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汪正龙 | 汉字书法中生命意象的显现

玲听风雨 2022-04-30 发布于重庆

展开全文

陈虹

女，安徽庐江人，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字文化、美学。

汪正龙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西方文论及马列文论。

摘要

汉字立象尽意的创构方式使书法天然地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类似于人们对生命形象的感知，书法形象也具备筋、骨、血、肉乃至神气。书法中的生命意象主要通过线条、“力”、结体、风格等意象形式显现出来。线条的流动中浸染着主体的意绪情感“，力”意象中蕴含了人们的生命力量与意志；结体中的对称、转换等美学原则体现了自然生命律动的“道”的精神；风格意象则将书者的生命气息完整显现，是其技巧才能、人格修养、精神气质的全面展示。由此观之，汉字的书法是书者生命意识的宣泄和本质力量的充分显示，是对生命存在的意象性创构与表达。

书写是人类很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说文解字·叙》中说：“书者，如也。谓如其事物之状也。”^[1]“写，置物也……传云：'输写其心也’。按，凡倾吐曰写，故作字作画皆曰写。”^[1]可见，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书写”这种活动是人们执笔“置物之形”来“输我之心”，汉字不仅是一种保存思想、记录语言信息的符号，还可通过汉字的书写输送心曲、表达情感、体现情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创字方式使华夏初文如同各种生命形体般的完整；形声相益的孳乳衍生又使汉字的结构造型中浸入了人们对大千世界、生命事理的情感和理解。因而汉字之书写极易引发人们对生命形式的构成意识及对此审美观照，在不经意间创造出富有生命意味的艺术形象，汉字书法也因此成为千变万化、隽永灵动的生命意象的表达。

书法是基于汉字线条的纵横和对具体图像的简约。汉字主要的构成元素是线，线条是古人对自然物象和生活内容的升华，是感性的抽象，抽象的感性，与自然的生机息息相通，与人的情感也紧密相连。同一笔画在汉字书写中可以显现为千百万种的姿态，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意味。它本是展开于空间的静态形体，但却在线条的运转流动中体现着大自然的运动之势，在结构形体的空间组合中隐喻了时间的流逝。汉字书写的过程既是回溯被其凝固的自然空间，也可在文化寻根中回味造字者经历的心路历程，从而得到生命的发现和性灵的愉悦。

汉字因书写而极大地拓展了自身的形体意义。从总体来看，汉字的构形是一想象中的方块空间，说它是想象，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方块实体，而是需要人们在视觉观照时将其“残缺”的方形轮廓加以“完形”的形式，以虚生实的结构却加强了汉字形体中的张力形成。在书写时汉字的这种张力得以无限扩大，一方面，线条的组合变化更加复杂精微，形成了书法上的所谓的朝揖、避就、向背、穿插、覆盖、偏侧、回抱、附丽、借换、撑柱等运动之势；另一方面，由于汉字是一个有虚有实的想象空间，虚实的处理在书写时可灵活发挥，既可计白以当黑，也可疏处以走马，密处不透风，使之疏密相生，自呈一种体态。因此具体到每一个体的书写过程，汉字的形体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差异。汉字书写中的点画形态、起承转合、穿插避让构成了其丰富的形体美。“一点”可以被想象成花瓣、坠石、雨滴、水珠……“一横”可以被想象成千里阵云，一叶扁舟……书写成为对汉字的再创造，书写者的情感个性融入于笔画结构之中，从而产生了汉字书写中的变幻不一的审美意象。天地万物在书家的笔下浸染了其书写当下之情感，从而“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成为书写者志趣及性情哀乐的体现。因此，汉字书写中既有对汉字之象的效法，又有书写者的独特生命意识的体现，是书写者的气韵、格调和境界的展示，是书者“心象”的显现。汉字因书写而获得了更浓厚的生命意蕴，显现出纷繁多样的生命意象。

人们对生命形象的感知一般来自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物质范畴有筋骨、血肉、皮脂等，精神方面则如神采、气象等。在历代的书论中，书法形象也多被认为由筋、骨、血、肉乃至神气构成。筋骨，来自于坚劲的笔画与结体；血肉，表现在笔意墨韵及线条中；神气，体现为书法形象总体的精神风采和气质神韵。书法意象纷繁复杂、相通而又互融，但在书法意象中，最能体现其精神气韵，创构出整体生命意象的应该来自以下四个方面：线条意象、“力”意象、结体意象与风格意象。

