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院士的中医人生｜结合六十余年从医体会重读《黄帝内经》有感

当今科学发展突飞猛进，医学也似乎进入“精准医学”时代。然而负面问题也接踵而来，核弹发明引发人类毁灭风险，塑料应用引发生态灾害的思考，局部医学的深入引发整体医学缺失之虑，等等。笔者管见，人类正处于“大时代”（信息爆炸、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干细胞等），“大时代”更需要“大思维”。在医学上不禁使笔者想起，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有没有值得参考的“大思维”呢？ 

 

20世纪50年代末，因笔者曾担任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组秘书，读过《黄帝内经》，还有一些当年的眉批；写过“学习内经后对经络现象的初步认识”。近年因出版《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为写其中有关中西医结合的论述，又粗粗重读《黄帝内经》。现在为写这本册子，又决心第三次重读《黄帝内经》。诚然，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这些阅读只是粗读，很多都没有读懂。然而回顾、比较和反思六十多年的西医生涯，感到作为中国的医生，了解一点祖先留下的东西很有好处。如果从创中国新医学的角度，从适应国情和导入中国思维的角度，从中国医学能否对世界有所贡献的角度，读一下《黄帝内经》更有必要，《黄帝内经》毕竟是中华文明精髓在医学上的体现。这里，不禁使笔者要引用钱学森的一句话：“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1985年9月23日致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0191页］ 

 

汤钊猷院士研究《黄帝内经》时做的眉批

《黄帝内经》覆盖了人与自然、人的生长发育、疾病的发生与发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疾病的预后以及为医之道等（当然还有针灸、经络等，暂从略）。下面是笔者的点滴感想。 

 

一、阴阳五行，总领全局——重视“整体观”的辩证思维 

前些时间看到《中国科学报》“阴阳五行该不该纳入科学素质基准”的辩论，刚好笔者又重新粗看了《黄帝内经》。深感“阴阳”正是古人对客观事物的高度概括。任何事物都存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转化的对立双方，并构成整体。不是吗？数学有正与负，化学有分解与合成，物理有作用与反作用，电有正负极，医学有局部与整体，神经有交感与副交感，等等。人之所以生存，依靠“阴平阳秘”。而“五行”则是事物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规律的高度概括，《黄帝内经》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五脏、五色、五味、五谷、五劳，等等），人亦应之。”（由于详细说明颇费文字，故从略）人与自然、人体的各个部件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有其规律。“阴阳五行”成为总领全局的总纲。《黄帝内经》认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提示“阴阳五行”是统领全局的。《黄帝内经》又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提示阴阳是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无法截然划分，正像“精准”与“模糊”无法截然划分一样。《黄帝内经》中，“阴阳”贯穿于医学的各个方面。如养生中，首先就说“知道者，法于阴阳”；在诊断方面，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也强调首先不能搞错“阴阳”；在病理生理方面，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将症状与阴阳联系起来；在疾病变化方面，《黄帝内经》说“寒胜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治疗方面，《黄帝内经》说“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也将阴阳放在重要地位。总之，这是中医重视“整体观”辩证思维的体现。

 

其实钱学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精辟的论述：“中医理论托附于阴阳五行干支的思维框架，已经是辩证的了，比经典西医学强。”［1988年11月4日致邹伟俊，《钱学森书信选（上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6月，0402页］“天人相应”也是《黄帝内经》中带有全局性的观点。所谓“天人相应”，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黄帝内经》认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强调：“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意思是要顺应自然。所谓顺应自然，笔者以为就是顺应事物的客观规律。“以硬碰硬”和“以柔克刚”，实际上就是“不顺应”和“顺应”客观规律的不同处事思维。从当前最新的“量子纠缠”来看，说不定“天人相应”真的有其科学依据。现代医学关注人体本身，而关于自然界与人体关系的研究较少，不是也值得互补吗？

 

