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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金驴到别克车 文｜谭旭东 “大金驴”是我们这里对“大金鹿”牌脚扎车（自行车）的一个特别的称呼。我父亲今年八十多岁了，提起大金驴，那可是父亲年轻时的最爱。父亲十多岁的时候，那时新中国建立不久，村里有一家人来了一个富亲戚，这个富亲戚骑着一辆自行车，引来全村人围观，骑车的头戴礼帽穿着大褂，嘴上还叼着烟卷儿，甚是威风。走完了亲戚，只见那人，一翩腿儿就上了车，一拧车上的铃铛把儿：“嘀铃铃......”扬长而去。真是羡慕死个人儿了。父亲心里那个馋呀，心想：自己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辆脚扎车（自行车）呢？ 父亲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在当时村里就算文凭高的了。所以每走到哪里，村里老少爷们都敬他三分。父亲还被大队上聘为技术队队长，负责带领几个技术员种植村里的试验田。当时有小麦、花生、玉米、地瓜等农作物的新品种，首先在实验田里种植，然后再大田推广。为了掌握新技术，少不了要到人民公社参加培训、开会。于是交通工具就成了大问题，总不能老是靠两只大脚板吧。当时青岛自行车厂开始生产大金鹿牌自行车了。父亲节衣缩食、加上七凑八借，凑够了一百多元钱，终于把大金鹿买回了家。这大金鹿很是结实，粗粗的大梁，大大的轮子，两侧各有一个侧座，平时立着，用时放下来，可以分别绑上一袋子粮食，顶上的后座再绑上一袋子，这样就可以带三袋子了。这真是不差起个驴，大金驴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父亲骑着他的大金驴可干了不少营生。他骑着大金驴往地里送过粪、运过种子。早年间我们这里因为有产芝水库放水，地里墒情合适，就种水稻，盛产大米。自己家里吃不了，就带着去黄县卖。我们这里到黄县城90多里地。父亲用他的大金驴带着三袋大米，一天返个来回不漏馊。父亲还用大金驴把我妈带回来做了他的媳妇。他又帮别人带了许多媳妇回来。那时娶亲没有汽车，奢侈一点的用拖拉机，大多数是用自行车。由于父亲的车子还有侧座，放开以后，新媳妇正好侧身坐着，把脚放上，很舒服，所以他的大金驴就成了村里主要的接亲工具。父亲连人一起出征，接完了这家接哪家，忙的不亦乐乎。那时车前系着个大红花，后边载着穿着红棉袄红棉裤，涂脂抹粉的新媳妇儿，心里那个滋啊！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骑车子人生三大滋事是下堰、顺风、带大姑娘。有一年，我姥姥牙不好，都掉了。父亲就骑着他的大金驴，带着姥姥去青岛李村镶了一口牙。早上天不亮走的，赶黑就返回来了。我们这里离青岛90公里，他一天返了个来回，真是神速，拿到现在，不可想象。 我十三岁那年，刚刚考上了初中。在暑假里开始学骑自行车。为了不摔倒，父亲给我在后座上绑了一根木棍子，这样一旦摔倒，由木棍子支地，自己就不会受伤了。这样父亲还不放心，就在后边给我招架着，在村东学校操场上，终于歪歪扭扭地学会了骑车子。由于刚学会武艺不精，一次骑着自行车去姥姥家出门，回来的路上转弯太急，竟顺着桥下去了，掉进了水沟里，自己的裤子全湿了，把姥姥给的大饽饽也泡烂了，幸亏没伤着人。 进入八十年代末期。自行车渐渐被摩托车取代了。那时我们这里最早的就是重庆嘉陵摩托和济南轻骑集团的小木兰。三千多元一台的样子。再好一点的就是一二五、二五零。也是我们村的一位本家，买了一辆嘉陵小摩托。上坡去干农活也骑着，回来时从村中的大街上经过，后边带着自己的老婆，俩人笑逐颜开的。村里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他的老父亲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站在大门口看着儿子儿媳骑着摩托车回来，按奈不住心中的喜悦，对邻居夸道：“看，一对革命夫妻！” 我们家的第一辆摩托车是父亲买给我的。那时我高中毕业刚参加工作。自己工资低，没有什么积蓄。为了给他的儿子壮脸面，好晃媳妇，父亲自己没有舍得买，先给我买上了。我骑上了摩托车好不威风。一次我骑摩托车忘记加油了，结果离家八里多地抛了锚，那时农村里加油站少，我愣是把摩托车推回了家，累的满头大汗。嘿，这玩意儿离了油就是废铁一堆。 摩托车虽然快，但是不经济，那些年产的摩托车耗油也多。后来日常的交通工具换做了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这样一个县级市的城区里，家离单位不是太远，骑电动自行车就足够了。既环保又轻松。但是随着家庭轿车的普及，每家一辆轿车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家于2015年买了轿车，是哈飞路宝，不几年又换了一辆档次高一些的别克阅朗。到了周末，拉着妻儿老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好不惬意。 从大金驴到别克轿车。纵观这些年自己家交通工具的发展变化。感叹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多亏了党的政策好，人民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作者简介：谭旭东，男，笔名雪冬，山东莱西市人，1969年10月出生，毕业于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秘书与公关专业，中共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会员，自1991年从事写作以来，共在中央、省、市等各级新闻单位发表新闻稿件300余篇，发表散文诗歌30余篇，获得各类文学征文奖项20余次。 原文链接： https://m./new/general/18950323?openid=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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