一

线条意象

飞动的笔墨线条是汉字书法中最重要的审美意象。线条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物象的一种抽象，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最初方式。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线条是一种最具独立性和美学意义的艺术符号，它不依赖色彩、光影、团块等其他形式美的因素而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垂直线让人觉得端正严肃而有力量，横平线让人感觉安稳舒适，曲线具有流动感和韵律美，折线则给人挣扎与奔突之感……汉字自远古的刻画符号开始，便与线条有着不解之缘，汉字的书写依靠线条来构形，并以之贯通心灵与宇宙的联系。万物纷错，线条可存其轮廓，心象无形，线条可抽取之而融入其中。因此线条是汉字书写的基元，书家通过线条以有限表现无限，将具象化为空灵，传达出自己不可言喻的情感、情绪与风神。

陈振濂在《书法美学》中提出：书法线条的美感可分为三种，节奏感、力量感和立体感。^[2]立体感是从空间层面来说的，主要指线条在图底空间形式之提按、粗细和断连；节奏感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说的，指的是线条的藏逆、疾徐和转折；而力量感则着重指主体自身生命力的表达。书写作为主体美学理念的一种对象化形式，也是人自我力量的一种确证，人们在书写中通过运用点画线条来蕴含情感，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而书法中的线条突破了对物象单纯的模仿，成为书者主体意识和精神气质的载体。一往流利、圆润流畅的线条给人以舒适愉悦之感，艰涩停滞、转折顿挫的线条可能显示着焦灼和忧郁，大开大合、纵横交错的线条则表示某种激情……

线条的运动具有时空性，它是书者在书写活动中的精神活动印迹，是生命瞬间存在方式的记录且不可复制；线条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展开，将书者书写时心绪的冲动、感情的起伏、挥洒时的酣畅淋漓都留下轨迹，是打开书写者情感世界的钥匙。本是平面之上的笔画线条，却具有如在三度空间般存在的质感，成为平面之上的造型艺术，若起若卧，若飞若动，神采奕奕，意趣盎然。从时间维度来看，点画线条表现出疾徐、藏逆和转折的意象。运笔速度的快慢疾徐对线条的质感有着重要的影响，落笔徐缓可见妍美，运笔急速则显流畅遒健。魏晋之前的书法受木简等书写载体所限，线条运行速度变化不大，因而真、篆、隶书总是显得端庄妍美。而行书与草书的出现，则将速度、力量、时间、空间等元素融入线条之中，使我们在线条的飞扬与顿挫中感应到生命脉搏的跃动。王羲之的行书线条流动平缓而秀美，王献之的用笔速度和线条的连接节奏则更显明快，可以感知两人不同的心性灵气与心境神采；唐时的“颠”张“狂”素，他们的书法线条大多灵动疾飞、肆意挥洒，展示的是大唐文士自由豪放的生命调性。同时，传统书法美学还注重运笔线条的“藏逆”，讲究“棉中裹铁”，禁忌“锋芒毕露”。晋王羲之《书论》云：“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3]这与我国传统美学中讲求内敛含蓄的观念是一致的。所谓“君子藏器”，是古代的士大夫出处行藏的标准，反映在书法中则为追求线条的厚度与立体感的审美倾向。苏轼后期书法作品中线条多用藏锋，这是他在数次灾难痛苦中将顽强的生存意志隐忍收敛起来的内心外化。线条中还常有方向的突然变化——“转折”，王羲之在《书论》中用“钢构”“飞鸟空坠”“流水激来”等意象来形容“屈折”“转侧之劳”“棱侧之形”等不同的转折情态^[3]。这类意象往往寄托着特殊的情感意蕴。颜真卿的书法素以端正工整闻名于世，《祭侄文稿》是他为安史之乱中大义殉国的侄儿所书写的祭文，在极度悲愤痛苦的压抑之下，文稿后半部分的线条运行变得曲折而尖锐，似乎是要逼压出书者内心的剧痛。

