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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七十二年前的今天，1949年5月11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攻上海的前一日，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有5人即将被押至闸北宋公园枪决，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用镜头记录了这一天的行刑现场，其中有一位写遗书的死囚被全程拍摄，他究竟是谁？一直不得而知，我们查阅大量资料，终于确定了他的身份，本文仅从史料的角度，以图片解读的方式还原他极为特殊的一生。 一、1949年5月11日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即将押送犯人前往宋公园刑场，楼上的窗户旁、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职员。  位于福州路的上海市警察局院子里，两人分别蹲在地上，以椅子为桌，正给家人写着遗书。  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穿着中山装，虽然蹲着，身体依旧挺得笔直，一张白纸上，几乎写满了最想交待给家人的话语。  福尔曼特地拍摄的遗书近景照片，经过处理，遗书的内容清晰显露，未遮挡的内容是： 淑媛吾妻：余为革命奋，此结果可谓求仁得仁，太对不起你，因不事生产，片土，又无丝毫之积蓄，斤重担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我平日刻苦，廉待，忠肝义胆，一定会帮助，人生终有一死。 虽然文字不全，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临刑前对他妻子的内疚之情，以及面对死亡的坦然。 二、他究竟是谁？ 写遗书的主人公是谁，网络上并没有查清下落的文章，可以想象到，也许主人公的家人都不知道福尔曼拍摄过的照片，为了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我们决定开展一段寻访之旅，以找到他的真实身份。  首先我们在福尔曼拍摄的照片中，找到这张照片，其斩标上留下“奉令枪决通敌叛国犯朱大同”的信息，明确了这位微笑中的死囚是朱大同（关于他的解读文章网络较多）。  根据中华英烈网的朱大同烈士牺牲日期的资料，我们可以确定这一天是1949年5月11日。
 再翻阅了大量民国期刊，果然在1949年5月12日出版的《新闻报》上找到相关报道，上面明确载明5月11日被枪决的五人真实身份。报道的题目是：《许闻天案五要犯陈惕庐等执行枪决》。具体内容是：市警局于昨日下午四时在闸北宋公园刑场枪决通敌叛国犯陈惕庐、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五名。从报道中看出，他们的主要罪名是煽动国军叛变策应共军过江。 另外对五人的详细情况进行了报道，我们摘录如下： 陈惕庐：年五十六岁，江苏淮阴人（应是淮安横沟寺），南京文风书局经理，曾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从上年十一月间，与高宗禹、许闻天、刘不同、谌小岑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以下简称孙盟），为组织部长并兼上海支盟负责人，该盟的纲领由其主稿，他主使严一民策反警备总部高参陈祖敏，并委派张达生过江与共党联络，策划国军反叛以策应共军过江。（可惜陈祖敏告密，导致他们被捕） 张达生：年四十一岁，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曾任鲁苏豫边区总部第十八纵队副司令，上年冬由陈惕庐介绍入孙盟，担任该盟委员兼江苏支部书记，奉陈惕庐之命赴苏北淮阴与共党联络。 方志农：年三十五岁，安徽歙县人，南京安徽中学教员，本年二月初由许闻天介绍入孙盟并担任秘书。 朱大同：年四十二岁，江苏萧县人，曾任萧县县长，本年二月底由张达生介绍入孙盟，担任兵运工作。 王文宗：年二十九岁，江苏武进人，江苏省训团科员，担任孙盟的文员。  我们再回到5月11日的下午，写完遗书的主人公，正在被警察绑起来，他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他的相貌已人到中年，排除了朱大同，此前的信息显示，方志农和王文宗都是35岁以下，如果不是41岁的张达生，那么他一定是56岁的陈惕庐。  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在1994年第4期的《炎huang春秋》杂志上找到一篇《省委书记-叛徒-烈士-？记陈治平的曲折人生》文章，作者为时任江苏淮安市党史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童乃元同志。从两张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出神似写遗书的主人公，特别是右边的中年照片，基本可以确定无误，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名字为何成了陈治平？ 三、陈治平的早期革命历程 目前网络可以查阅的信息（未见官方原始资料），他的早期简历大致为：
