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高考历史|01封建王朝大一统，中华民族大奠基！

中华文明的组成是多样的，既有来自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文明。

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不同地域的文明、不同民族的文明，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补充、互相融合。

一、宗法分封统家国

约1万年前，原始农业产生，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农耕文明的优势使其具备扩张潜能，使文明区域不断扩大。

公元前4000年前后，原本简单、平均、平等的氏族社会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夏王朝建立，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制定传统农事历书《夏小正》，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正式开始。

商朝灭夏而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初步建立地方管理制度，开始出现原始瓷器，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殷商的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汉字形成完整体系。公元前1046年，西周又代商而起，三个朝代的文化传承，有继续，有发展，有创新。三个朝代文化的辉煌成就，为后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思想道德和政治制度更是被后代许多帝王、政治家和学者奉为圭臬。

夏商周时期区分社会尊卑等级的主要依据是血缘关系，以父系血缘关系来维护政治关系。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解决贵族之间在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防止发生争夺和内乱，西周摒弃殷商“兄终弟及”的传统，确立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规定宗族内的嫡庶系统，确立严格的大宗和小宗体系，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形成宗族内的等级关系和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也是政治上的最高领袖。

宗法制将血缘和政治相结合，形成“家国一体”的统治。有利于凝聚亲族，强化王权；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关系，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世卿世禄”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保障推行并完善和巩固分封制。宗法观念成为规范社会活动、整齐生活习俗的指导思想，影响深远。中国人重亲缘、重嫡传、修家谱、建宗祠、编族规、尊祖敬宗、孝顺长辈、恪守孝道等习俗都和宗法制有关系，遗存在当今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西周初年，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其直接统治。为了对王室直辖区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统治，周天子“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将王畿以外的土地连同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为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当时主要分封了鲁、齐、燕、卫、宋、晋等国家，诸侯世袭，在境内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诸侯还可向下分级立宗，分封卿大夫立“家”，卿大夫封“士”，士以下不再分封。如果诸侯间发生了争执或冲突，则由周王进行调解和处理。分封制实施以后，逐渐改变了殷商那种相对松散的方国联盟式的政治体制，强化了天子对诸侯的统属关系，稳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扩大了统治区域，使西周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

多元一体、中原核心的格局在西周建立起来了。此后，虽历经战乱和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分支分裂出去，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被打破。

二、井田工商奏礼乐

当时，华北地区沼泽较多，要在低平的区域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了沟洫农业。

西周时期，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并向分封者交纳贡赋。耕地十分规整，呈方块状，形同井字，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庶民和奴隶在井田里集体耕种，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少量青铜工具开始应用于农业生产。耕作技术持续进步，土地可以连续耕种，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农作物种类更加丰富，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多已具备。

西周“工商食官”，手工业、商业全受官府垄断控制。有负责指导蚕桑生产的专职官员，能生产斜纹提花织物。

井田制是西周时代的经济基础，为了维护建基于井田制之上宗法制和分封制，周王室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对统治阶级日常的政治社会活动如祭神、结婚、丧葬等制定一些规则和仪式，并配有特定的音乐。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礼乐知识技能传授由官府垄断控制，也就是“学在官府”。

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内核纽带，分封制是宗法制的政治体现，礼乐制度是保证宗法制、分封制稳定推行的工具。分封诸侯开发了边远地区，传播了周文化，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诸侯在封国内扔拥有地方实权，封国仍是一地方实体，但西周基于血缘的制度探索，为后世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春秋战国蕴一统

井田王道，阡陌纵横，工商食官，学在官府，礼乐征伐皆自天子出。西周在井然有序地运行了两百多年后，“礼崩乐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由于受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由相当大的独立性，诸侯国势力日益壮大，分封制遭到破坏，逐渐进入了诸侯争霸割据混战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代之以群雄争霸的多元政治格局。频繁的兼并战争一方面使各国君主产生了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强烈政治追求，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文化交流，“华夏认同”“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观念逐渐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井田制逐渐瓦解，生产力出现飞跃，铁器的发明、推广与牛耕技术的出现成为井田制分封制崩溃的催化剂。土地私有制确立，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经济开始形成，成为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态，重农政策开始出现。官营、民营和家庭手工业并存，以官营手工业为主导，官府统一管理，规模大，分工细，不以营利为目的，水平高。商业官营局面被打破，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主体，抑商政策出现。

井田制瓦解，分封制随之崩溃。诸侯为争霸而变法，开始出现郡县制，各国内部形成中央集权的雏形。奴隶制贵族政治向封建的官僚政治演变，原本依靠采邑的血缘贵族失去生产的条件，从此出现依靠食禄的行政官员，官吏选拔制度由世卿世禄变成了选贤与能。传统兵役制度破产，“并农合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规范在春秋中期被晋、鲁、郑等国相继打破，战国以后这个趋势进一步发展，最终覆灭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之下的兵役制。编户齐民制出现，诸侯国之间扩军备战，直接促使一家一户小家庭成为独立的社会单元，社会组织形式也因此由血缘宗法关系走向地缘编户齐民。以小家庭一家一户组织人口，是地缘乡里制度以及建立在乡里制度之上的郡县制度的基础，也是战国时期普遍征兵制度的基础，是国家对全国财产赋税和人力控制的有效办法。编户齐民成为服务于中央集权政治的基层民众组织形式。

