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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岳飞不只是历史上的重要将领，也是民间的重要神祇，故在涉及岳飞形象及其抗金故事的小说甚多，如《警世通言》中《范鳅儿双镜团圆》中的主角范希周就曾在“绍兴五年拨在岳少保部下，随征洞庭湖贼杨么”，《西游补》中的孙悟空则干脆拜岳飞为师。 不过，这些故事的主线皆与《说岳全传》中岳飞形象的形成无涉，故不做讨论，本文仅取其通篇以岳飞故事为主线或将对岳飞的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加以探讨，其中重要者计有《续东窗事犯传》、《韩蕲王太清梦》、《岳坟忠迹》三则。 其中《续东窗事犯传》一篇成书最早，出自明代赵弼《效颦集》。赵字辅之，号雪航，南平人，生活于明初永乐时。 此篇未及秦桧及岳飞忠奸斗争之史实，仅以胡迪读《秦桧东窗传》开篇，写其遍游地狱之事，目的在于突出阴司果报。盖岳飞忠而与子岳云同时被杀，余嗣皆流窜，秦桧奸而善终，子孙得享高位，“忠如武穆而委身鈇锁，奸如秦桧而老死牖下，善何所勉，恶何所畏，世道何以为防范，人臣何以为监戒”[1]，自然为一般的民众的心理所不满。 尽管历史上的孝宗皇帝赵昚为岳飞平反大快人心，但一方面其与造成岳飞冤案的皇帝赵构有父子之谊，赵昚势必不能以审判者的形象面对赵构及其宠臣，另一方面基于儒家的道德，赵昚以子议父、三年而改父之道则陷于道德上的“非孝”的境地。故此，就旧时的伦理而言，赵昚对岳飞冤案的平反是苍白无力的。 何况，明清时期的公案小说中，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官僚为一般民众的冤案平反。一旦官僚受其身份的限制，则或将皇帝的长辈设计成为官僚的支持者，如《三侠五义》中的八贤王赵德芳屡次帮助包拯，或者直接赋予该官僚御弟的身份，如《刘公案》中的刘墉。然则陷害岳飞者为宰相秦桧，支持者则为皇帝赵构，此案势为铁案，善恶亦不得昭彰。 故当时的戏曲小说中多借重阴司之神，或为地藏、或为阎君，以此作为岳飞的定谳，但疯僧扫秦云云最多只是人们游戏般的寄托，而未能予作恶者真正的警醒和畏惧。 于是赵氏的这则小说，借胡迪之眼，使其观地狱的变相，非但秦桧被驱至“风雷之狱，缚于铜柱。一卒以鞭加其环，即有风了了乱至，绕刺其身。桧等体如筛底。良久，震雷一声，击其身如齑粉，血流凝地。少焉，恶风盘旋，吹其骨肉，复为人形。”连同前代的张汤、李林甫等一干传统意义上的奸佞皆步入“奸回之狱”中。 使秦桧有这样的结局，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故此篇小说影响甚大，《喻世明言》中第三十二卷的《游酆都胡母迪吟诗》一则便是此篇小说的变体，只是略叙及岳飞冤案的若干情形，其中“飞还，罢为万寿观使”分明是不了解岳飞被解除兵权的详情的。岳飞回朝时本为枢密副使，位尊而无权，后与秦桧生隙，乃改为万寿观使。 按：史书用“改”而不用“罢”字，盖万寿观使为祠禄官，虽在名义上为掌控宫观，实际上却不过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一般为宰相级的官员才能享受，虽为虚职，却不能算作贬官。至于张俊为秦桧心腹、王贵与岳飞同被斩云云，更是完全不合于史实的，不过作者并未有心讲述历史，其叙述岳飞的生平只是为了要读者略晓故事发生的情境而已。 