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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成本的有关问题

 新用户49272060 2022-05-01 发布于广东

20多年前,在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读书,自不量力,将硕士论文题目定为《政治成本问题研究》,至今还被老同学们嘲笑,乃至传到工作的单位。记得当时一位同事说见到我的一位同学了,说出了名字,但我的确没有印象。同事说,提到我的名字,对方立即说:你说的那个某某。啊,我知道,就是在论文答辩时公开说自己论文还没有写完的那位。没想到他的论文还通过了。你说是不是你的同学?

我这才相信,这是我的亲同学,只是他比我低一级,所有我没有印象。但他说的,的确是事实。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写了近十万字,但还有说清楚是究竟在说什么,提纲也只做了一半。因时间到了交给导师,导师笑笑,就这样答辩吧。没想到成为低年级同学们流传甚广的一个笑话。当然,我也臭名远扬了。只到现在,我对这篇论文,也没有写完。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太笨蛋。

今天,突然想要摘要出来。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偶尔想起罢了。

关于政治成本的有关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从事的每一项政治活动,都要付出成本——为了争取民主、平等,有时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效率;为了获得自由,有人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等。美国的一个政治学家曾经说过,政治并不是寻求免费午餐的庇护所,在政治中所花的代价,可能比在经济中要严重得多。那么,政治家依照什么样的成本规则采取政治行动?政治家衡量自己或集团政治行为的成本时考虑的相关的因素是什么?政治成本将怎样计算?

一、政治成本概念成立的两个假设

成本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成本是在生产与管理过程中的耗费。企业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效益的好坏。当我们把成本理论引入政治领域,政治成本必将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如果政治成本概念成立,它本身应包含这样两个假设:

假设一:在政治领域,存在政治生产者;为生产出政治产品供政治消费者使用,必须有生产投入与产出。把这个假设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述出来,即存在一个“政治工厂”。政治生产者就是政治家,政治消费者是广大的民众。但政治这座工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政治学者们则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美国的政治学者罗兰·彭诺克认为安全、正义、自由和福利是政治产品;阿尔蒙德等人认为,政治产品分为体系产品、过程产品、政策产品三类,每类产品细分,可以分为国内产品与国际产品两类。(参见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宾厄姆·鲍威尔 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方法》,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假设二:政治生产者都是理性的人,他们的政治行为都是理性的,在政治活动过程中追求政治成果最大化。这个假设对政治成本至关重要。判断政治成本的大小,是由政治成果的价值与政治成本之间的比率决定的。每个政治行动者,从理论说都会追求自身政治成果价值的最大化,尽管在现实中有些政治家或政党总是宣称自己不是为了追求自己或本党派的最大利益,而是为所有人包括政敌谋福利。

这两个假设是政治成本成立的必要前提。但假设是否成立,显然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事实与理由对这两个假设进行反驳。

比如说假设一,我们可以指责这是经济理论在政治领域中的庸俗类比,因为在政治领域,并在存在所谓的工厂,也不存在所谓的投入、产出等商业味道很浓的东西。大部分政治活动的目的不是追求经济上的赢利,而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再分配,确立公正、平等的社会关系。有的经济原则明显不能代替政治原则,如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示,拒斥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侵入组织及个人关系之中。

至于假设二,我们同样能够找到许多例证证明它不成立。比如说在强调个人价值高于一切的社会,仍然有的人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放弃生的机会,义无返顾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显然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至于政治活动中的非理性现象,也比比皆是。

政治成本概念是否成立,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成本是可以计算的,但由于政治产品如公平、正义、福利等涉及到人类价值观,它们之间不存在通约性,计算起来十分困难。正如阿尔蒙德等人所说:“在政治学中,无法把自由的单位转换成安全或福利的单位,而且,由于政治常常最终涉及到强制和在很大规模上涉及到生命本身。因此必须承认,人们永远不可能计算出一项以人类的生命为代价而获得的政治产品的价值。”

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政治成本成立的理由,我们必须肯定,用成本的观点来分析政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每一个政治活动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或国家,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的成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尽量减少社会的损耗,节省社会和政治资源,增加政治行为的理性程度。可以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也是为了分析能够进行下去,在没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两个假设之前,我们假定这两个假设是成立的。

