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题为《黄鹤楼》的七律,赋予黄鹤楼以精神魂魄,历岁月而常新,行天下而不朽,是令黄鹤楼享誉古今的名诗,其作者是唐代诗人崔颢。此诗借乘鹤传说起兴,抒写思仙怀古的感慨和日暮江上的乡思。全诗一气呵成,自然超妙,句法回环递进,声调悠扬流畅,感情真挚淳厚,历来备受激赏。传说李白游黄鹤楼,想赋诗一首,及见崔颢此诗,大为惊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为之搁笔。在唐代众多诗人诗作中,获得过李白如此叹服殊荣的,唯有崔颢此诗。清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当代名诗论家李元洛先生指出:“此诗之所以在众多咏黄鹤楼的诗作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冠,原因在于诗人以生花之笔,抒写了辽阔深远的时空感和苍茫邈远的宇宙感,并且由大及小,对中国诗歌的传统母题'乡愁’作了新颖的表现。”(《诗国神游》)在王兆鹏教授《唐诗排行榜》列出的一百首唐诗中,它高居第一名。 此诗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多处异文,首句“黄鹤去”一作“白云去”,次句“此地空余”一作“兹地空遗”,六句“芳草萋萋”一作“春草萋萋”,七句“何处是”一作“何处在”,八句“烟波”一作“烟花”。相对而言,后面几句的异文彼此意思相去不远,人们也不怎么计较,可不作讨论。人们争议较大的是首句的异文,究竟是作“白云去”为宜,还是作“黄鹤去”为宜?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了几百年,迄今尚无定论。 回顾国内近几十年来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唐诗选本、注本,以及相关专著,可以看到,几乎都选录了崔颢这首《黄鹤楼》,其中首句选择“昔人已乘黄鹤去”文本的占了绝大多数。比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吴熊和等《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程千帆、沈祖棻《古诗今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等等。这些著作的作者不同,出版社不同,出书日期有先有后,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首句一律取“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即对选择这一文本的理由并没有作出说明,只是在注释中说“一作'白云’”(有的干脆不作注释)。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林庚、冯沅君先生就在注释中特别指出:“一作'白云’,误。”又,马茂元先生在注释中特意引录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的一句话,作为选择“黄鹤去”文本的依据:“起句云'乘鹤’,故下云'空馀’,若作'白云’,则突如其来,不见文字安顿之妙矣”。 相比之下,崔诗首句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唐诗选本、注本,就管见所及,只有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葛兆光《唐诗选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和韩经太主编《中国名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三种。其中,刘著从版本学的角度,申述了选择“昔人已乘白云去”文本的理由: 近几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类著作,对《黄鹤楼》首句的异文是怎样取舍的呢?我们不妨选几家较为著名的文学史作为考察对象。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对崔颢及其诗不作任何评介。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提到崔颢《黄鹤楼》一诗,但不引录全文,只说了一句:“他的七律《黄鹤楼》一首,使李白搁笔,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和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都对《黄鹤楼》一诗作了评介,对其首句均取“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 古代诗话作家中,金圣叹、纪昀是主张该诗首句作“黄鹤去”的代表性人物。金圣叹说:“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纪昀说:“改首句'黄鹤’为'白云’,则三句'黄鹤’无根,饴山老人(赵执信)批《唐诗鼓吹》论之详矣。”(《瀛奎律髓汇评》引) 当代唐诗研究专家在相关著作中明确主张《黄鹤楼》首句异文选择“白云去”的,除了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外,还有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胡可先等《唐诗经典研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海外华人学者中,黄永武是主张“白云去”文本态度最坚决、口气最严厉的一人(详见《中国诗学·考据篇》,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据《周啸天谈艺录·季羡林说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披露:上世纪80年代,“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台湾学者黄永武在他宣读的论文中,引用了这首诗(按:指《黄鹤楼》),对'白云’'烟花’大肆赞美,誉不绝口,喜形于色,全场气氛一时为之活跃。”出席这次会议的季羡林先生,事后以个人独得之见写成文章,对黄永武的上述观点作了理直气壮的反驳: 周啸天在书中对季老文章作了恰如其分的点评:“诗词一道,于季老先生并非专攻,但许多专攻此道的人,还不能说得像他这样在行。所以我还是忍不住说一句:此大师所以为大师也。” 诚然,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选择“白云去”的文本有充分的理由。但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那样多的唐诗选本、注本和相关论著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黄鹤去”的文本,而不选择“白云去”的文本呢?须知,这些著作的作者中如林庚、金性尧、程千帆、霍松林、王运熙、袁行霈、章培恒、余恕诚、陈伯海、马茂元、周勋初、徐中玉、罗宗强、李元洛、陶文鹏、赵昌平等等,一个个无疑都是诗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素以治学严谨、著作等身而享誉天下。