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睿超 |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我的书摘0898 2022-04-29 发布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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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陈睿超 | 文

作者简介：陈睿超，1985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易学哲学、宋明理学。

摘要：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朱子；《太极解义》；体用；阴阳

“体用”是朱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其在朱子《太极图》诠释中的运用尤其值得关注。朱子中岁写就《太极解义》，将天道层面之“阳动”“阴静”分别诠释为太极之“用所以立”“体所以行”，并将这一“阴阳体用”模式下贯至对于人道“动静”与“人极”“中正仁义”的诠解，使得“体用”构成了其贯通天人的《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基础性思想框架。有关《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需要详加考索的是：应当如何解读与“阴阳”相应的太极“体用”之含义？又当如何透过“体用”去把握朱子所论太极阴阳关系，乃至作为天理本体的“太极”自身的哲学内涵？解决上述围绕“体用”观念的问题，对于深入理解朱子之形上学、宇宙论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太极“体用”与动静阴阳

我们知道，周敦颐在其《太极图》宇宙观中，以图式第二圈所示本根“太极”之动、静解说阴阳的产生。朱子的《太极图》诠释则进一步将阴阳动静归结为“太极”本体之“体用”。《太极解义》之《图解》云：

者，阳之动也，○之用所以行也；

者，阴之静也，○之体所以立也。（《朱子全书》第13册，第70页）

此以太极之“用”与“体”分别对应《太极图》第二圈左半“阳之动”与右半“阴之静”。这一直接将“体用”与“阴阳”相关联的做法并非朱子独创，在北宋邵雍的先天学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十分相似的表达。邵雍《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云：

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邵雍集》，第143页）

其同样是将阴、阳分别视为“道”（即先天学之本根“太极”）的“体”“用”。实际上，邵雍将“体用”与“阴阳”相应，依据的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形质论”体用传统，即以事物之形体为“体”，形体所发出的作用、活动为“用”。（参见《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515-518页；李震，2020年a，第96-97页）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提出：“体者，以形质为名；性者，以功用为义。”（萧吉，第10页）藉此辨别五行之“体”与“性”，实即为形体、功用之分。唐代崔憬释解《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也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并以有形之形质为形下之器，形质所生无形的作用为形上之道。（参见李鼎祚，第442-443页）凡此皆为“形质论”体用传统的反映。朱子在《语类》中谈及“体用”之意，也常举事物之形体与功用为例证，如说：“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黎靖德编，第102页）表明其思想中也相当程度地保留了上述“形质论”的“体用”传统。邵雍正是在“形质论”的意义上，基于事物功用之能动、易变与“阳”之特质的相合，以及事物形体之受动、不易变与“阴”之特质的相合，将“体”“用”分别与阴、阳相配，并进一步联系先天数理推演出一套极为繁复的先天学体用架构。（参见陈睿超，2018年；李震，2020年b）朱子《太极解义》以太极之“体用”释阴阳，盖于邵子之学有所取法。

尽管“体用”与阴阳的相应是本于其“形质论”的朴素含义，但阴阳实为古代宇宙观中意蕴极其广泛、丰富的哲学范畴，与之相应的“体用”也当超越形体、功用义而具备更抽象、普遍的概念内涵。邵雍虽广论体用，却从未对其含义加以一般性的说明。而朱子则借北宋名臣张咏（号乖崖，谥忠定）论阴阳之语道出了“体用”的普遍意涵。《语类》云：

张乖崖说“公事未判时属阳，已判后属阴”，……公事未判，生杀轻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黎靖德编，第1899页）

张乖崖云：“阳是人有罪，而未书案，尚变得；阴是已书案，更变不得。”此人曾见希夷来，言亦似《太极图》。（同上，第3093页）

张咏此说素为朱子所重，其在《语类》与书信、著作中谈及《太极图》宇宙观之太极阴阳关系时曾反复引证。张咏举公事（断罪书案）之“未判”“已判”为喻以论阴阳之意，实际上是将“阳”归结为事物之“未定”即尚未确定、仍有变化之可能性的状态或因素，将“阴”归结为事物之已定、“不可易”的确定性状态或因素。“未定”之可能性与“已定”之确定性显然构成了对于阳、阴观念的一般化、抽象化的理解。朱子在《语类》中曾效仿张咏之说，以扇为喻论阴阳云：“至如摇扇便属阳，住扇便属阴，莫不有阴阳之理。”（黎靖德编，第1604页）这是以扇子摇动的可能变化状态为“阳”，以扇子放下的不变确定状态为“阴”。《语类》它处复以同样的“扇喻”论“体用”云：“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同上，第2372页）可知在朱子，确定性与可能性同样可看作对于与“阴”“阳”的“体”“用”观念相应之普遍性内涵的界说。

