弟弟一遍一遍地重复:“以后爸妈就交给你了,要好好照顾他们,报答他们。”
 
命运已经为张培祥按好了闹钟,只是她还不知道,自己将在哪一天被叫停。
 
她能做的就是,继续过好当下的生活,享受它。
 
住院的那段期间,张培祥依然坚持把没写完的《大话红楼》放在枕头边,化疗结束后就拿起来继续写,每天写一点。
 
“既然我改变不了命运的结果,那就好好珍惜剩下的时间,把每一天都活出别样的精彩。”
 
然而,《大话红楼》就像《红楼梦》一样,没等来它的结尾,张培祥去世了。
 
2003年8月27日,张培祥在医院走完了最后一程,年仅24岁。
 
 
生在初秋,死在晚夏,张培祥24年的光阴就埋在了夏秋之间。
 
张培祥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将自己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安葬在八宝山,另一半送回湖南老家。
 
“我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北京,因为这里有可亲可敬的同学老师;
一半带回老家,家里还有慈爱的父母和放不下心的弟弟,需要我的陪伴。”
 
北大为张培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八宝山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
 
她的师兄撒贝宁到场念悼词,所有人都在为张培祥的离世而悲痛。
 
张培祥的另一半骨灰,父亲将它埋在了她儿时最喜欢的茶林山坡上,她曾说那里能看到全世界最美的晚霞。
 
担心女儿着凉,父亲还为张培祥搭建了一个小亭子,每次想女儿时,他就拄着拐杖,一步步爬上山坡,去看她一眼。
 
知道女儿爱美,他还会带上一大包纸巾,擦一擦她的墓碑,替她除掉周边的野草。
 
 
张培祥的一生,没有一步是轻松的,老天仿佛将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24年的生命就这样化作一抔黄土。
 
或许,她没有觉得遗憾,因为尽管她的一生长满了野草,但她依旧是是她自己这一生的见证人。
 
吃过苦,也尝过甜,也不枉此行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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