 我们在官方的淮阴区网站上找到一篇文章，详细记载了陈治平参加革命的经历，也提到他是在1926年11月入的党，另据其它资料记载：
 根据1928年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制定的《江苏各县暴动计划》，1928年2月10日至12日，中共淮阴特委和中共淮安县委在淮安北乡横沟寺一带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由陈治平、赵心权为暴动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由于实力薄弱，暴动随即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而失败，但他所领导和指挥的这场暴动影响深远，为以后党在淮安地区的开辟和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成为中共六大的代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到了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国共正式决裂，白色恐怖笼罩中国，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间在莫斯科（上图为六大会址）召开。 此前暴动失败后的陈治平回到上海，由于其出色的组织能力与胆略，从而以江苏省委代表的身份被选为中共六大代表，上图第43号即陈治平，在莫斯科的六大会议期间的6月25日，陈治平以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实际经验，在讨论政治报告的议程中发言（此发言录音现存中央档案馆），他拥护瞿秋白所作报告中关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倾向的认识。 这篇来自淮安党史网站的资料，记载了1928年10月，中共淮盐特委成立，从莫斯科参加会议归来的陈治平担任书记，并负责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 五、被捕叛党 1930年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其中提出：
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江苏省委指示陈治平组建红十五军，准备在徐海蚌地区组织暴动，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治平，认为红军武装应该在敌人薄弱地区展开活动，敌人重兵所在之处很难成功。1930年7月上旬，红十五军成立，陈治平任军长，编成3个师分别向萧县、铜山县、宿县三地进攻，毫无疑问均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从现在来看，在当时的低潮期，李立三所代表的左倾思想极为严重，没有实力的基础，去发动暴动，攻打城市，无疑是以卵击石，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 1930年底，陈治平被调回上海，以其极强的农民运动斗争才干，担任江苏省委农运书记和军委书记，与何孟雄（我党创始人之一，1931年被捕牺牲）在革命中长期相知的陈治平，跟随何孟雄一起抵制“立三路线”左倾思想，他强烈反对共产国际的操纵，特别是王明的宗派主义，甚至还和其他5人声明退出王明担任书记的江苏省委。 这段历史，为陈治平此后的被捕叛党埋下了隐因。 1932年8月，陈治平被调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不料他到达开封（上图为1932年的开封中山公园）的第三天，就被原开封市委书记胡玉坤出卖而被捕，随后被押解至武汉，由于他曾经两度进入黄埔军校，戴笠建议蒋介石亲自感化陈治平，蒋以老校长的身份，切中陈治平此前对党内左倾思想斗争中的困惑与迷茫，另外34岁的他，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最后陈治平选择了背叛党，从而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幕。 至于他为何走这条路，叛党之后他在贵州任职期间，与孙中山的秘书平刚先生多有交往，平刚在其1938年4月20日的日记中提到，陈惕庐（治平）来访谈及往事，说出为何退党的原因，是因为陈治平很认同陈独秀的理论，从而在党内被当成右派，心有不愿而退出。 平心而论，这段心路历程，应该能解释得通陈治平的叛党之因。 六、背叛之后 为了让陈治平彻底断绝后悔之路，更为起到攻心的作用，国民党要求陈治平公开发表自首书，虽然陈治平极不情愿，但最终屈服，当年十二月的报刊上登出了他的自首书，其中对共产党能否救中国进行了否定，从而彻底倒向了三民主义。 