二、关于政治资源的供求规律

政治资源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在政治活动中所利用的物质性的资源,如政治活动中所需要的物力、财力、人力支持,也包括非物质性的资源,如政党、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个人的素质与从政的技巧等。从供求关系上来说,在特定的政治活动中,政治资源具有这样的规律:

一是政治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政治资源是无限的,无论何时何地的政治活动,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当时存在的政治资源充分地调动起来。但对特定的政治活动主体来说,由于历史或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是有限。也正因为如此,德国、日本、韩国的政治家都曝出了收取政治黑金的丑闻;美国每次总统选举中总有一部分人因为资金不足而退出竞选。

二是政治活动主体对政治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主要是由人类的欲望或者说是人们对政治产品需求的无限性决定的。一方面,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对同一个政治产品有无数人需求。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公开的竞争去夺取,而在非民主的社会,可能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政治资源,很可能同时需要许多政治资源。为了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政治产品,他们会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以便自己在政治活动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三是政治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对政治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政治活动主体在从事政治活动时必须制定适当的政策、方法与措施,充分利用现有政治资源,力争用最小的政治成本,获取最大的政治效益。

三、计算政治出成本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政治成本是政治活动主体在政治活动的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源的总和,我们可以从政治资源入手,对计算政治成本所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第一,计算政治成本在经济性成本方面所考虑的因素。政治现象与经济现象密切相联,任何政治活动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资金来支持,而政治直接为经济服务。美国学者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而大部分经济也是政治性的。”就一个具体的政治活动来说,在经济性方面计算政治成本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交替费用。大部分政治活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要么是对原有的政治活动的否定,要么是对之的修正或继承。新的政治活动取代旧的政治活动必然使原有的政治活动的收益造成损耗,这就是所谓的交替费用。交替费用在政策成本中十分明显。

二是准备费用。是指为了政治活动能够顺利进行所必须花费的费用,它包括政治活动计划制定、方案选择所花费的费用,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所花费的费用等。

三是执行费用。是指政治活动进行过程中所必须花费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总和。这是经济性成本的主要部分。

在经济学的带动下,政治的经济性成本研究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国家的预算制度改革是最热门的课题,当时提出的一些措施能很好地计算出政治的经济性成本。比如说绩效预算就是把企业进行预算管理的方法应用于政府预算管理而形成的一种预算制度。阿伦·希克则认为:“绩效预算导致各种关于工作——成本测量的尝试,其中用的最多而作用最小的一种,是由行政管理人员收集起来用于说明其追加资金需求的详细的工作量统计。绩效预算试图更加精确地把科学管理和成本会计技术应用于工作设计和生产率标准设置上,所有这些应用,对负有操作和监督责任的管理者确实是有用的,但对那些决定组织目标和使命的高层官员则几乎无用,甚至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吴佩纶:《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3页)

第二,计算政治成本在社会性成本方面所考虑的因素。政治的社会性成本是指政治所使用的社会资源,或者说是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社会性成本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于人的价值观处于不同的层次之上,每个人的世界观又各有不同,人们对政治的社会成本的评估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评估政治的社会性成本,一般来说是以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为依据。我们以行政管理为例,行政管理以国家的行政权力为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在很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决定着社会的现在和未来。政府官员在依法行政时,政治的经济性成本只是官员手中可资利用的物质手段,而社会性成本则是高层官员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只有具备战略眼光的人才能真正评估出社会成本的高低。假如政治的社会成本过高,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就会影响政治的效率和效用,严重的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社会性方面来考虑,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心理的承受力问题。社会心理承受力是指国民对社会变动的心理适应和反应的能力,是个体心理承受能力的总和。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一般分为理解能力、应激能力、耐压能力、平衡能力。由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把握它比较困难,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作用。如不充分考虑社会心理承受力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很可能使政治目标扭曲与变形,甚至使之朝预定目标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加政治成本,减少政治收益。

其次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稳定与发展是政治家考虑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政治产品的消费者考虑政治成本与收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最后一部分我们专门对此进行分析。