下面，我们便可从确定性、可能性这一普遍意涵出发，重新审视《太极解义》的“阴阳体用”观念。首先，“体用”最初得以与阴阳建立关联的形体、功用之原始含义，在朱子这里也可从确定性与可能性的角度来解读。朱子在《语类》中曾以水为喻论“体用”云：

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这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处，便是体。（同上，第101页）

此例中，“水骨可流，可止，可激成波浪”是说水之形质具有“流动性”这一特定活动方式与性能，唯水可流可止，他物则不可，故为确定性之“体”，朱子特意以“骨”字形容之，以强调其确定不变；而在水的现实活动变化中，其形体的流动特性究竟如何呈现则并不确定，而有“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的种种或然性，故为可能性之“用”。由此可见，“形质论”传统下形体、功用义的“体用”，完全可归纳到源自张咏阴阳说的“体”为确定性、“用”为可能性的广义范畴当中。

其次，当体、用仅取一物之形体、功用义时，二者显然只能是同时并存的。而“未定”之可能性与“已定”之确定性作为更具普遍性的“体用”内涵，则可在两概念之间引入一历时相续的维度，使二者能够作为事物活动过程的不同阶段递相呈现。张咏以公事之“未定”“已判”言“阳”“阴”，即是将二者分别视为同一事件从未定能变的可能性状态进至已定不变的确定性状态的相继发展阶段。而周子的《太极图》宇宙观，也恰恰是以阳动、阴静为太极生生万物的不息活动中生机彰显多变与收敛凝定的连续环节。（参见陈睿超，2017年，第111-112页）可见，张咏论公事之阴阳与《太极图》论太极之动阳静阴在形式上正相契合，朱子特赞其“言亦似《太极图》”，确非虚语。实际上，朱子《太极解义》对《太极图》根本于阴阳动静的天道、人道诸要素的诠释，皆在可能性与确定性历时相继的意义上贯彻了与阴阳对应的太极“体用”模式。

具体来说，《图解》阐释图式第二圈时，以“所以行”形容太极之“用”而释左半阳动，强调太极“动而生阳”时段生机显发、不定流行的可能性；以“所以立”形容太极之“体”而释右半静阴，则强调太极“静而生阴”时段生机敛藏、定立不易的确定性。《太极图说解》在此基础上，联系周敦颐《通书》首章所引《乾·彖传》以及《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章之文，还有“诚”之“通”“复”之说，描绘出天地万物于源出“太极-诚”体之体用、阴阳、动静的循环推移中生生不息的总体进程：

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朱子全书》第13册，第72页）

按照《语类》中朱子与门人的相关讨论，太极之“动”即“用所以行”，属于《通书》所言“元亨，诚之通”“继之者善”“万物资始”的阶段，此阶段中“造化周流，未著形质”，万物生命因天理而继继方生，于一气运化之中得其初始、尚未定形，充满了生长更新、“流行变动”的丰富可能性。太极之“静”即“体所以立”，则是《通书》所言“利贞，诚之复”“成之者性”“各正性命”的阶段，此阶段中万物“丽于形质”“转动不得”，各自依据其禀受自太极天理的特定本性而获得确定的成熟形态，呈现“一成而不返”的确定性。（参见黎靖德编，第2390-2391页）朱子在书信中答廖德明继善、成性“似不可分阴阳”之疑时，谓“盖天地变化不为无阴，然物之未形则属乎阳。物正其性不为无阳，然形器已定则属乎阴”。（《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80页）亦是此意。