此后，国民党特务利用他对关押在上海监狱里的共产党政治犯进行劝降工作，他以曾经的党内高级领导身份出现，导致江苏特别是徐海蚌地区的党组织破坏严重。1933年元旦，陈治平被开除党籍。 随后他得到了中统系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的信任，1933年3月，被委任为中统特务组织“南京实验区”的副区长，主要负责管理叛徒、培养特务，并利用他丰富的组织能力，组建所谓的细胞委员会，就是在南京重要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重点单位布下眼线，成为所谓打探情报的细胞，曾经的才能是对敌，反过来用在自己人身上，可想而知破坏力之强。 1935年初，在我中央红军转战贵州之际，蒋介石看中陈治平的组织才干，让其负责国民党贵州省的党务工作，果然，他一到贵州（上图是1935年的贵阳）之后，采取共产党发动青年参与的经验，组建了“贵州省青年阵地社”，并重视妇女运动的作用，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贵州省的党务工作做的极为出色。 在贵州期间，每当遇到被捕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他都参与了劝降工作，不过，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最终都惨遭杀害，至于是否由陈治平亲自下令杀戮，目前还未见到原始资料记载，这需要分析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审判机制。 七、抗日报国 日本侵华之后，内心有着爱国良知的陈治平，虽然远在偏僻的贵州，但是纷纷传来的日寇暴行，他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抵触，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了全面抗战，陈治平也施展他所擅长的组织才能，创办“贵州省边远农村工作团”，吸收贵州的优秀青年加入，统一集训之后深入贵州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和征兵活动。 他还组建了多批“贵州省战地服务团”，前往武汉等前线地区参加抗战工作，上图是《良友》杂志1938年第134期刊登的照片报道，贵州女子战地服务团一行由该省入川赴汉往前方参加抗敌工作。 1938年11月27日，时任督导长官的冯玉祥奔走于鄂豫境内，特地为陈治平写下这幅“亲爱精诚”的条幅，可能他是和带领服务团的陈治平在某地相遇。 1939年前后，陈治平亲率第三批服务团前往湖南和山东等地，我们从平刚（孙中山秘书）的日记中找到了他们的对话记录，这是1939年7月1日，陈治平来访，告诉他湖南之行的见闻，特别是对长沙大火气愤不已。 陈治平亲见长沙城（上图为实景）被烧之后的残垣断壁，那场大火是为了阻隔日寇，在1938年11月13日的凌晨夜深之时，不通知百姓，四处统一纵火，再用水龙头喷煤油阻燃，可想而知其火势之大，百姓死伤无数，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恶行。陈治平又告诉平刚，山东已经有三万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抗日，与其它省相比，他们策动百姓抗日更为有力。 到了1942年，平刚先生又记录10月17日的两人对话，陈治平说到国军投降动辄达到师的规模，官僚臃肿互相牵制，效率低下，官员们只是敷衍行事，重要部门没有不贪污的。 从这两段对话来看，国共两党的能力高下立判，亲眼所见的场景，在陈治平心中，谁能真正救中国，谁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应该让他产生了新的认识，从而在内心中又埋下回归我党的种子。 八、回归我党 根据童乃元同志《记陈治平的曲折人生》一文中的记载，1941年底，在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被调任农林部长，此后他举荐陈治平任农林部的专员，而陈治平在贵州因为他的个性刚强，行事不容于当地官场受到排挤，便从贵阳来到了重庆，此后开始结识很多国民党高官。 图中第二段内容，应该采访陈治平夫人时，来自张淑媛的本人回忆，陈治平后来在重庆期间，几次都想拜会周恩来，都碍于愧疚的心理未能成行，其中明确提到陈治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革命时期很亲密。 1945年抗战胜利，蒋介石仍然决定开展内战，这引起众多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反对，我们从198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中，找到由许闻天、邓昊明、金绍先、谌小岑、杨玉清、宁光堃撰写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概略》的文章，详细记载了孙盟成立的详情，其中关于发起人特别作了说明，箭头处的内容为“第三、以陈惕庐为代表，是从蒋介石嫡系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军政人员”，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47年正式建立组织，1948年春通过纲领，并广泛吸收成员，陈治平继续负责组织工作。 