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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开始大力推行“以华制华”策略，加紧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军事迫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限共、防共”方针，国民党第五战区撤销了“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5月，国民党鄂中专署专员石毓灵以邀请陶铸、孙耀华到随县长岗店参加县长联席会为名，扣押陶铸、孙耀华。石毓灵劝陶铸不要在鄂中打游击，以免引进日军，陶铸大义凜然当面斥责石毓灵背信弃义，破坏团结抗战大局。石毓灵等作出了将陶铸驱逐出境的决定。后来，陶铸由在国民党川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郑绍文掩护，脱离险境。同时，国民党鄂中专署宣布撤销进步人士孙耀华的应城县长职务，另委任反共的曾宪成为应城县长兼京山县长。为保留应城县政府这一抗日政权，保持和发展鄂中敌后抗日斗争大好形势，中共鄂中区党委、京应县委立即在京北及周围地区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曾挽孙”运动，许多士绅名流和社会贤达出面响应。由于国民党上层的阻挠，孙耀华终未能复职，但曾宪成也不敢贸然就任应城县长，只就任了京山县长之职。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反共摩擦之后，鄂中地区的抗日武装面临日益严峻的局面。鄂中顽固派已开始公开打击共产党的力量，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的遭到顽固派的公开打击或吞并，与“应抗”友好相处的大洪山区国民党部队的活动也受到当局限制，有的被调防。顽固派军队则时时监视“应抗”活动，限定“应抗”活动范围,千方百计打击“应抗”。由于“应抗”等中共领导的各支抗日武装当时都是用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编制，没有独立地亮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国民党顽固派“溶共”的形势下，这些武装随时都有被吞并、消灭的危险。“应抗”虽然在短时间内开辟了鄂中敌后游击区，但还未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没有形成广大、牢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摆在京应地区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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