为了增强小说的传奇性，作者又补入岳飞出世时的神话及叙述岳飞死后秦桧游湖遇鬼等事，后者显系受到《岳飞破虏东窗记》等剧的影响。文中将胡迪变成复姓胡母，将其时间提早到元末明初[2]，将岳飞与文天祥共同作为冤案质问阎罗王，应是受到当时岳飞与诸葛亮、文天祥等合祀的影响[3]。岳飞等居住于天爵府的诸公出世为明初的卿相，自然是曲终奏雅，为皇明张声势了。 但这些改动并未造成很大的影响，《说岳全传》仍称其为“胡迪”，中间与阎王的对话、对地府的刻画乃至胡迪所作的两篇文章几乎是全抄《续东窗事犯传》的，只是大约《说岳全传》的整理者亦听过《喻世明言》中的故事，故将“母迪”音变为“梦蝶”，作为胡迪之字。 此外，清代乾隆年间百本张抄本子弟书《胡迪骂阎》中胡迪成为了宋朝人，快书《谤阎》因之，其中有“三天若降秦桧罪，区区信你有神明”之语，更是明确了胡迪谤阎在秦桧死前，这种说法与《说岳全传》中的设定相合，应有相互之间的影响。 然则这种倾向只能得到民间艺人及一般读者的认同，却颇为有智识的阶层所不满，故明末清初的宋存标作《韩蕲王太清梦》以为反对。此篇小说见于宋氏所编《情种》[4]，宋字子健，号秋士，明末清初人，多与陈子龙、吴伟业等相往还。 是书八卷，前二卷多抄录笔记、史论乃至医案，行文如《龙文鞭影》或《格言连璧》之类，自第三卷起则杂抄诸家小说。 《韩蕲王太清梦》出于是书第五卷第一则，作者自陈“余之友有与韩氏善者，为余具言其事如此也”[5]，暗指其文成于晚宋。然其中称韩世忠为“咸平王”而非史籍中的咸安王[6]，乃本自《袁王纲鉴合编》，其书为袁了凡、王世贞所撰，刊于万历年间，故本文不当早于是时。 文中屡有错字，如“时咸平王韩世忠无飞同不主和议”[7]，“无”显系“与”之误，又将李林甫作“紫薇仙官”[8]，“薇”显系“微”之误，应是编者杂抄他人文章时的手民之失。 考虑到编者的文献来源皆是陈继儒、宋懋澄、屠隆、胡应麟等辈[9]，俱属于晚明，则此篇之来源亦当抄自晚明文学家之笔记，抑或为编者亲撰亦未可知。 故文中不但对两宋间的掌故颇为熟稔，又历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名家，诸如邹阳、枚乘、蔡邕之辈，又把苏武、李陵不当做政治家及将领，反而做文学家看[10]，正是基于作者了解苏李诗于文学史上影响的缘故。因而本文之作者即便不是本书的编者即宋存标本人，亦当是晚明文坛的重要人物。 此篇小说的情感倾向颇使人惊诧，盖他书皆以为岳飞伸冤辩谤为宗旨，惟独此篇以诋毁岳飞“好杀不已”、使国家百姓“罹于显祸”为能事[11]。 作者借韩世忠魂游地府为索引，使读者鉴证岳飞父子及部将，乃至姜子牙、诸葛亮、左丘明及司马迁、班固诸人受阴司审判之事。 文中写了两次冥间的审判，第一次是对历史上的武将的审判，以吕望为首，旁及孙膑、诸葛亮等，言及“曹不惟身为大将，多所杀戮，且造著兵法，教天下后世以惨毒谲诈之术，遗害无穷，故上帝恶之”，作者又详细分析了诸葛亮“以兄诸葛瑾事吴，故每事必左袒吴”，“后蜀主兴报仇之师，亮复受瑾密嘱，不献一筹，致六十万之命尽付烈焰”[12]，指斥其不忠之罪。 第二次则写对历史上的史官及文学家的审判，以左丘明为首，旁及司马迁、班固、邹阳、枚乘等，言及“此曹泄造化之奇，鉴鬼神之秘，擅天地之名，夺山川之秀，上帝所深忌”，令司马迁与班固自陈其书“皆迁父司马谈、固父班彪之笔耳，某二人实无置喙也。谓某二人不识廉耻，攘夺父书，据为己有，以欺后世，以辱名山则有之”[13]，指斥二人份属不孝。 于是，在作者笔下，史书里的圣贤名将都成了文不孝武不忠的宵小之徒。不过，作者在写作时终究有所保留，于文士未能指斥孔丘，于武将不敢指斥关羽，甚至还特别交代“羽死为上界真君”[14]，算是为世间所传的文武二圣保留了最后的一点体面。 