在空间维度上，线条意象则主要通过提按、断连和粗细来表现。提按的运用可使线条产生变化和节奏。它是书写工具与载体垂直方向的运动态势，因而属于空间维度。刘熙载在《书概》中说：“凡书要笔笔按，笔笔提。书家于'提、按’两字，有相合而无相离。”^[4]提按的特征在楷书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而对于线条无粗细均匀的篆书和线条起伏的行草而言则不太突出。线条的粗细往往能给人留下比较鲜明的视觉印象，在古典书论里是通过肥瘦的美学意蕴来描述。如《梁武帝答陶弘景论书》中云：“分间下注，浓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3]不同的书法家对线条的粗细选择不一样，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美感也不同：柳公权的楷书瘦劲挺拔，颜真卿的楷书肥筋端严，赵孟頫的楷书秀媚圆润……体现出来的是书家不同的审美情趣。断连是指笔画间的连结和中断，一般来说，书法中讲究上覆下承，递相映带，形断而意连。用“形断”来变化线条的起止，以“意连”来相互照应，气贯不断。恰当的“断连”可以增强笔墨的气势，形成一种“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的艺术效果。

由此观之，汉字书法中的线条有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它抽象于大千世界的纷繁物象，却用至简的方式去表现复杂的情感和诗意的人生，以笔纵线，以线达情，成为一种情感之“现”象，精神之象征。

二

“力”意象

线条最本质的美学属性是“力”，或称为“力度感”。中国书法常用具体的物象来生动地体现出点画的力度美感。晋卫铄用“千里阵云”来描摹横画意象的铺排开张，用“万岁枯藤”来显示竖画意象的强韧有力，用“崩浪雷奔”来形容捺意象的势不可当，以“劲弩筋节”来突出横折钩的千钧之力。而无论是千里排空的阵云，还是攀缘于千仞绝壁之上的万年古藤，无论是如雷奔的浪涛还是满张待射的弓箭，都蕴含着一种劲健的、坚韧的、顽强的力度。

自古以来，汉字书法被强调应注重“力”的灌注。后汉蔡邕在《九势》中曾说过：“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3]认为高层次的“力”意象应该犹如肌肤一般细腻柔滑，但又要饱含力度。人的肌肤之丽，是生命力旺盛、健康的肌体中所焕发出来的一种光彩，而书写中的“力”正如人体内在强健的生命力。即书法中的线条不仅体现人的情感，更切实而抽象地体现了人的生命力量。因而卫铄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3]，就是对“多力丰骨”的高度评价。

在书法上，“骨”“肉”“力”“筋”向来是评价作品优劣的基准，《唐朝叙书录》中唐太宗说“今吾临古人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5]就是把“骨力”这种字体结构的基本笔力，以及从作者的笔力中产生出来的书法作品的精神生命，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国书论中有一系列形容笔势劲健优美的词语：“遒美”“遒越”“惊遒”“遒劲”“遒拔”等。《唐朝叙书录》记载“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5]即使是被公认为“韵高千古”的王羲之的书法，刘熙载在肯定其优美特色的同时，还强调了他的“力屈万夫”的丈夫气、力量感，强调“力”与“韵”的统一。

卫铄关于笔力筋骨之论，说明书者必须使字体具备骨力，从而产生力感效果。从力与线条的关系来说，有骨力主要指用笔坚实，表现为方直、明快的线条，而具肉者，主要指用笔形态饱满与否，多与笔墨有关。康有为认为书法需“血浓骨老，筋藏肉莹”^[3]，即笔画刚健有力而又丰满，方可神采奕奕。可见线条墨色的浓淡枯润也从一个方面影响着“力”的表现。力的完美表现并非意味着使用很大的力量，下笔越重越好，而是要合理运用力度，使字迹骨肉谐和，整体协调。运笔的力量也应出自书写者内心深处。刘熙载曾说：“书要心思微，魄力大。”^[3]“心思微”即情感精深，而书写中则要充分表现磅礴的“魄力”即生命力。宗白华先生曾说过：“卫夫人说，'点如坠石’。即一个点要凝聚了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骨’。'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的力量。”^[6]可见，书法中的“力”是人的生理力与精神力的结合，这是一种人类在生存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从“力意象”中人们感受到了书者的精神风骨，也从而激起自身的意志，获得充实生命、提升精神的动力。

汉字笔画中“力”意象的形成是无数书家审美情志与书写智慧的结晶。虽然书家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会不断地丰富点画的意蕴，也会寻找到更多贴切的物象来显示和丰满情感意象，然而“力度美感”却一直会作为书法艺术最核心的追求。因为“力”意象是书者功力的显现和生命力的表达，是书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凝结，汉字书法由此而获得了生命，并显示出激荡人心胸、振奋人情志的审美效果。