朱子进而将此太极可能性之“用”与确定性之“体”历时相继的模式灌注至《太极图说》的人道层面，揭示了人之“动静”以及“人极”“中正仁义”的“体用”结构。《图解》云：

盖中也、仁也、感也，所谓

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义也、寂也，所谓

也，○之体所以立也。（《朱子全书》第13册，第71页）

这是将《太极图说》论常人“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之“动”关联于《系辞》“感而遂通”之“感”，相当于朱子“己丑之悟”“中和新说”所谓心“已发”之时，为人心感物、应变不定的可能性状态，属“阳动”即太极之“用所以行”。而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静”关联于《系辞》“寂然不动”之“寂”，相当于“中和新说”所谓心“未发”之时，为思虑未萌、性体凝定的确定性状态，属“阴静”即太极之“体所以立”。故朱子于《语类》中云：“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黎靖德编，第2372页）而对于“人极”即圣人定立的人世价值标准“中正仁义”，朱子首先将其与儒家“五常”之德“仁义礼智”联系起来，认为“中即礼，正即智”（《朱子全书》第13册，第103页），又进一步根据易学传统中天道“乾之四德”“元亨利贞”与人道“仁义礼智”之间的配位关系划分阴阳体用：仁、中（礼）对应元、亨，属阳动，为太极之“用所以行”，二者皆随人事情境而有具体灵活的变化调适；义、正（智）对应利、贞，属阴静，为太极之“体所以立”，二者皆需遵循确定不移的道德原则。朱子在《太极图说解》中进一步以“行”“发”言“中”“仁”，显其发用能变，以“处”“裁”言“正”“义”，显其定立不移（参见同上，第75页），并将四者看作圣人“全乎○之体用”（同上，第71页）的道德实践的不同环节，由此建立人事伦理价值与天道太极“体用”阴阳模式之间的完备对应。

这样，借助朱子极为重视的张咏以公事论阴阳之说，我们总结出与“阴阳”相应之“体用”作为一事物之确定性与可能性因素的普遍意涵，以及二者在事物活动中相续呈现的模式。《太极解义》将天道之阳动与阴静，人心之动（感）与静（寂），“人极”之中、仁与正、义皆归于太极之“用行”与“体立”，一贯地遵循了上述“体用”意涵与模式。但讨论至此，仍有一个关键的疑难未能解决：究竟当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隶属太极本体的“体”之确定性与“用”之可能性呢？朱子这里，太极本体即是无形抽象的天理，故其不可能如有形物一般具有形体之“体”与功用之“用”；太极本体自身又是永恒不变者，则其也不可能直接具备可变事物从“未定”到“已定”之发展环节意义上的“体用”。而解答这一疑难的线索，却恰可由朱子在回应有关《太极图说解》“体立而后用有以行”主张的质疑时对“阴阳体用”之外的另一“体用”传统的引入提示出来。

二、“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

朱子于《太极解义》中既以太极“用行”“体立”范围人道之“动”“静”，复提出“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主张，以为其在功夫论上用未发涵养诠释、转化周敦颐“主静”之说张本。该主张同样引发争议，朱子之学友张栻、吕祖谦等举程颐“体用一源”之论质疑《解义》言先体后用为不当。（参见陈来，第48、89页）实际上，从今日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质疑存在明显的概念错置。伊川《易传序》所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二程集》，第689页），反映的是一种“本体论”传统下的“理气体用”观，即以形上之理为“体”、为内在本质，形下之气及现实事物相应为“用”、为本质之外在表现。此与《太极解义》中源自“形质论”传统，以形下之阴、阳分别对应形上太极之“体”“用”的“阴阳体用”观殊为不同。对两种不同的“体用”，朱子本有明晰的分辨。其在给杨方的书信中提到“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固有病”（《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72页），表明《太极解义》的初稿曾采用太极独为形上之“体”、阳动阴静皆为形下之“用”的“理气体用”模式。其后朱子盖因此种模式无法凸显图式左阳右阴、亭当均平的宇宙观结构而觉其“有病”，故改为定本的“阴阳体用”模式。不过，朱子在《太极解义》定本之《附辩》中对“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意见的回应，却全未辨析两类“体用”。其论曰：

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盖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则冲漠无朕，而万象昭然已具也。其曰“显微无间”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则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言事则先显而后微，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是所以为无间也。然则所谓一源者，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朱子全书》第13册，第78页）

