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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聪先生 读《童子与魔法——玛塔·阿格里奇传》，发现里面有阿格里奇与傅聪交往的记载。原来，这对当年的“金童玉女”相识于1963年的纽约。傅聪正筹备美国巡演，借用朋友家钢琴以作练习，而阿格里奇恰好也寄居于那位朋友家。 一天上午，傅聪如约前往朋友家练琴，有趣的是，房门居然虚掩，仅有一张留言表示欢迎，女主人则在里屋酣睡。傅聪未及多想，便坐在钢琴前练习，直至四小时之后，阿格里奇才顶着一头卷发，走到客厅，“两个钢琴家开聊起来，到了他们想知道时间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曼哈顿。他们到一个叫'扎巴尔’的小店买了点吃的，玛塔常常到这个甜点铺买吃的，然后在电视机前所狼吞虎咽……傅聪和玛塔很快成知心朋友……傅聪很惊讶于自己会跟玛塔如此心心相惜，别人都说她野气十足，不易接近、任性；在傅聪眼里，她清澈见底，而对她，就像阅读一本打开的书。他觉得玛塔十分迷人，他从没遇见过如此直爽，对别人这么好奇的人。他很欣赏她的谦虚，毫无虚荣心和使人神魂颠倒的幽默。清晨离开她，让她去睡觉的时候，他明白他已经爱上她。”
傅聪与阿格里奇
《童子与魔法——玛塔·阿格里奇传》 然而，事情发展峰回路转，傅聪将阿格里奇介绍给好朋友，中国作曲家陈亮声认识。不想，他俩竟坠入爱河，并暗结珠胎。傅聪闻讯，尴尬不已，对好友的背叛更是怒不可遏，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无所适从。玛塔要跟别人生孩子了，还是一个他介绍的朋友，这个一半中国血统的孩子，以后肯定人人都会问是不是他的孩子。陈亮声和玛塔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 时过境迁，傅聪先生对阿格里奇的“爱”，从来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寡淡，反而愈加浓烈。当然，这个“爱”已从当年的小情小爱，升华至对其艺术与品格进行赞美的大爱。 傅聪先生毕生推崇父亲傅雷先生的至理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也是他自己做人、弹琴的准则。他判断音乐雅与俗的分界线，在于弹琴者奏出的音乐是否真诚地发自内心，华丽的音色固然可喜，而感动人的音乐才是珍贵神圣的，故此，按其评判标准，从未丧失过赤子之心，从未丧失对音乐忠诚的钢琴家，只有阿格里奇与鲁普。
傅聪与父亲傅雷，以及母亲朱梅馥 在傅聪看来，他们的音乐总是忽冷忽热、大起大落，从未有过“温吞水”的状态，尤其是阿格里奇，常人难以望其项背，“我很喜欢玛塔·阿格里奇，她的技术当然没有问题，她有一种火花迸发的青春活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傅聪与阿格里奇四手联弹舒伯特《回旋曲D951》成为乐迷们追捧的经典，其实，舒伯特时而抒情忧郁，时而欢快明朗的个性，与傅聪先生的人生态度极为相似。 记得他曾对我说，“事实上，我常常感到忧郁、痛苦，甚至痛不欲生，死亡的念头也会间或出现；但同时，我也相当开朗，自感比很多人幸福。身边有太多世俗意义意义上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我一点也不羡慕他们，他们苦得很呐！整天想着人家怎么看他们，对我来讲，人家怎么看，我从不在意，最重要的是，我如何看待自己！” 所以，有人说，傅雷先生是贝多芬，傅聪先生则是舒伯特。从傅聪与阿格里奇合作的舒伯特《回旋曲D951》，可以感受到音乐中明朗和积极向上的情绪，拥有交响乐般的磅礴之势，也寄托着两位音乐大师的纯真情感。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傅聪先生演奏的斯卡拉蒂、莫扎特、肖邦和德彪西，已经在欧洲古典乐坛享有盛誉。那个时候的伦敦，堪称世界青年文化发源地，人们称之为“摇摆伦敦”，面对不同文化背景，艺术家们平等切磋，共同成长。
傅聪肖邦音乐会海报 而傅聪先生的音乐诠释辨识度极高，人们往往能从其触键、音色、分句和气息中，察觉到属于他个人的独特风格，并进一步品味出其深厚的东方文化基因，因为傅聪先生习惯以东方文化视角来审视音乐。 譬如，他弹肖邦时，会想到李后主的句子；莫扎特是贾宝玉加孙悟空，温柔深情而又变化莫测；德彪西有“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的韵味；舒伯特则像陶渊明的诗境。陈萨跟我说，傅聪先生在家中跟她讲解肖邦《幻想波兰舞曲》的时候，正逢夕阳西下，温暖的阳光照射进琴房，只见傅聪先生边弹边喃喃自语，“残阳如血，苍山如海”；郎朗也向我转述过巴伦博伊姆对挚友傅聪的评价：“通常来说，用东方语言来解释西方音乐，往往令人费解。然而，傅聪用中国诗词与肖邦所作的衔接，却一目了然，晓畅明白。”
曹可凡与傅聪
傅聪签赠曹可凡（1）
