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摘要】本文讲述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首先是专著与杂文方面的成就；其次探讨鲁迅与清儒的历史联系，尤其是小说的研究；第三，作为文学创作大师的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与胡适等专业学者的异同，以及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独特性；第四，鲁迅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入到文化生活众多领域，成绩卓著；第五，鲁迅晚年从事文学史著述的愿望及不可能实现的原因。 【关键词】文学史家鲁迅1杂文与专著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鲁迅的杂文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他的杂文卓尔不群，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文学史家，鲁迅的代表作是《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作品是鲁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被誉为“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描画出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数千年中国小说“进行的线索”。由于鲁迅能够将各种类型的小说及其发展放在当时社会各种条件下进行考察，所以也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如作者从“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发展为魏晋“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的社会风气，从当时佛、庄思想盛行，“相拒而实相扇”，终于在文人中间形成“清谈”时尚，来说明魏晋志人小说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见解精深。又如论及唐代传奇的繁荣时，能指出当时考试重“行卷”，以至举子将其小说放入行卷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多种才能的社会因素。又如议论宋代话本的兴起时，特别强调联系“民物康阜”的城市经济繁荣、“游乐之事甚多”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来加以剖析，极有见地。再如作者指出“«醒世恒言》中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寥寥数语，道破了问题实质。 另外，辨别区分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异同，自鲁迅首创，至今仍沿袭其名。他明确指出《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长处在于“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相反，清末谴责小说的弱点就因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剖析得十分透彻。另外，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也颇见匠心。如指出《三国志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评述《儿女英雄传》中“侠女”形象“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柔之态，触目皆是”，实是极中肯綮的有识之见。 2清儒家法鲁迅继承了乾嘉学派朴实的作风和治学方法，但他不仅在研究视野上超越了清代学者，而且具有高超的“史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鲁迅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故书，校《嵇康集》，辑录《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唯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之于《引玉集》《木刻记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 鲁迅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用清儒家法”，一方面又“不为清儒家法所囿”，学术研究视野开阔，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开拓之功。鲁迅继承了乾嘉学派朴实的作风，能熟练地运用辑佚、音韵、考证、目录学等方法来做学问。而且，鲁迅不仅在研究视野方面超越了清代学者，他把清代学者治经的方法用来研究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鲁迅具有高超的“史识”，对历史文化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等方法来研究文学史，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同时，进化论思想也奠定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充分贯穿了以变化为核心内容的进化思想，以进化的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小说现象和小说作品，确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流变，从而建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体系。变化的思想，首先体现在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发展体系的建构上。鲁迅先生在论述六朝志怪小说时指出，这类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在于“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在论述“唐之传奇文”时则进而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传奇较之六朝志怪小说的根本变化，是在由创作上“并非有意做小说”发展为“有意为小说”。正是由于在创作上的这一根本变化，唐代传奇一方面“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继承了六朝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在艺术上“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也正是构基于着眼变化的进化思想，鲁迅先生在论述宋元话本在小说史上地位时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在论述《红楼梦》在小说史上地位时，鲁迅先生强调：“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体系的建构上，始终都贯穿着着眼于变化的进化思想。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把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划分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在介绍这些小说时，鲁迅先生通常从进化的角度，对上述小说现象的形成作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 3进化论与《中国小说史略》的价值观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在生物与它的有机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中改进了生物体；结果，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情形里，就引起了体制的进步。”这一进化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鲁迅先生的小说价值观，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正是从进化论思想出发，主张求变求新、反拟古守旧成为鲁迅先生衡量小说现象和小说作品的价值标准。首先，在对古代小说现象和小说作品的评价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主张求变求新的价值思想。从求新求变的观念出发，鲁迅先生肯定了志人小说的审美价值。而对唐代传奇的成就，鲁迅先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进化论背道而驰的则给予否定评价。 《三国演义》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突出的成就和重要的地位，而鲁迅先生对这部小说巨著却颇多微词。在鲁迅先生看来，《三国演义》的故事情节“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缺乏创造与变化，在思想上也缺乏创新。尽管鲁迅先生对《三国演义》的评价还值得讨论，但这种评价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鲁迅先生主张求变求新，反对因循守旧的小说价值思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先生对“讲史”小说的总体评价不高：“讲史之属——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这也应该是进化思想在鲁迅先生小说价值观上的体现。作为文学创作大师的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与胡适等专业学者有异有同，将鲁迅与胡适放在一起来讨论与思考，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作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状态———胡适当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国来说，保守总是不那么好的词。二人的区别，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的这种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为大陆所批判，也为台湾岛内所攻击。 4世态与人心鲁迅走过了一个吃人的社会，经历了黑暗中的世态炎凉。在万恶的旧社会中，他经历的苦难正是其写作的亲身素材，只有感受到了才能写得如泣如诉。鲁迅倾向于借士人心态理解和把握文学史进程，除了其所拟的“中国文学史”章节外，还有为徐世英开列的书单也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其注重从“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解读“某一时代的文学”的习惯。鲁迅在对传统士人消极文化和消极精神批判之余，其中既留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也怀有一种拂之不去的眷恋。从中国传统士人文化的角度，结合鲁迅小说文本和鲁迅小说创作的特殊时代文化环境，对鲁迅小说对待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复杂心态作出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以及了解鲁迅小说中这种心态产生的文化原因及其表现，了解鲁迅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和追寻。除了士人心态，鲁迅还对社会风俗感兴趣。文学研究者可以从这个角度阅读《论衡》和《抱朴子外篇》。提及影响文学变迁的“世情”与“时序”，前人多从政治角度立论，故着眼于朝代盛衰国家兴亡；而鲁迅更关注历史文化，故多从士人心态和社会风俗入手。 鲁迅的文学史著作，其优胜在于史料功底扎实，艺术感觉敏锐，另外就是这对“世态”与“人心”的深入理解，以及借助这种理解来诠释文学潮流演进的叙述策略。 5学界边缘只是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洗涤，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如日中天，而学问家的鲁迅则相对黯淡多了。这与现代中国人对文学的推崇和对学术的轻视有关，也与鲁迅的研究计划没能真正完成，完整著述甚少有关。相对于同时代的大学问家如王国维等，鲁迅对学术的“忠诚”显然不够。上海十年鲁迅很少顾及学术研究，但他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这不仅是指在其唯一完整的著述《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率先把小说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加以系统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独立体系，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包括众多尚未真正完成的研究所体现出来的学术思路。“久想作文学史”的鲁迅晚年再三表示想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后世学人提及此“广陵散”，总是感叹唏嘘，又是“千古文章未尽才”。 鲁迅早年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力图滤去其不必要的“杂文笔法”；而晚年喜欢“战斗的文章”的鲁迅，实在很难“冷静”地“心平气和”地从事学术研究。单是从其以是否“反叛”为千古文人归队划线，便可明白其思路近杂感而远学术，重现实而轻历史。这种心态不太适合从事文学史著述。 参考文献1钱理群.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4林辰.小说史的研究和小说的民族传统[A].明清小说论丛[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