三

结体意象

结体是在汉字结构基础上所展开的点画空间排列关系。汉字的构造规律与人的形体结构存在着一致性：左右对称或力求均衡。从甲骨文到真书、行书，汉字的形体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如此布局结构。即便是“远取诸物”，也是“从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象中去取各种存在运动所体现的规律。取人所感悟到的可用于认识、处理书之形、质、意、理的参照。”^[7]因此书法的结体一方面受汉字本身的笔画结构所限制，另一方面则遵循着形式美原则，成为书者审美意识与情感认识的一种美学形式表达，两者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结构是汉字固有的，书法结体意象中却寓含着人们长期生活实践中所积淀的哲学观念，成为传统审美原则的形象体现。“结体的一般形式美学意象是由阴阳之对称、虚实、转化和妥协等思维意向与一定的形象结合而成的美学意象。”^[8]

欧阳询将结体空间构成方式归纳为排叠、避就、顶戴、穿插等三十六法，并根据字形结构和笔画之间的组合关系进行了分类，总体来说这三十六种笔画关系体现了三种美学特征：和谐、对称与虚实。对称和虚实都来源于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结体在空间形式上所表现的美学特征概括为阴阳、和谐两大类意象。阴阳意象显示了结体空间构成上的形式对立，和谐意象则表征结体空间构成上的形式统一。

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式出矣。”^[3]把书法艺术的美归结于大自然的阴阳相生。古代汉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物生有两”“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哲学观念，认为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自然就是在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生成、更新。因而书法中的阴阳意象也是结体在空间形式上最为基本的美学意象，代表着矛盾的两方面在冲突与转化中最终走向和谐。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中认为结体安排须“偃仰向背”“阴阳相应”“左右相应”“鳞羽参差”^[3]，合理安排字体结构与间架形势，否则就会“真草偏枯”“邪真失则”，便是阐述如何在书法的结体空间结构中达到阴阳相应、互济共生的中和之美。结体中常见的对称与虚实是阴阳观念的静态体现，是书者利用汉字结体上下左右的矛盾对立所创造的形式美学意象。欧阳询《三十六法》之“顶戴”篇强调结体要“上称下载”，上下力量要均衡，而不可头轻尾重。“向背”篇中认为左右对称有相向与相背两种。“字又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体势，不可差错。相向如'非’'卯’'好’'知’'和’之类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类是也。”^[3]相向相背是对称均衡的形式美原则在结体上的运用，是人们从生命形体的构成方式中抽象出来的最常见的规律。在楷书、行书尤其是在楷书中，这种追求镜像式平衡的对称最为明显。与之相反，汉字结体空间的“虚实”坚持的是一种非镜像式的美学原则，需要书者在不同面积与形状的虚与实中寻找到使之平衡的规律，主要表现为“美学意象上的模糊性，不好琢磨、不好解释”^[8]。然而结体空间结构上的虚实关系处理在书法上非常重要，通常不仅结体讲求虚实的安排，在章法上更推崇“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如何恰当地安排使虚实平衡则更多地依赖于书者的艺术实践和生命体验。

如果说对称和虚实体现了结体结构的静态关系，那么转化就是结体的构成过程中点画在对立中求统一的动态过程。所谓“避密就疏，避险就易，避远就近，与其彼此映带得宜。”^[3]（欧阳询《三十六法·避就》），或是“偏侧欹斜，亦当随其字势结体。”^[3]（《三十六法·偏侧》）就是结体为追求和谐的整体效果而在空间分割上做一定的灵活处理，笔画随势转化。妥协也是如此，在结体构成过程当中，为避免矛盾冲突而相互推让，合理布局点画在结体空间中的形式，使之相互妥协、彼此映带，方可呈现和谐统一之美。对每一个字的空间结构而言，需讲究对称虚实，转化妥协。而对于布局谋篇来说也是如此，数字为行，行集成篇，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要成为富有生气的有机体，就要使字与行之间相互联系，上下贯通，并至始终。

要而言之，汉字书法中的结体意象虽然汲取了生命形体构成中最基本的美学原则：对称均衡。但并非完全静态的平正，而是时有偏侧欹斜、转换妥协、俯仰照应。其空间形式动中有静，静中蓄动，在欹斜中求平衡，于“散乱”中见统一。既有静止的美的效果，又有动态的生命跃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虚实相生、阴阳和谐的观念，这也正是我们传统哲学所认为的宇宙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之道。

