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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杂谈 048:什么是四翼天使

 超人的旅途分享 2022-04-28
1975年,泉州东门外的仁风街出土了一件元代的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现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四翼天使这样多元融合的形象,甚至都把它引到了我的骑行服上,作为泉州的一个独特IP来宣传。

如果要说四翼天使,那就要从景教说起。在古代,宗教的传播途经自然离不开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商路——丝绸之路。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泉州来看丝路文化,就未免有点坐井观天了。为了学习和了解丝绸之路,我骑着自行车把它走了个遍,亲临实地的去感受丝路文化的魅力。我觉得,丝绸之路是一个整体,无论海丝或者陆丝,不同朝代之间都是有很强的相互关联的。接下来,我将从另外两个文物来跟大家讲讲景教的由来,他们的坐标分别是两个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西安和洛阳


公元1世纪,基督教从巴勒斯坦发端,西与希腊罗马文明交会,东与波斯文明相遇,经历了许多的文化碰撞与融合。进入我们中国的基督教教派叫景教,即聂斯脱里教,原为拜占庭帝国国教基督教之支派。其创立者聂斯脱里,生于叙利亚,428年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主张基督教的神性和人性分离,拒绝承认圣母玛利亚为"神之母",被斥为异端而被驱逐。赞同聂斯脱里主张的基督徒大都居住在亚洲两河流域,并自称为亚述基督徒。当受到拜占庭帝国迫害后,逃到波斯境内活动,建立独立的教会组织,称亚述教会,并开始向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地区传播。


耶稣诞生600多年后,上帝的福音才经丝绸之路抵达中国这个东方最大的国家,唐朝以开放之姿接纳了景教。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唐后期被埋入地下,明天启年间在西安西郊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教义、礼仪,以及唐代前中期来自大秦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华传播景教的重要史实,碑身正面碑文一千八百余字,除汉字外,首末两行刻有古叙利亚文;碑脚及左右碑侧另有古叙利亚文杂以汉文,合共刻七十多位景教僧名字及职称。

当人类开始懂得运用各种符号表达不同的象征意义以后,十字、莲花等符号曾在许多民族中流行,并被赋予某种程度的神力。当文明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时,不同的符号便成为区别文明的方式,如十字是基督教的标志,莲花则成为佛教的象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十字莲花为标志,见证了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第一次碰撞与融合。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见证物,且具有唯一性,是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必不可少的考据文献,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碑文中“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表景众”的表述,是目前中国对于圣诞节最早的记载。它说的是每到了圣诞节这天,皇帝都要向大秦寺赏赐天香,来宣示成就与功绩。还要给景教的信众们发放皇家美食来显示他们的荣光。
碑文中在提及圣诞节的时候,所用的词不是“圣诞”而是“降诞”。由此可见,皇帝的宽容那也是有度的。在古代中国,圣字要么就是个形容词,如果用来指人,除了皇帝就是孔子。而景教的耶稣再受推崇,在大唐的地面上,也不能用这个圣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局部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2006年因盗墓在洛阳出土,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为一石灰岩质青石制成的八棱石柱,残存有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图像,内容十分丰富。大秦景教石经幢雕刻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幢文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经幢是仿照佛塔的形式做成的主体为八角形石柱、上刻佛教经咒的石幢,置于墓葬时又称坟幢。它本是我国佛教石刻的一种,是仿照佛塔形式做成的多角形石柱,上面多刊刻佛教经咒等,主要置于寺庙中或墓葬旁。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说:“无论是塔还是石经,都不是基督教之物。基督教讲究牧师讲经,在马丁·路德后才主张普通信徒手持读诵《圣经》。谁能想到早在唐朝,中国基督徒就已将经典刻于墓葬礼仪的经幢上保佑亡灵呢!