傅聪签赠曹可凡（2） 傅聪先生个性倔强，且始终如一，无惧任何表达。他讨厌李斯特，认为他“夸夸其谈”，说拉赫马尼诺夫“只有肉没有骨头”，而勃拉姆斯则是“故弄玄虚”，对音乐也好，对世事也罢，他永远秉持自己的原则，从不退缩，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也正因为如此，傅聪与巴伦博伊姆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严峻考验。 当年傅聪与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女儿喜结连理，他们在伦敦的住所几乎成为音乐沙龙，一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聚集于此，畅谈音乐，其中就有已威震四方的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傅聪曾与之合作弗朗克大提琴奏鸣曲，得到音乐界高度评价。
傅聪与梅纽因女儿弥拉结婚 傅聪先生记得，他们每次演奏完毕，杜普蕾就像经历火山爆发之后那样，瘫软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有时候甚至要躺上半天才可缓解。因此每次排练结束，傅聪总是让巴伦博伊姆陪同杜普蕾回家，而那时的巴伦博伊姆还只是一个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傅聪极为看重其才华，两人有“手足之情”。没想到，天长日久，巴伦博伊姆与杜普蕾感情升温，有情人终成眷属。 即便是这种交情，中东“六日战争”后，巴伦博伊姆前来邀请傅聪参加庆祝音乐会，也遭到傅聪先生断然拒绝。许多年之后，傅聪先生谈起此事，仍保持其一贯观点：“战争与杀戮不可原谅。”他因此得罪西方古典乐坛权势人物，事业呈雪崩似下坠，也从此与巴伦博伊姆割袍断义，但傅聪绝不退缩。 众人皆感迷惑不解，其实，傅聪先生的举动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完全受其父亲影响。当年，圣雄甘地遇刺，傅雷先生将自己关在屋里绝食近两周，以此抗议冷酷与邪恶。失去昔日挚友，傅聪先生内心之痛无以言表，闲谈之间，也会不由自主地说起“丹尼尔”这个“小兄弟”。 直到上世纪末，巴伦博伊姆与巴勒斯坦学者共同组织“西东合集乐团”，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音乐家并肩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并宣告：“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人人平等。但在贝多芬的交响曲面前，人人平等。音乐是武器，我们用音乐来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傅聪先生闻之，老泪纵横。他反复观看那场音乐会录像，还不停地说：“那是我兄弟！那是我的兄弟！”一种自豪感油然而升。 傅聪先生曾说，自己甘愿一辈子做音乐的仆人，每次上台演奏更彷佛“从容就义”，因为他渴望用钢琴来与心中至善至美的音乐对话。由于年轻时练琴不够系统，他的手常年受疾病与疼痛困扰，可对音乐的虔诚，促使傅聪先生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 他晚年不止一次取消音乐会，只是因为他固执地要演奏肖邦24首前奏曲，却又力不从心。朋友们宽慰他，其实弹什么曲目并不重要，玛祖卡、夜曲都行，但他仍执意与自己较劲。他的人生是与钢琴这个并不驯服的乐器搏斗的一生。直至生命最后阶段，他仍每日爬到四楼琴房练琴，结果不幸摔倒，导致尾椎骨骨裂，只得卧床休养，视力与听力也急剧退化。 于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如此热爱音乐的大师，渐渐陷入一座孤岛。然而，当弟子孙韵去他伦敦家中探视时，傅先生那浑浊的双眸又发出光亮，询问老友的近况，谈及红烧肉、臭豆腐、黄鱼面、生煎包、小笼包那样的上海美食，不禁哀叹道：“我回不去了！” 弟子问他是否惧怕死亡？“不怕！因为我都空了！我已看见街角边的那扇门了……”这位哈姆雷特式的骑士如是说。
傅聪晚年与弟子孙韵 傅聪先生一生追求音乐，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去无限接近理想中的艺术与品格。他把他的爱、他的美德，献给了音乐。在生命的最后乐章，钢琴诗人仍用心灵进行演奏，直至走入那扇生死之门…… 傅聪先生的人生是痛苦的，但也是丰盈的，因为他真正活过！ 2022年4月28日 PM3:00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2741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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