王室衰微，天子失学，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平民阶层加入了知识分子队伍，在天文、医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司南、《石氏星表》、算筹计数法等科技成就，《诗经》《离骚》等文学杰作，帛画《人物龙凤图》等艺术珍品涌现。多元政治格局下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士”阶层崛起，追求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成为百家争鸣的载体。百家争鸣局面形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在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基础；它一方面是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巩固了社会变革的成果，为以后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论证与预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各家学派相互取长补短，逐步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和宽容开放的特点。

春秋时期，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源的道家学派，秉持辩证法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倡导“无为而治”，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顺应时势和民心；提出“逍遥”的人生态度，放弃一切等差观念，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道家学说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敬鬼神而远之”，优先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核心思想是“仁”“礼”，为政以德，教化百姓，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主张克己复礼，维护等级名分。

战国时期，孟子以“性本善”为伦理本位，这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倡导“养浩然之气”，强调先义后利和舍生取义。荀子以“性恶论”为伦理本位，主张“仁义”“王道”，提出“君舟民水”的论断，倡导“天行有常”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论观点。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推崇“人治”，主张实行仁政，成为显学，但不受君王重用。代表下层劳动群众尤其是手工业者利益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也一度成为显学，但战国之后就不再受重视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提倡“法治”，主张用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主张变法革新，适应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需要。

“关键性的时代变革和发展”“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科学技术的重大创造和发展”“连年进行合纵连横的兼并”“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五个方面的变动是西周社会向秦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渐进性是其重要特点。春秋战国时期在续接早期中华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秦汉奠定新范式

公元前221年，自商鞅变法后长期坚持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秦国，统一了全国。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建立了皇权至上、皇帝独尊、皇位世袭的皇帝制度。

中央三公九卿制，设“三公”：丞相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使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负责监察百官；太尉管理全国军务；丞相之下设“九卿”，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中央各部门分工明确，提高了工作效率；各部门相互牵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决策失误；军政大权最终操纵在皇帝手中。

地方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几十个郡，郡下设县。郡守是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县，定期向丞相汇报工作；县的长官称县令或县长；郡县长官都直接由皇帝任免，不能世袭。郡县制的全面推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强化联系全国的水陆交通网络建设等措施，有利于加强各地经济交流。以小篆为官方标准文字，在“书同文”的过程中，隶书出现并流行。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地缘政治组织取代血缘政治组织，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和国家管理方式及政治体制由此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范式创立者的秦王朝，在制度和统御手段等方面仍然保留着从部族到封建时期遗存下来的诸多痕迹，这些历史惯性无不与奠基时期的创新意识发生抵触。秦王朝统治者以古老的暴虐手法，强制推行延续两千年之久的政制，却最终失于统御之术，仅历十五年国祚。

陈胜、吴广首义导致秦的速亡。项羽、刘邦为争夺统治权力发动楚汉战争，最终以项羽失败告终。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的教训，将恢复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实行黄老道“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息”。总的来说，“汉承秦制”，地方行政则郡国并行，布衣将相、重视母族亲属关系、地方势力强大的特点贯穿汉朝政治始终。

经过60余年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取得显著成效，西汉国力日渐强盛。农业牛耕普及，出现了耧车，代田法和二牛一人犁耕法，兴建了漕渠等水利工程，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形成并日臻成熟。手工业开始用煤做燃料冶铁，丝绸远销亚欧。专供贸易的“市”出现，时间和地点都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政府虽重农抑商，商人已富贵矣，对外贸易繁盛，长安、洛阳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王国势力威胁中央政权，边境也不安宁。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董仲舒以《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五行家、黄老之学和法家思想，建立了西汉新儒学思想体系。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归纳为“三纲五常”。董仲舒外儒内法，兼采思想各家之长，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新儒学的生命力。新儒学实质上是思想文化专制，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深化了专制皇权。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积极有为，顺应时代需要，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发展大一统国家的措施。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重用儒者参与国家大政，将儒家经典规定为教科书，兴办太学，建立地方教育系统。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行中外朝制度，重用身边的侍从担任尚书令、侍中等，形成“中朝”决策，参与军国大事，以削弱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颁布“推恩令”，分割封国的领地，从而削弱地方势力，解除了王国的威胁，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后，汉朝北逐匈奴，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还曾派使臣出使大秦。

西汉武帝削藩、尊儒、开拓疆域等均使大一统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但至西汉后期，政治日趋黑暗，儒士垄断了官僚体系。土地兼并剧烈，豪强地主取代封国，逐渐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赋税徭役沉重，社会动荡不安。延至东汉时期，诸多“伟业”力道已是强弩之末，离散的弊政与乱源已日渐凸显，东汉的着力点更多转向政治统治与社会矛盾的处理上。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吸取西汉后期的教训，采取加强集权、发展生产等措施，东汉前期社会出现繁荣景象。

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在保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中华文明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在史学、文学、医学与科技方面均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秦汉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的形成期，在立国规模与制度建设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基本范式，即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也。秦汉不仅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战乱，更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了“大一统”的政体，并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本格局。

这使中华民族很早以前就逐步形成一种朴素系统的国家统一的整体观念，即“多民族”和“大一统”的国家观。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识和观念贯穿于中国历史始终，它既是中国历朝统治者制定国内各项施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和不断发展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