他们(还有其他选家、注家和研究者)在选诗、注诗或撰写论著之际,决不会不从版本学角度顾及崔诗的原貌。他们既然明明知道崔诗的最初版本是作“白云去”的,却为什么偏偏还要选择“黄鹤去”的文本呢?其中奥秘,值得我们深思。这种现象,也许只有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观点才能解释清楚。 接受美学,又称接受理论或接受研究,德国的汉斯·罗伯特·姚斯与沃夫冈·伊赛尔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种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与传统的只以作者与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截然不同,充分肯定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应是一个开放的价值系统,是一个由作者、作品和读者这些环节共同构成的运动过程。作者创造了文本的价值,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没有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文本只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印刷符号。接受活动不仅实现文本的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再创造的功能。所以,在作者、作品、读者这个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角色,而是和作者一样,具有文学主体性的地位。我国古代没有接受美学理论,但据周裕锴先生考证,“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产权是由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文本的意义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每个读者。”(《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其实,“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文本,就是读者参与艺术再创造的产物。 回顾《黄鹤楼》的接受史,一般认为,其首句“白云去”改作“黄鹤去”,始于明朝唐汝询编《唐诗解》,大力促成这一文本流行的是清初编《选批唐才子诗》的金圣叹。他在书中痛斥“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然。说这首诗,好就好在“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金圣叹的观点得到大学问家纪晓岚的积极支持,影响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后世沈德潜的名作《唐诗别裁》和孙洙的《唐诗三百首》。而《唐诗三百首》问世后,家弦户诵,“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序》),历时数百年而光景常新。借助《唐诗三百首》的广泛影响,“昔人已乘黄鹤去”遂大兴于世,这首《黄鹤楼》也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首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读起来感情上很受震撼,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验,文学的、生活的、心灵的体验。它之所以被推崇为咏黄鹤楼的绝唱,关键在于它的艺术美,而其艺术美的突出标志是音乐美。正如钱志熙教授所说: 这种美妙动人的音乐效果,来源于语言文字的出色驱遣。在前四句中三次重复“黄鹤”,读起来有节奏感,更有朗朗上口的感觉,就像乐曲中的主旋律,在演奏中反复呈示,给人以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古今不少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除了金圣叹、纪晓岚之外,清代赵臣瑗在《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中也指出:“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令读者不嫌其复,不觉其烦,不讶其无谓。尤妙在一曰'黄鹤’,再曰'黄鹤’,三曰'黄鹤’,而忽然接以'白云’,令读者不嫌其突,不觉其生,不讶其无端。此何故也?由其气足以充之,神足以运之而已矣。”当代学者中,对连用三个“黄鹤”这一修辞特色作出审美判断的,除了前文提及的季羡林先生外,还大有人在。比如,郦波先生写道:“虽然从版本、文献的角度看,'昔人已乘白云去’的可能性更大,但金圣叹的分析的确有一处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那就是因为这首诗是变体的七律,前四句有三个'黄鹤’反倒更能体现出它的古体特点来。”(《唐诗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方笑一先生也提到:“笔者甚至认为,这首诗之所以在后世影响极大,被后人推为'唐人七律第一’,可能就有赖于三次出现的'黄鹤’,它使得整首诗都变得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诗意人间》,东方出版社中心2021年版)而对这个问题剖析、揭示得最准确、最清晰、最精辟、最透彻的当数袁行霈、余恕诚两位学者。袁行霈先生说: 余恕诚先生也指出: 综上所述,崔诗《黄鹤楼》首句的文本,“昔人已乘黄鹤去”比“昔人已乘白云去”优胜得多。这个文本,是明清以来无数读者的集体选择。古诗流传的历史,也是读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大家觉得这样更好,更悦耳动听,更具审美价值,是千百万读者共同选择了今天流行的《黄鹤楼》版本。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唐诗,其实凝聚了六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创造。法国当代美学家杜夫海纳有句名言:“只有当读者所认知、且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时,一首诗才真正地存在。”(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当前流行的《黄鹤楼》版本,正是“被读者的认识所神圣化”的版本。它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以断言,这个版本将会继续广泛流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