在此节论辩中，朱子直接从“体用一源”出发立论，强调对于“体用”不可笼统认作“一源”而“漫无精粗先后”之分，并以“体用一源”之“先体而后用”证明“体立而后用行”的成立，而全然没有提及两命题中的“体用”实质上是在不同范畴下使用的。朱子对“理气体用”与“阴阳体用”的不加分判恰恰提示出，两类“体用”在朱子哲学中存在某种一致性。此种统合“形质论”与“本体论”思想传统的“体用”观念的一致性，正为解决有关太极“体用”之义的疑难指明了方向。

细考朱子的思想文本，我们会发现“理气体用”与“阴阳体用”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在于：前者与后者一样可以纳入上文总结出的“未定”之可能性与“已定”之确定性这一“体用”观念的普遍内涵中。对此，我们可以在朱子晚岁作《周易本义》末附《周易五赞》之“理事体用”说中找到佐证。《五赞》之《警学》云：

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用，执古御今，由静制动。（《朱子全书》第1册，第167页）

这里朱子以“理”为“体”，“事”为“用”，显然是取小程“体用一源”之“本体论”范畴下的“体用”之义。《语类》中朱子解说此赞之意云：“圣人作《易》，只是说一个理，都未曾有许多事，却待他甚么事来揍。”具体讲，“理定既实”是说“若论其理，则先自定，固已实矣”，即圣人作《易》，于卦爻之中蕴寓不变、确定性的一般原理。“事来尚虚”是说，易占所面对的人间万事万变相对卦爻之定理是“虚”而未定、充满偶然性与可能性的。“用应始有，体该本无”则是说：人世事变作为可能之“用”，是形下世界的现实活动，故有形迹；而卦爻中抽象的形上原理作为确定之“体”该遍万事万物为其根本，自身则“无形迹之可见”。故学《易》之法，正在于“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应无穷之用”，通过把握卦爻中确定不易的“理之体”，应对现实人生具有无穷变化可能的“事”之“用”。（参见黎靖德编，第1656页）以上足以证明，“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的概念意涵对于“理气”或“理事”意义的“体用”观念也是适用的。

基于“理气体用”与“阴阳体用”在“体用”内涵上的一致性，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讨论朱子《附辩》中从“体用一源”出发为“体立而后用行”主张的辩护。需要注意的是，《太极解义》所云“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并非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因为与太极“体用”相应之阴阳动静是互为其根、循环无端的，正如朱子在《语类》中所说：“其实那动以前又是静，静以前又是动”（同上，第2373页）,动、静或“用行”“体立”并无时间上的绝对先后关系。按照前引朱子《附辩》之意，“阴阳体用”范畴下“体立”之先于“用行”，实可归结于“理气体用”范畴下“体用一源”所现“言理则先体而后用”的逻辑顺序，即形上之理层次上“体”相对“用”的逻辑优先性。这一逻辑优先性具体来说就是“举体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为一源也”。结合“体用”的普遍意涵可知，所谓“用之理”意指的是作为形下气化世界可能变化之“用”的形上根据的可能性之理。可见在朱子的理解中，“体用一源”之“先体而后用”，意味着天理在其永恒不变的“体”之确定性中内在蕴含着引发变化的“用”之可能性。正因如此，形上天理之“体”方足以构成形下气化世界阳动阴静、生生不已之“用”的根源与前提，此“体用”所以为“一源”。朱子于《太极图说解》中亦化用程子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论述形上太极与形下阴阳的关系云：“自其微者而观之，则冲漠无朕，而动静阴阳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朱子全书》第13册，第72-73页），可证其意。如是，则“理气体用”意义上的“体用一源”揭示出形上天理具备着一种“体中具用”、确定性中内在蕴含可能性的结构，此结构中“体”的逻辑在先既然能够决定“阴阳体用”意义上的“体立而后用行”，那么便不难推断出两类“体用”除概念内涵之外的另一方面根本一致性：阳动与阴静作为太极之“体立”与“用行”，实质上就是形上天理“体中具用”结构中理之确定性与可能性两层面在形下气化世界的依次呈现。对此，朱子发挥《太极解义》之意所作《太极说》一文提供了明确的文本证据：