大秦景教石经幢

经文与幢记之上则雕刻两组以莲花十字架为中心的四尊“天神”图像,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由此不难看出,这件景教经幢,明显从佛教同类文物中汲取了营养,说明当时诸多宗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现象。洛阳地处中原,其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无疑给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莲花十字”和“飞天”

公元9世纪,景教在中国内陆流行了200多年后复归寂灭,只在西北边远地区传播。

又400多年后,即公元13世纪,蒙古铁骑东征西进,缔造了一个世界帝国,帝国内人员往来与商品流通畅行无阻,伴随而来的文化交流和信仰传播之盛况堪称空前绝后,基督教就这样再次传入中国内陆。成吉思汗是带着“长生天”的信仰开始征服世界的,但他不执着于某一信仰,他认为所有的教徒都是替他向上天祷告的人,因而对所有宗教的眷顾一视同仁,这种兼容并蓄的宗教宽容为元朝统治者所继承。元朝进入中国内陆的景教徒主要来自北方的乃蛮、克烈、汪古等蒙古诸部,以及中亚地区的突厥民族。这时期,罗马教廷也与元朝取得联系,多次派来天主教传教士。于是景教与天主教并行于中国,被称为“也里可温”,在中央还设有崇福司,管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

元代的泉州已经发展为世界性大港,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各种文化和信仰的交汇中心,也是景教与天主教传播的重要中心。元代泉州的基督教团体十分庞杂,教徒中有法兰克人、亚美尼亚人、畏吾儿人、蒙古人等,他们在这里自由传教,建了至少有一座景教堂和三座天主堂。这些基督教徒不是蒙古人就是色目人,他们都处在社会等级的上层,其中景教徒与元朝宫廷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地位较高,非官即富,亦官亦僧,这在泉州的基督教石刻中得到印证。


刺桐繁盛图

我们在前面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可以看到,当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第一次相遇时,就产生了代表佛教的莲花和代表基督教的十字相融合的莲花十字。在碑文的文字上使用了“降诞”而非“圣诞”,充分了尊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大秦景教石经幢则是将基督教经文刻于佛教的石经幢上用于保佑亡灵。同时,它不仅有莲花十字的形象,甚至还在十字两旁融入了飞天的形象。

我们不难看出,景教自从在中国传教开始,就不断努力地吸收、融合、尊重中华文化,而在600多年后的泉州出现的四翼天使,无疑将是它们的升级版。

元代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用泉州当地出产的辉绿岩制作而成。碑刻仿壶门造型,作尖拱状,尖拱下镂空。碑面浮雕一位男性天使趺坐于云彩上,头戴三尖冠,两耳垂肩,脸庞丰盈如满月,披着云肩,颈饰璎珞,手捧莲花十字架在腹际;背后两对展开的羽翼饱满有力,两条飘带从胁下而出,绕过羽翼向上扬起。

这件石刻上的四翼天使十分罕见,可能与波斯文化的亚述原型有关系。在产生于两河流域的亚述文明中,四翼守护精灵被认为比其他守护精灵更具神性,往往用于守护王宫。这种四翼形象后来为波斯文化所吸收。亚述帝国曾经统治过的范围均出土有四翼形象的亚述珍品。当时有许多西亚、中亚的人们来到泉州,并将其文化传统中的四翼神像运用到泉州石刻的创作中。

在这件石刻上还可以发现许多中国元素,壶门形制是佛教建筑中常见的装饰,有吉祥之意,又象征着“天”:其跌坐的造型,是佛像的坐姿:底部的云气纹与道教神仙思想密不可分,但在基督教中也用“云彩”作为天界人间穿越的象征,这里的云纹采用中国传统的朵云纹样,又契合了基督教思想。

在天使身上的服饰中,山形冠是佛教造像常见的头冠款式;云肩是蒙元时期的流行服饰,这是世俗元素融入宗教文化的体现;飘带最初来源于西域,对佛教文化产生影响,是中国飞天的典型特征,并演变为中国古代女性服饰的组成部分;璎珞本是南亚次大陆贵族的身体装饰,后成为佛像颈间的装饰;莲花十字是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自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就成为景教在东方传播的主要标志。

景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寻求认同,获得生存,借用了许多中国元素创造了丰富的图像艺术。元代景教四翼天使墓碑石融合了中西多种文化元素,充分显示了元代泉州各宗教之间互相适应与融合的和谐状态,反映了蒙元时期东西方文化的互动。

元代基督教四翼天使石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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