总之，阴阳是古人对万物的高度概括，《黄帝内经》说“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是不能穷尽的。关于阴阳五行这些大道理，《黄帝内经》说“天之道也，如迎浮云，若视深渊”，深奥难测。不能把“阴阳”作为一种具体的事物来看待，然而它确是认识客观事物，指导医疗实践的重要法则。笔者以为，从“阴阳”统领全局的角度，提倡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提倡动态地看问题，提倡从整体看问题。当前似乎进入“精准医学”的时代，但实际上没有绝对的“精准”，也没有绝对的“模糊”；过于注重精准和局部，就容易忽视模糊和整体。总之，中医的整体观和辩证思维与西医的局部精细应该是可以互补的。

 

二、阴平阳秘，终极追求——重视“恢复平衡”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黄帝内经》的一句名言，提示阴阳平衡是医学的终极追求。《黄帝内经》强调养生治病是恢复平衡，而现代医学则常认为“越多越好”，这就容易导致“过度诊疗”。甚至保健品也一样，如维生素C和维生素E、各种抗氧化剂等，也曾一度认为“越多越好”“越强越好”，从而有别于《黄帝内经》的“阴平阳秘”（适度、复衡）。我们说“游泳、跑步、走路有助健康”，然而“过犹不及”，这就是“多益（越多越好）”和“适度”的区别。

 

关于生命，笔者体会，《黄帝内经》强调“阳气”，例如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确实，如果地球没有太阳，万物可能就会枯萎，古代人的崇拜也主要是太阳，笔者到过贺兰山，那里岩画的代表就是“太阳神”画。《黄帝内经》说：“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意思是阳主万物之发生，阴主万物之成形。 

 

如果将“阴阳”联系到“煤炉”，煤炉的功能主要是生火，如果不能生火那煤炉就没有用（没有生命力），如果没有煤那火也生不了；然而煤太多则火就太旺，火太旺则煤就不能持久。反之，煤太少，火就不能持久；火不旺，煤多也没有用。前面一节我们说到阴虚和阳虚，《黄帝内经》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虚就好比煤虽多，而火不旺，搞不好火还会熄灭；阴虚就好比是煤少而火旺，表面看似乎不错，但无法持久，煤烧完火就灭；阴阳两虚则好比煤既少，火也不旺，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所以要“阴平阳秘”，也就是要适度，才能持久。现代医学研究，似乎偏重煤炉的结构，偏重煤的供应，但对“火”的研究较少。这和中医研究所偏重的（强调阳气）有所不同。因此，两者也应能互补。《黄帝内经》说“人之所有者，血（阴）与气（阳）耳。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也提示“阴平阳秘”的重要。 

 

中医十分重视“神”（人的精神），《黄帝内经》说“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矣”，所以在中医治疗的几种办法中，首先罗列的是“治神”。《黄帝内经》说：“一曰治神，二曰知养生，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脏腑血气。”当然也需根据具体情况而异，所以说“五法俱全，各有所先”，即要根据辨证论治，灵活应用。那么“神”可以从哪里看出呢？《黄帝内经》说：“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也就是说，看眼睛便可知道是否“有神”；《黄帝内经》还说“夫心者，五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提示看眼神，就可以知道五脏的情况。笔者老伴在最后半年的日子里，化验提示心、肝、肾功能日渐衰竭，但通过呼吸机、升压药的维持，生命指标（血压、脉搏、呼吸、氧饱和度等）都不错。然而笔者已预感到日子不多了，因为“眼神”日差，双目无神，脸呈古铜色，晦暗无华。原先呼喊能转眼注目，逐渐变得毫无反应。而这些，在现代医学中既少描述，更少关注。可以理解为，中医兼顾“形”和“神”，但更强调“神”；而现代医学则更重视“形”（包括身体部件的修理，可以精细入微）。这些提示中西医在理念上确有很大区别。如果再用煤炉来比喻，则西医重煤炉设计制作的合理、重煤的供应；而中医则重“火候”的管理（何时用扇子，何时排灰通气，何时加煤，加多少煤，等等）。这不又是中西医可以互补的一个理由吗？ 

 