四

风格意象

汉字书法的运笔结体中体现出如人的生命体般存在的外观形式与筋骨血肉，而不同的书家笔下的汉字又往往呈现不同的个性面目、精神气格、格调情趣，共同熔铸成风格意象。风格意象处于汉字书法中审美意象的最高层次，它是书写中各种形式意象共同作用下显示出来的“格调”与“风神”，也是书写者具有个性的美学理念的集中显现。对于书法的风格，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从群体而言可以有书体风格、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不同的书体美感各异：正体工谨，草体流利，隶体严密，篆体婉通；不同的时代气象不同：秦碑力劲，汉碑气厚，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人尚意……不同的地域的书法也有群体的风格差异。而个体风格美可以是雄浑劲健，也可以是飘逸拙朴……“这种丰富多彩的个体风格特征，也是历史地形成的，也有其浑厚、丰赡的美学内涵。”^[9]

在书写风格不自觉的形成期，风格是书者功夫、技能、气质情性的自然流露，而当书家有了自觉的风格意识之后，风格更是书者审美见识修养、艺术表现才能与精神气质的表现。汉杨雄以书为“心画”，即可以从书法风格中洞察人格的高低，区分出君子与小人。而钟繇《笔法》也强调：“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即作为“笔迹”的界，是无生命的东西，但是通过人心的“流美”灌注生气，就能使字迹活泼流转，换而言之，书法之美正是胸中流美的结果。刘熙载说：“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3]书法风格成了展现书家人格修养高下的窗口，成为一个人身心的完整体现，强烈地体现着书者的生命气息。南朝梁袁昂觉得王羲之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羊欣书则“如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3]。北宋朱长文观颜真卿书法则感到其“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3]可见书法中自有书写者的个性气质，甚至显示出品行道德的微妙痕迹，体现出与书家人格精神的同构。也正因如此，当某种美学追求在一个时代的书写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推举或认同为艺术标杆的时候，书法风格甚至能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表征。宗白华先生就曾将书法置于传统美学最重要的位置：“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意境与情操的民族艺术。”^[6]并认为几乎可以从书法风格的变迁情况出发来处理中国艺术史的分期问题，可谓非常精要地说明了汉字的艺术性显现形态对于认识和总结中国美学思想重要的意义。

书法的风格意象是美学理念和线条属性的最佳结合，仅从线条的粗细、曲折、断连、疏密……中就可以呈现不同的风格意象，是圆熟妩媚还是雄强健拔？是静逸空灵还是跃动险仄？风格意象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的现实。古代书论中有许多对不同书家风格的精彩评论，如“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轲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萧思话书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李镇东书如芙蓉出水，文彩镂金。”^[3]分别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前者豪壮雄健，后者秀丽妩媚。然中国书法更推崇的是刚柔相济、阴阳兼备的中和之美。如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就认为“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颇”，“高韵深情，坚贞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3]因而尽管书家风格多样，气象万千，总体上还是归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以及两者平衡的中和之美。

应该说，书家对风格的理解和创造都是通过阴阳两个意象来达成的。阳的美学意蕴有雄强和劲健，阴的美学意蕴有秀丽和妍媚；阴阳平衡的美学意蕴是中和。阴阳范畴是中国哲学在探讨世界存在与发展过程提炼出来的最基本的思想范畴，用这样的一个范畴可以窥探世界和人生的诸多奥秘。书法取道法象，也是通过阴阳范畴来达成与人生的沟通与类比。虞世南说：“然则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而成形。”^[3]得阴阳，即得万物之生命，即从玄奥难测的道中悟出并落实艺术生命。

书家将阴阳之理贯穿于线条、笔墨、结体、风格等一切方面，如用笔的方为阳，圆是阴；用墨的燥为阳，湿为阴；结构上实为阳，空为阴……可以说阴阳思维自书家提笔开始便伴随着书写的始终。万物负阴而抱阳，书法也正是阴阳相生的艺术，书家澄心静虑，观照万物，在物我合一中以一根绵延之线，“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也流出万象之美。”^[6]也就是说，书法以至简的生命形式包囊了宇宙，表现出万象之美，也浑化无迹地成了道的显现形式。

汉字的书法犹如生命之舞。书者在“在书写过程中汲取自然生命世界中最生动、最活泼、最富有朝气的意态……由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书法笔墨生命意象世界”^[10]，从这个笔墨线条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反观宇宙万物及自身生命的存在，领略鸿飞兽骇的阳刚之美、鹤翔长空的阴柔之媚以及龙飞凤舞的中和境界，感受书者的情感、精神、人格、气魄，并不断体悟笔墨氤氲中的宇宙大化不息流转的生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