静者，性之所以立也；动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实则静亦动之息尔。故一动一静皆命之行，而行乎动静者乃性之真也。（《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4页）此段首句明显是将《太极解义·图解》释阴静、阳动一节的“○之体”“○之用”分别置换为“性”“命”而成。《语类》记载朱子门人叶贺孙表述“天”“理”“性”“命”诸概念的关系，指出四者是对同一天理本体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称谓，“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黎靖德编，第82页），得朱子首肯。这表明，朱子思想中“性”与“命”在“理气体用”的意义上分别指向着天理作为整全不变之“体”的根本确定性，以及其内在包容的引生气化流行之“用”的丰富可能性。而在“阴阳体用”的意义上，阴静为“○之体所以立”，同时也是“性所以立”，表明其作为万物各成其性、形体已定的气化阶段，突出体现着天理之整全、确定性之“体”在形下世界的定立；阳动为“○之用所以行”，同时也是“命所以行”，表明其作为一气周流、万物方生未定的气化阶段，突出体现着天理所蕴可能性之“用”在形下世界的流行。当然，如果单纯站在“理气体用”的角度考察，则阴阳动静都属形下气运，故“皆命之行”，无非天理之可能性的发用；而动静背后的普遍本质“乃性之真”，即实有、确定的天理本体。

综上，通过讨论“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在朱子思想中的一致性关联，我们对于“何为太极之体用”这一疑难的索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将与阴静、阳动相应的太极之“体用”还原至天理本体“体中具用”、确定性中蕴含可能性的自身结构。这一进展也表明，有关太极“体用”问题的探究必须回归到对于太极天理本身内涵与特质的讨论中，即必须回答：太极作为抽象之理具有何种内涵，使其得以具备在“体”之确定性中蕴含“用”之可能性的内在结构？此结构中形上之理的确定性与可能性层面又为何能够历时相继地呈现于形下气运，形成阴阳动静循环不息的世界图景？上述疑难的最终释解，指向着“所当然”这一朱子对天理观念的重要界说。

三、理之“体用”与“所当然”

《语类》记载朱子晚年答门人有关何为“体用”的问题时曾反复强调：“合当底是体”；“人只是合当做底便是体，人做处便是用”（同上，第102页）。这里所说“合当底”，正是朱子思想中“理”观念的关键内涵——“所当然”。朱子以“所当然”释理之说所发甚早。其早年作《杂学辨》，已有“事事物物无不各得其理之所当然者”之论（《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94页）；中岁以后所著《大学或问》，更明确从“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朱子全书》第6册，第528页）两方面共同阐发格物所穷之理的意涵。朱子至晚年独以“所当然”义解说“体用”，绝非偶然，其缘由盖在于“所当然”义构成了对于理之“体中具用”、确定性中蕴含可能性之内在结构的极佳表达，由此也便敞开了通往太极“体用”之确凿含义的思想道路。

理之“所当然”义的上述特质，充分体现于朱子晚岁与其高足陈淳论“理之四义”的书信问答中。陈淳在绍熙初年给朱子的信中提出了“理有能然，有必然，有当然，有自然”的主张，其中对“能然”和“必然”两义的阐发尤可留意：

如恻隐者，气也；其所以能是恻隐者，理也。盖在中有是理，然后能形诸外为是事。外不能为是事，则是其中无是理矣。此能然处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见之者必恻隐。盖人心是个活底，然其感应之理必如是，虽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已也。不然，则是槁木死灰，理为有时而息矣。此必然处也。（《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36页）

