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镇：“定于一”是春秋战国的基本走向

作者：陈民镇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

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趋势在新的条件下、在各个方面日渐强化，“定于一”成为广泛的共同的追求。这种思想和意志，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后来的繁庶和发展。

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下启秦汉，在“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表象之下，涌动的是天下“定于一”的潮流。多区域中心的发展与交流，一方面使中华大地得到更为广泛、深层的开发，另一方面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入融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疆域、政治、文化认同进一步强化

在夏、商政治遗产的基础上，西周以血缘为纽带，在强调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前提下分封诸侯。春秋战国出现分裂格局、王权旁落，但疆域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仍在进一步强化。

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天下”、“禹迹”为核心的疆域认同，人们以“天下”、“禹迹”等词汇表述所居住的共同地域。西周封建的范围，不仅囊括夏商之旧壤，而且涵盖新开拓的四裔之地。从《诗经》等文献看，西周时期人们便已将各族活动空间的确立归源于上古的大禹。迨至春秋，无论东土叔夷钟铭文“处禹之绪”，《诗经·鲁颂·宫》“缵禹之绪”，西土秦公簋铭文“鼏宅禹迹”，还是南土嬭加编钟铭文“帅禹之绪”，皆自称据有“禹迹”。“天下”或“禹迹”，既是华夏共同体形成与壮大的共同舞台，也是中国早期疆域认同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尽管诸侯并立，但共同认可一个“天下”。

在“天下”范围内，正统或共主地位成为历代王朝的共同追求。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最初体现为天命观。西周铜器铭文及《诗经》《尚书》，皆称周文王、武王“受命”。“受命”的关键是敬德保民，天命所归必是民心所向；如欲永保大命，必须做到敬德保民。春秋时期，诸侯亦可称先祖“受命”，天命不再是周天子的专利。诸侯争为诸侯之长，以成霸业。《管子·封禅》中有一段据称出自齐桓公之口的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这段话突出地表明，在分裂格局下，“一匡天下”成为确立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根据。

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追慕夏人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中原诸侯亦以“诸夏”自居。为了应对所谓“蛮夷戎狄”的侵扰，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管仲也强调“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诸夏亲昵”的核心是文化认同，具体体现于礼乐制度、文化典籍等方面。由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可知，两者的区别正在于是否有礼乐。据礼书所载，虞夏商周的礼乐在因袭的基础上各有损益。“诸夏”本身便是民族融合、不断发展的产物，后来主动吸收“诸夏”礼乐的“夷狄”，亦可融入“诸夏”。这种文化向心力和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

概言之，以“天下”、“禹迹”为核心的疆域认同，追求“一匡天下”的政治认同，强调“诸夏亲昵”的文化认同，春秋以来得到进一步强化，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基础。

为统一奠定新的制度基础

春秋战国之世，王纲解纽，诸侯力征，自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尽管是分裂时期，但追求统一的意识却在增强：面对外来威胁，华夏共同体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凝聚；面对秩序的混乱，一些诸侯国试图重新树立权威，建立新的秩序。在此背景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周初封建，据称有71国。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兼并之剧烈。齐桓公“一匡天下”，楚庄王问鼎中原，皆有一统天下之志。及至战国，只剩下七雄争强。列国兼并战争引致局部统一，全面统一已是大势所趋。

兼并战争带来连锁反应。战国七雄为了立足乱世并争夺霸权，也为了适应当时新的社会形势，纷纷变法图强。变法主题不外乎强化君主集权、尊贤（打击世卿世禄制）、尚法（完善律令）、富国（以农为本）、强兵。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在政治上主张选贤任能，严明赏罚，限制世袭贵族的爵禄；在经济上主张“尽地力之教”，废井田，推行“平籴法”；在军事上建立“武卒”制。《史记·平准书》载：“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司马迁认为，正是在李悝变法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被拉大，最终导致了秦“并海内”的局面。后来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国邹忌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燕国乐毅变法，莫不受到李悝变法影响。列国不同方式的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的土地关系、统治阶层成分以及国家政治制度。在时代剧变中，中央集权制已呼之欲出。变法更为彻底的秦，最终兼并了六国。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东巡，至琅琊山，刻石颂功，强调统一法令及“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的重要性。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刻石 中国国家博物馆/ 供图