1946年3月，随着沈鸿烈转任浙江省主席，陈治平也随之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借助于沈的器重，陈治平在浙江发展孙盟如鱼得水。 1948年6月，沈鸿烈辞职，9月，陈治平也辞去全部职务，并专门在南京大行宫附近以农工通讯社副社长的身份兼任文风书店经理，将此处建为孙盟的秘密据点。 根据许闻天的回忆，江苏保安独立旅长、镇江江防司令陶鸿钊被孙盟策反，并根据解放军的要求，提供了长江防守的重要情报，由陈治平安排张达生前往江北传递，而许闻天在南京文风书店亲眼见到江北中共组织特派员与陈治平会面，并听到对方告诉陈治平：首长请你早点回去。陈治平回答：等把工作做好再回去。从这段回忆看，陈治平可能早已回归组织。 后来京沪杭警备区司令汤恩伯推荐陈仪接任沈，但陈仪原本不愿就职，陈治平、许闻天、高宗禹三人则专程劝说陈仪，希望他能接任浙江省主席，以支持孙盟联共抗蒋，陈仪同意并到任后，孙盟策划了一个重要行动，准备让陈仪亲自策反汤恩伯，以直接逮捕蒋介石，尽早实现和平。 为了配合这个计划，陈治平让孙盟镇江支盟负责人严一民策反其小舅子陈祖敏（时任汤恩伯的高参少将），可惜这两条路都出现了问题，1948年冬，陈仪的亲笔策反信写给汤恩伯之后，汤恩伯大惊，立即将信转给蒋介石，导致陈仪被撤（汤考虑到知遇之恩，恳请蒋留陈一命，不过一年后仍然在台湾被杀，可见汤恩伯的忘恩负义），随后陈祖敏也在汤恩伯的授意下，打入孙盟内部，直接导致孙盟机关被一网打尽，许闻天、金绍先以立法委员身份被释放，陈治平等人则被捕。 九、慨然赴死 我们再回到1949年5月11的下午，陈治平被绑了起来，背后也插上了斩标，两名宪兵将他押上了刑车，福尔曼拍摄的这张照片，此刻陈治平又成了一位迷途知返的真正共产党员。 根据《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概略》一文记载，孙盟的常务委员侯桐（中共党员）当时也在现场送别，他亲眼目睹陈治平在绑赴刑场的途中，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福尔曼一直跟随到闸北的宋公园刑场，拍下了陈治平和其他4位烈士牺牲后的场景，照片是已经倒在地上的陈治平，刽子手正准备补枪。 这张照片拍下了陈治平和其他4位烈士牺牲后的场景，这一刻，陈治平为了新中国，从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最后留下的是对爱妻无限的愧疚：“淑媛吾妻：余为革命奋斗，此结果可谓求仁得仁，太对不起你”。 十、身后余波 1950年8月，陈治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市民政局向陈治平夫人核发了第00253号烈属证。 陈治平就义17个月之后，陈治平的儿子陈幼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上图来源自中华英烈网）。 陈治平牺牲十四年之后，张淑媛的烈属证莫名被吊销，上图来自童乃元同志一文，关于柯庆施指认太湖自焚的出家人是陈治平一事，未见其他资料佐证，假若确有此事，我们只能在历史资料找到原因，不过，那些历史的当事人都已故去，很难求证，我们只列出部分史实供大家回顾分析。 1、柯与王明关系极好，一直以来就是左倾思想，他在1931年任中央秘书长，此时陈治平同在上海工作，而陈治平又与王明交恶。 2、1958年，毛主席以表扬柯所写的一篇文章，来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并准备重用柯庆施，而陈治平与周恩来是淮安同乡，柯在上海中央工作期间，应知晓他们的关系。 不过此事在民革与陈治平家属的努力下，对于陈治平就义的真实原因，1975年曾有官方调查组有过结论：陈治平是接受和执行中共的策反任务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1981年2月13日，上海市委统战部作出《关于陈惕庐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和报告，最终结论为：对陈惕庐可不以叛徒特务论定，但亦不享受烈士的光荣称号。 结语 往事已远，陈治平的一生，该如何评价，每个人各有判断，为了赶在2021年5月11日发出本文，笔者在全文快结束的时候，冥冥之中，找到了一位民国老人的记忆，他叫汪赞源（出生于1916年），一辈子经历坎坷，1985年自费出版个人回忆录，其中开篇的《人生沧桑七十年》中记载了与陈治平相遇的往事，我们原文摘录，作为全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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