陈淳论理之诸义，皆以人伦之理为例证。其以“能然”为“中有是理，然后能形诸外为是事”，即理本身具备能够引发人的现实活动之“事”的可能性。而理所发用的可能性并非任意，其又有“必然处”，即对于一种必定如此的确定活动方向或趋势的规定。如作为“恻隐”之所以然的“仁”之理，便具备“不能以已”即不可遏制的根本、确定的倾向性，故在“赤子入井”的危难伦理情景下必能发用为人心之“惕然”“恻隐”。由此可见，尽管并非直接关涉“体用”，但陈淳所述“理有能然，有必然”仍可看作对于理所禀具的“用”之可能性与“体”之确定性两层面要素的剖析。而且，正如天理“体中具用”的逻辑结构一样，“能然”“必然”二者当中“必然”显然具备逻辑上的优先性，如“仁”之理为“所以能是恻隐者”，可知其所“能”者“必”为“恻隐”而非其他，故理所蕴含的“能然”之可能性，实皆统摄于其“必然”的确定倾向之中，为人之现实活动实现此倾向之可能。而朱子在答信中一方面赞许陈淳“此意甚备”，对其关于理之“能然”“必然”等义的阐说颇为认同，但又进一步提点他“且要见得所当然是要切处，若果得不容己处，即自可默会矣”。（同上，第2737页）这表明在朱子看来，理之“能然”“必然”皆可统归于“所当然”这一核心意涵（参见杨立华，2014年，第68-69页），“所当然”含具的“不容已”之意，正反映出理于“必然”之中蕴含“能然”，于“不能以已”的确定倾向性之中内蕴“能为是事”之可能性的特质，这与朱子论太极天理之“举其体而用之理已具”的“体中具用”结构可谓密合无间。

因此，从兼具“必然”与“能然”的“所当然而不容已”之理观念内涵中，我们可以获得对于理之“体用”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就“当然”之理而言，其“体”意味着不可遏制的、根本的确定倾向性，其“用”则意味着此确定倾向性中蕴含的现实活动之可能性。上述对理之“所当然”义的解析正揭橥出，尽管形上之理其“体”是确定不变的，但此确定性作为一种本质倾向性却自身具备积极、能动的特征，这正是理之“体中具用”内在结构的实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前引朱子及陈淳之论“所当然”皆囿于“合当”或应然性的人事伦理范畴，但朱子思想中理作为“所当然之则”远非局限于人事，而具有更为普遍、客观的天道意义。朱子于《大学或问》中即云：“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全书》第6册，第527-528页）足证“所当然”之理不仅限于身心人伦，更遍在于天地万物。如果说人世“当然”之理构成了人之伦理生活的本质倾向性，那么就天道而言，“当然”之理则构成了具体化于万物生命的生生运化之普遍趋向性。《语类》记载朱子与其弟子辅广之间有关太极阴阳的一则问答，正涉及理之为“所当然”：

广曰：“大至于阴阳造化，皆是'所当然而不容已’者。所谓太极，则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黎靖德编，第415页）

显然，获得朱子赞许的辅广之论，是试图用朱子诠释“天理”的“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来把握作为“阴阳造化”之根据的“太极”。如果引入“理气”意义上的“体用”观念来分析，则按其所说，《太极图》宇宙观中太极所导源之阳动阴静、五气顺布、万物化生的全部气化流行之“用”，根本上都是作为“所以然而不可易”者的天理之“体”所内蕴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普遍生生趋向在二气、五行、万物生命之中的具体实现。太极天理亦是“所当然”，便意味着形上学建构中作为万物万化之本源的太极，在价值论意义上同时具备着一种客观的“合当”性或应然性。由此我们方可理解朱子何以能在《太极图》诠释中将本源太极与《通书》中含具“纯粹至善”价值属性的“诚”观念统合，使“太极-诚”体作为“极好至善底道理”“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黎靖德编，第2371页），构成人世之价值应然性的客观基础。