更深层次的变化是血缘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随着兼并战争的持续，小国不断并入大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国内部的民族融合，同时也打破了原先血缘政治的壁垒。如楚国的扩张，在考古学上表现为楚文化向南阳盆地、巴蜀、吴越等区域的渗透以及相互融合。楚与所谓“蛮夷”之间，秦、赵与所谓“戎狄”之间，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族群融合愈加深化，过去维系西周封建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乃至瓦解。而如何处理通过兼并战争获得的新领土，便成为现实问题。春秋时期，楚国已经设县。权、申、息、陈、蔡等原先是诸侯国，后被楚吞并，改而置县。此外，晋、秦诸国在春秋时期亦已设县，并有郡的萌芽。虽然此时的县仍有封建采邑的影子，但已经成为直属国君的政区单位。战国时期，官僚政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各诸侯国多推行郡制和县制，成为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先声。郡县长官由君主亲自任命，并不世袭，如此一来君主权力得以集中，世卿世禄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官僚体系得以建立。相较于周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和郡县制更符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需求，因而成为秦汉大一统的制度支持。

经济、文化融合日益深化和扩大

春秋战国时期，各区域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又自成特色，在经济与文化层面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

伴随着生产力进步以及各诸侯国富国强兵的努力，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空前繁盛。据《国语·齐语》，管仲曾建议齐桓公“令夫商，群聚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鼓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的商业活动。春秋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并在一些政治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郑国商人弦高前往周王室辖地经商，路遇秦国大军，遂佯装犒劳秦军，秘密派人回去送信，解了郑国之困；孔子弟子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另一位著名大商人范蠡也曾在齐鲁地区经商，成为巨富。

商人活跃于各诸侯国间，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商品贸易。《管子·轻重甲》记载，管仲主张将齐国的盐“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各区域间的物产交流更为普遍。《管子·小匡》称，通过商业贸易，“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据《荀子·王制》，北海之走马、吠犬，南海之羽翮、齿革、曾青、丹干，东海之紫、鱼盐，西海之皮革、文旄，均在“中国”流通。据李斯《谏逐客书》，昆山之玉、随和之宝、太阿之剑、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之簪、阿缟之衣，皆入于秦。一方面，各区域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和经济中心；另一方面，不同区域之间通过商品贸易互通有无，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贸易网络。

再看各区域文化的融合与扩大。后世所谓“地域文化”，多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名命名。一方面，无论是中原诸国还是与“蛮夷戎狄”杂处的秦、楚、吴、越等，都继承了商周以来的汉字系统、文化典籍和礼乐文明，在实际沟通和文化心理上均不存在明显隔阂；另一方面，各区域又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征，如文字上可分为秦、楚、齐、三晋、燕诸系，文学上有所谓“南北文学不同论”，长江流域青铜礼器的器形及随葬制度也自成特色。各区域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如长江流域的青铜乐器对中原地区的礼乐文明产生过反向的影响。各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极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融合与扩大。

各诸侯国间人群流动与交往空前活跃。孔子曾周游列国，其亲传弟子也遍布列国。战国时期，谋士或思想家在各诸侯国间往来频繁，“楚材晋用”或“朝秦暮楚”在当时不乏其例。如事秦之士中，商鞅、吕不韦为卫人，张仪、范雎为魏人，楼缓为赵人，李斯为楚人，蔡泽为燕人。秦之独大正是广纳四方贤才的结果。士人在不同区域的往来，促进了典籍和文化的传播。吴起入楚、子夏入魏、王子朝奔楚，都是典籍传播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在楚地出土的《诗经》《尚书》《周易》等简册，反映了这些典籍在楚国的流布。史籍记载，《诗经》等典籍在春秋时期已成为教授楚国贵族子弟的教材。共同的文化典籍与经典教育，涵育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春秋晚期，孔子创立私学，门下弟子来自列国，出身背景各异，典籍的传授不再限于中原地区，也不再限于贵族。战国时期，典籍传播与个人撰著愈加普遍，这也成为诸子蜂起的背景。诸子具体政治主张各异，但他们都从流传下来的典籍和文化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伴随着互相交流与论战，到了战国中晚期，诸子思想已呈现出合流趋势。稷下学者中不少人有会通诸家的气象，如宋钘融合道、儒、墨，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淳于髡“博闻强记，学无所主”。新发现的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五纪》诸篇，也体现出诸家思想兼容的特点。

一方面是各区域间经济、文化融合逐渐深化，另一方面是各诸侯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民众苦不堪言，这是春秋战国的现实。尤可注意者是，在这种现实的背后，重建天下秩序、使天下归于一统成为民心所向。这种诉求也鲜明体现在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当中，“百家”虽然“异说”、“百虑”，但“天下同归”的旨趣是一致的。在回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的疑问时，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定于一。”在《荀子》一书中，“一天下”、“天下为一”之语更是一再出现。《韩非子·解老》则阐论“兼有天下”之道。《吕氏春秋》亦云“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春秋公羊传》更是明确提出“大一统”的主张。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趋势在新的条件下、在各个方面日渐强化，“定于一”成为广泛的共同的追求。这种思想和意志，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后来的繁庶和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