第三,计算政治成本在政治性成本方面考虑的因素。政治的政治性成本是指政治所利用和消耗的纯粹政治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性成本的延伸。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的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在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直接同党派利益挂钩,评估政治的政治性成本,可以用群众的支持率作为标准。支持率低,则政治的政治性成本高,严重的会影响政党的形象,关系到政党是否可以继续执政。支持率高,所付出的政治成本就低,政府就会保持稳定,执政党的地位也就不会动摇。从政治性方面来考虑,政治成本与政治收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民众的参与和服从。参与和服从的价值,在于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理想政策的制定与实现。参与把各种重要的政治问题带进政治过程,并且支持友好的结盟,能够有效地参与政治决策的人,会得到一种政治功效感、影响感和尊严感。服从从狭义上理解是守法公民和臣民的行动,他们因实际性和恫吓性的制裁而循规蹈矩。在政治行为中,服从的意义超出了这种狭义的和手段性的理解,政治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发掘履行职责和信守义务的道德价值而达到服从的目的。对一项政治产品,参与的人在公民中所占的比例大,服从的人多,其政治成本就少,而政治收益就多。反之,政治成本就大。

安全状况。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侵犯以及公共安宁与秩序。一个政治行为或政治产品不能满足社会大众的安全需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自由状况。自由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是指保护各种活动领域,保护私生活不受外来干扰的权利。

客观地说,参与和服从、自由与安全在政治行为中并不是一致的。参与程度高并不总意味着服从的程度高;而安全与自由有时则可相互转换:有时不得不以安全换取自由或用自由换取安全。

四、评估政治成本的具体路径

评价政治成本的高低,首先考虑的是政治行为实施后的政治效果。政治收益与政治成本的比较,就是政治效果。即

政治效果=政治收益:政治成本

对任何政治行为或政治方案的评估都可能产生三种情况,即政治效果大于1、政治效果小于1、政治效果等于1。根据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我们当然希望政治效果大于1。

提高政治效果的可能性有五种:

1、在政治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减少政治成本;

2、在政治成本一定情况下提高政治收益;

3、二者都增加,但政治收益增加的幅度比政治成本增加的幅度大;

4、二者都减少,但政治成本减少的幅度大;

5、政治收益增加,政治成本减少。

对同一个政治行为的政治成本从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三个角度考虑,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性成本比较高,而政治性或社会性成本却比较低;或者政治性成本比较高,而经济性成本、社会性成本比较低。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关键要看这项政治活动的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要看政治活动主体所追求的是政治上的效果还是社会上或经济上的效果。当我们把三者综合在一起时,根据其重点确定每方面的成本在总体成本中的权数,再作整体的权衡。

用政治效果来评价政治成本的大小,这是从政治活动本身来评价的。由于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计算出它的收益,即使计算出来,意义也不大。比如说边境地区的冲突,为了一两寸土地,两国之间不惜大动干戈,耗费的物力、财力都十分庞大,从经济性的角度来说,成本十分大而收益十分小,但它涉及到国家的尊严问题,大部分民众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同样是土地问题、尊严问题,在某些条件下,有时政治家却选择放弃,比如说解放战争时共产党放弃圣地延安,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放弃大片土地,从现在历史学家的评价来看,人们同样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在政治活动中,政治活动主体面临的选择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对政治成本进行分析。

机会成本又称为影子成本,是指为选择某种政治行为而放弃其它政治行为的收益。当我们选择某一方案而必须放弃其它的方案时,如果其它的方案带来的收益会更大,则是不应该的。在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时,机会成本小的方案是最优方案。应用机会成本的范畴,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我们今天为什么放弃计划经济而选择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

运用机会成本分析政治成本,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相比较的对象必须是处在同一范围内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为什么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却不能比较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却不选择计划经济,因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涉及到国家的性质,而计划经济只能同市场经济相比较,它不涉及到国家的性质,只涉及到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具体方式。其次,相比较的对象或方案之间,必须是选择一个而必须放弃另一个。假如有多选的可能,用机会成本进行比较就没有意义。此外,在评价不同的对象时,由于政治成本涉及到价值问题,所以,价值标准必须是同一的,我们不能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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