从上述“体中具用”的理之“所当然”义出发，我们便有希望对何为太极之“体用”及太极如何能以“体立”“用行”为阴、阳的问题，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如前所论，太极作为“所当然”之理具备客观应然性的特质，这就意味着太极天理所蕴“当然”之倾向性与人世应然伦理类似，无法现成、直接地在形下世界呈现出来，而是非现成的、向来有待实现的，其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尚未以特定样态实现进展至已经以特定样态实现的历时过程，此过程的前一阶段是“未定”而可能的，后一阶段则是“已定”、确定的。这无疑表明，作为本质倾向性的“所当然”之理的非现成性特质，决定了其所兼具的可能性与确定性因素必然在其实现活动中历时相继地呈现，这正是太极之理以“用行”“体立”而成阳动、阴静两气化环节之相续不息的原因所在。就天道言，太极“用所以行”“动而生阳”为生机显发、“继之者善”之时，万物资始初生，一气流行不定，天理“所当然而不容已”之普遍生生倾向尚未实现为事物的特定本性与形态，充满“用”之变化的可能性；太极“体所以立”“阴而生静”为生机收敛、“成之者性”之际，万物走向成熟，各得太极之全“体”而成就其性，天理之“当然”倾向内蕴之可能性皆得限定，具体化地实现为万物之差异本性与形态，而确定不可更易。故太极自“用行”而“体立”、气运自阳动而阴静，构成了万物生命因天理所赋予之本质倾向从始到终、自生而成的完整历程。朱子于《语类》云：“始处是生生之初，终处是已定之理”，且复引张咏“断公事，以为未判底事皆属阳，已判之事皆属阴”之说以证之，即谓此也。（参见同上，第2386页）就人道而论，太极“用行”为“已发”之“动”，此时段心灵与物交接、思虑纷至，源于太极之性理之“合当”趋向发“用”为“情”而未得贞定，故呈现可能多变的状态；太极“体立”为“未发”之“静”，此时段心灵敛藏静寂、思虑不萌，性理之全体“合当”趋向于此方可在心灵中存具凝定，从而充分积淀、成就。朱子在其“中和新说”中阐述心之“未发”云：“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正是此意。就圣人所定“中正仁义”之“人极”而言，则在圣人“行之也中”“发之也仁”的道德活动中，源自“当然”天理的本质倾向的显发不定于一端，富于具体化、情境化的调适应变，为太极天理可能性之“用行”；而在“处之也正”“裁之也义”的道德决断中，“当然”之理实现为持守不移的坚定立场与原则，为太极天理确定性之“体立”。（《朱子全书》第13册，第75页）故朱子于《语类》云：“仁则是恻隐慈爱之处，义是裁制断决之事”，“中则无过不及，随时以取中；正则当然之定理”（黎靖德编，第2384-2385页）。

循着以上思路，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朱子“体立而后用有以行”的主张。结合前文的讨论，“所当然”之理是“体用一源”的，其“用”之可能性皆为“体”之确定倾向中所具之“用”，故“能然”皆以“必然”为逻辑前提，一切可能性说到底都是事物的现实活动实现天理所规定之本质倾向的可能性。反过来讲，如果理之可能性不朝向任何确定的实现状态，则其引发的气之活动将在无目标、无止境的运行中最终逸散以至于虚无，天地运化也将随之消歇、陷于停滞空寂，这种世界图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故朱子在《语类》中说：“若无夜，则做得昼不分晓；若无冬，则做得春夏不长茂。……如生物而无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气也会竭了。”（同上，第2384页）这表明，天道层面太极化生万物，必以秋冬时节生机收敛、万物成就之“体立”为前提，方可保证春夏时节生机彰显、万物萌动之“用行”的永续不息。由此推及人事，则亦必须以“未发”“静”时对于性体之凝定积淀的操存涵养为根本，方可保证“已发”“动”时的随事察识、应物之变能够一循定理，无有过失。这样，借助“体立而后用有以行”这一基于理之“当然”义、贯通天人的普遍逻辑，朱子成功揭示了周敦颐“主静”说作为“立体”功夫的意义，也将《太极图》诠释与其在理学心性论、功夫论领域的创见全面融合，为其“己丑之悟”“中和新说”所确立的以静中涵养为本、持敬涵养与致知察识夹持并进的人世修养原则奠定了形上天道基础。

至此，我们终于能够为文章开头提出的关于朱子《太极解义》“体用”观念的疑难做出明晰的解答。所谓太极之“体”“用”，归根结蒂是天理作为“所当然”自身含具的确定性（“必然”即本质倾向性）与可能性（“能然”即实现倾向之可能）两方面要素；而“所当然”的非现成性特质，决定了在天理的实现过程中其“用”之可能性与“体”之确定性必定呈现为“未定”与“已定”两个连续阶段，这就是太极“体立”“用行”相继不已而成气运一静一动、一阴一阳之流行不息的实质。这样，朱子通过《太极图》诠释，将阴、阳这对古代宇宙观的基本观念归结为本源太极一理之“体”“用”，将古代哲学对于阴阳之统一性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之上，也为其彻底的“理一元论”哲学建构夯实了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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