而对于世间所谓奸佞如李林甫、王钦若之辈反而称其“临事消阻，或反以因循退缩而致生灵保全；处事糊涂，或反以多所漏网而成及物之德，亦上帝所曲宥也。”[15]安排其成为冥界的法曹都官作为上述圣贤们的审判者。 有论者以此种种情节痛斥作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痛骂作者之无耻[16]。实则将此篇小说与《续东窗事犯传》对比便不难看出作者之本意。 二者同为游历地狱之作，《续东窗事犯传》中以胡迪为导引，本篇以韩世忠为导引。《续东窗事犯传》有“风雷之狱”、“火车之狱”、“金刚之狱”、“溟泠之狱”，本篇则有“慧业狱”等。 《续东窗事犯传》中李林甫等入奸回之狱，本篇则写其为地狱都官，但其中并不涉及原作中的张汤等，盖张汤等死于汉武帝刘彻等人之手，生前已有报应，本篇则以生前无报应者死后亦享受融化，乃打破人间对地府公正的幻想，正如《聊斋志异》中《席方平》之故事。 故作者做此戏谑之言，目的在于对现世及历史之讽刺。文后的一段居士曰称“读此乃知千古不平之事，不独地上，即地下往往有之”，“以李林甫、秦桧之奸，张、许、岳氏之忠，三尺童子犹能判其黑白，而韩王所见如此，得非人之将死其言不足据耶？抑作者若束晳漫戏此言，以嘲谑天地耶？悲愤之极，甚于痛哭；怒骂之深，转同嬉笑。天地间何尝有此事，却何可无此言也？”[17] 居士即编者宋存标自谓，《情种八种》所录小说之后往往有之，若本文为其亲撰，则此段话为其揭橥其笔意可知。即便非其所作，从其“居士曰”的来源看，也未必不是对原作文后论述之语的改作[18]，故此段论说亦是作者文意的见证。 故书中称金人为“金酋”，又拟诸葛亮陷害关羽一事作为秦桧陷害岳飞的影射，都是反讽之余的真实态度的反映。只是当时以岳飞为神祇，又拟作胡迪游地府之事以作翻案，用虚拟的因果报应弥补历史缺憾的作风为作者所不取，故作者在嬉笑怒骂间带着大彻大悟式的绝望将冥界与现实社会都设置为不公不平的所在，打碎了杂剧及小说中的“大团圆”式的宿命结构，相较于后来《席方平》的故事悲情得更为彻底。 此篇小说实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但其与晚明时代的李贽、何心隐之辈的思想同时发生，倒也不失其历史的逻辑。今日做此文的解读时，不宜一面重复着中国自古无悲剧的论调，一面谩骂作者的无耻，而应深入其背景探讨作者之思想及文章之成因。 只是可惜由于本文文学性过强，且超出市民情感的接受范畴，故未能得到后世岳飞题材故事的接纳，自然对《说岳全传》成书的影响也便无从谈起了。 《岳坟忠迹》出自墨浪子蒐集之《西湖佳话》，此书现存最早的刊本为清代金陵王衙精刊本，书前有古吴墨浪子序，题为“康熙岁在昭阳赤奋若孟春陬月望日古吴墨浪子题”，“昭阳赤奋若”即以岁星纪年法纪之，即癸丑年，亦即康熙十二年之作。 全文自岳飞之生写至其死，中有抗金、灭杨幺、平孔彦舟诸人事，应本自《精忠录》而作。《精忠录》作于嘉靖年间，本自宣德年间的《褒忠录》而来[19]，今存有安徽省图书馆藏本及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两种，有涂秀虹整理本。 相对而言，安徽省图书馆藏本时间较早，但较为粗糙，且残缺不全，卷首为《精忠图录》，有图无文，共计二十四页半，其中倒数第二幅题为“原无题目”[20]，对应的是朝鲜铜活字印本中的“战朱仙镇”，正文共三卷，第一卷收录的《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乃是由《宋史》本传节略而成，第二卷为《鄂王行实编年》整理而来的《武穆精忠事实》，第三卷收录历朝评议、吟咏等。 