总之，中医的“复衡”思维，可能有助西医“多益”思维的完善。同时，《黄帝内经》在人的生长发育方面也有论述，笔者以为没有必要面面俱到，然而有一点似值得现代医学更深入研究，这就是中医的“肾”，因为男女的生长发育到衰老，和“肾”的盛衰密切相关。 

 

三、“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重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是《黄帝内经》的一句名言。就是说，外因之所以能致病，根本原因是身体虚弱。 

人为什么会生病？中医列举了“六淫”“七情”“过用”等。例如《黄帝内经》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六淫”。《黄帝内经》更全面地说“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意是病起于“六淫”和“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黄帝内经》另外又说“生病起于过用”（饮食饱甚，惊而夺精，持重远行，疾走恐惧，摇体劳苦）。在日常生活中，“过度”就会伤身，包括不良生活方式也是重要内因。笔者印象中，知识分子患癌症预后多差，这和长期过劳、慢性应激有关。《黄帝内经》将一方面的“过用”归纳为“五劳”，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实际上当代不少慢性病都与此有关。联系到现代医学常将治病看作修理机器，可以做到精细入微。例如不能吃就放胃管，静脉注射难就放深静脉插管，排尿不畅就放导尿管，咳痰不畅就做气管切开，等等。显然这些都无疑缓解了局部的问题，然而却很少考虑由此导致的长期卧床，导致的“久卧伤气”，导致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黄帝内经》说“百病生于气”，抵抗力降低了，又可导致次生疾病的发生，恶性循环。

 

总之，中医认为，为什么生病，总结起来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夫百病之始生也，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 

 

上面所列举的致病因素有外因（六淫）和内因（七情、过用和不良生活方式），它们的作用又有什么不同呢？《黄帝内经》说“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提示“七情”致病和“六淫”致病不同，而“伤气”比“伤形”更为重要。然而，笔者以为，中医对疾病的发生最主要的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是关键。不是吗？《黄帝内经》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何保护“正气”，成为中医防治疾病的一条主线。得了病，如果不加重视，病将由浅入深，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总之，对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医更偏重内因研究，而现代医学则更偏重外因探索。笔者以为，这是中西医可以互补的又一个方面。 

 

四、形与神俱，终其天年——重视“顺应自然”的养生观 

中医在养生方面有独到之处，《黄帝内经》说“形与气相任则寿”。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黄帝内经》中就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寥寥数语，笔者以为，其精髓就是“顺应自然”。顺其自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客观规律，养生和治病如何顺应客观规律是大有学问的。

 

《黄帝内经》对今人之所以折寿也有生动的描述：“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提示如果不注意养生，最终将导致“血气不和，百病乃生”。尽管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但对今人仍有现实意义，仍有警示作用。对于“顺应自然”，《黄帝内经》有很精辟的论述，即“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 

 

西方养生，重体育锻炼，重合理营养摄入（包括保健品），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多是针对身体方面的（且常误为越多越好，较少强调顺应自然），而针对精神方面的较少；中医的养生，至少在理念上，顺应自然，形神并重，刚柔适度，当可补其不足。 

 

五、“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重视“预防为主，早诊早治”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同样是《黄帝内经》中的一句名言。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强调防病的重要，《黄帝内经》对此有过生动的描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什么呢？因为“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前面一节的养生实际上就包括防病。在防病中，前面说过如何应对“六淫”“七情”和“过用”，正像《黄帝内经》所归纳的：“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中医在防病方面还强调“血和、卫气和、志意和、寒温和”等。笔者感到，中医在防病中，特别重视精神的作用，即“志意和”。这里再引《黄帝内经》的一句话：“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反之，“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笔者以为“上工治未病”也包括早诊早治。《黄帝内经》对早诊早治也有诸多论述，例如“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予皮毛”，然后入络、入经、入腑。为此，“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经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如果治疗晚了，就会“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现代医学也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早诊早治，然而在具体的理念方面仍有一些区别。例如西医重外因的预防，如研究疫苗；通过体育锻炼（跑步等）和合理营养以增强体质也很重视，但也常偏于“多益”的思维。中医则较重内因的调控，包括顺应自然、柔性锻炼（太极拳、气功）和精神养护等。两者也有可互补之处。