朝鲜铜活字印本中在《精忠图录》前有《武穆像》一幅，《精忠图录》亦以岳飞坐像开篇，其余各图皆上文下图，自岳飞学艺起迄伪诏班师止，将岳飞一生事迹融汇于前后连贯的三十四张图画中。 正文共六卷，分别收入《宋史》本传、由《鄂王行实编年》整理而来的《武穆事实》、岳飞的著述及后世褒奖、吟咏等。相较而言，安徽图书馆藏本更侧重于叙事而非拘泥于史书，故其第一卷仅节略宋史中较易叙述者，并将《宋史》之史官定评与吕祖谦的评论并入第三卷中，第二卷亦将岳飞御军六术与诸子的情形移在岳飞遗文的后面，作为进一步研究岳飞的参考，两卷所采取的史实互有详略，是颇为适读的。 朝鲜铜活字本第一卷将《宋史》本传完全录入，大约是从保存历史材料的角度的出发的，故在收录古今论述时，连同将徐珵（徐有贞）之《汤阴鄂王庙碑》收入。 从徐文来看，《精忠录》的编纂乃是因为土木之变后，景泰皇帝朱祁钰将此变视为靖康之乱，寄希望于出现岳飞一样的将领，故令徐珵代为祭祀。然则徐珵后易名有贞，乃是夺门之变时属意杀害于谦的元凶，于谦与岳飞被后世视为同等命运的名臣，故世人颇鄙徐珵（徐有贞）之无耻。于是其祭祀岳飞的文章亦为后世鄙夷，乃至其文集《武功集》中亦不见收录。 安徽图书馆藏本《精忠录》不收此文大约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朝鲜铜活字本将之收入，目的便在于保留《精忠录》编纂时的一些情形。 然则无论如何，《精忠录》都是传播岳飞故事的重要读本，特别是《精忠图录》用详尽的绘图和简单的文字将岳飞的故事串联起来，颇易于岳飞故事的传播。《岳坟忠迹》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加以更详细的重编，故二者均以岳飞之死为终局，并未涉及戏剧故事中广为传播的东窗事犯等故事。 相较而言，《岳坟忠迹》更具小说手法，文中多次出现盔甲赞，且精于袍带文。如写岳飞力擒拓跋耶乌[21]时，《精忠录》仅有“王引兵与金人战于太行山，擒其将拓跋耶乌”十八字，《岳飞忠迹》则先渲染拓跋耶乌“有一丈多长，奇形怪状，膂力过人，使一柄三尖两刃八环刀，连杀了岳军帐下几个勇士”，对其本领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 随后写“岳公便左手使枪，逼住了三尖两刃刀，便大喝一声道：'贼酋往那里去？’随用右手，款扭狼腰，从马上直活捉过来。”更见岳飞的神勇。 可见《岳坟忠迹》是完全的小说，与作为通俗的史料《精忠录》大异其趣。相较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岳坟忠迹》则又是完全将岳飞故事串联成篇，未及对他人的渲染，故无论如何，本文都算得上是岳飞故事流传过程里一个较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短篇。 其详尽勾勒了岳飞一生的行实，文中引用的《满江红》已与今日所见的版本无异，又将张宪定位为岳飞的女婿，这些较为重要的设定皆为《说岳全传》所不取，似于《说岳全传》并未发生足够影响。 然则本文是第一部将周同写作“周侗”的作品，《说岳全传》却能够因袭，是对本文的参考抑或别有来由便不可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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