 

六、辨证论治，实泻虚补——重视“个体化辩证治疗”

中医治病，大别于西医治病，兹论其要者。

 

（1）“辨证”而非“辨病”而治：中医诊病是通过望闻问切，“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黄帝内经》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中医通过察色按脉，辨别阴阳、脏腑、虚实等，然后针对“证”（不是针对西医的“病”）来治疗。

 

（2）强调“实泻虚补”等辩证治疗：读者注意，这里是用“辩证”（符合辩证思维的治疗）而不是“辨证”（辨别不同证候的治疗），其意不同。由于《黄帝内经》认为“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所以采取“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实则泻之，虚则补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逆者正治，从者反治”等符合辩证思维的治疗，从而认为“知标与本，用之不殆，明知顺逆，正行无问”，而不同于西医针对病因（如细菌性疾病用抗生素）、病理（如癌症用化疗）相对固定的“一病一方”的“堵杀”治疗。 

 

（3）治病除辨证用药外，十分重视治神和养身：《黄帝内经》治疗方法包括“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大小，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这和西医又有很大区别，西医对形体之治可谓精细入微，但常忽略人的“精气神”。 

 

（4）重视“药治”与“食补”的综合应用：《黄帝内经》说“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且强调这些综合治疗要顺应自然，“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而西医营养液则常是硬性给予。 

 

（5）“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强调保护正气的重要：《黄帝内经》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这个理念和西医迥异。西医的“超根治手术”“强化化疗”“追加抗菌药物”等都属于“围堵追杀”“斩尽杀绝”的思路。而中医则强调“过犹不及”，也就是《孙子兵法》中“围师遗阙”的思路。中医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基于“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中医十分重视病人的“正气”。《黄帝内经》在治疗“积聚”（可能包括现代的癌症）时说 ：“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说是如果治疗过度，病人就会死亡。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末刚进入癌症临床时，有过深痛教训，出于救治病人心切，而采取勉强的超大手术和超大剂量化疗，这些办法，虽有短暂疗效，却加速病人死亡。每遇强化的化疗，使白细胞降到几百，残癌死灰复燃，如入无人之境，病人迅即死亡。为此《黄帝内经》强调“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意思是治病要重视气之盛衰和正邪变化。

 

总之，中医是偏重个体化、整体观的动态综合治疗；西医则强调个体化、局部精准的单一治疗。这是两者可互补的另一理由。

 

七、“精神不进，病不可愈”——重视“病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于疾病的预后，《黄帝内经》十分强调病人的精神状态。例如说：“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又说“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还强调医生和病人要相互配合，否则疗效也差，即《黄帝内经》所说“病为本（病人为本），工为标（医生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总之，病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发挥，关系重大。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西医偏于“治病”（精细地修理“机器”），中医则重视“治病人”，两者互补当更强。

 

八、“顺者为工，逆者为粗”——重视“人文与医术深厚的医道观”

尽管是两千多年前的医书，对为医者已有全面的要求。《黄帝内经》说：“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归纳起来就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样才能达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即顺应自然。《黄帝内经》认为“顺者为工，逆者为粗”，只有能顺应自然才是好医生，反之是粗劣的医生。对庸医，《黄帝内经》还做了深刻的批判，例如“诊不知阴阳逆从之理”“妄作杂术”“不适贫富贵贱之居”“诊病不问其始”，即庸医四失。

 

如前所述，《黄帝内经》还要求医生能够“早诊早治”，即“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 

 

对于名医的要求，《黄帝内经》还有更全面的论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换言之，名医既需有人文功底，又要有深厚的医术基础。 

 

笔者以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即《黄帝内经》说：“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笔者体会，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既要按规范办事，又要灵活应用，才能出奇制胜。 

 

重读《黄帝内经》，感到中西医很多方面可以互补，这将可能是中国新医学最重要的核心。归纳起来，主要是宏观与微观的互补、整体与局部的互补、软件与硬件的互补、精神与物质的互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