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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的起因源于我的一点观察：在海外老一辈的华人社群里，人们讲话常常会夹一点洋文，由于发音习惯的关系，这些人讲的洋文，总是带有很浓的母语特点，类似早年通商口岸的洋泾浜外语。譬如我曾听过纽约两位江南裔的老人聊天：“恰纳汤的小菜现在贵来兮，下趟阿拉到勃录克林去看看。”“勃录克林搭仔法拉兴全比此地便宜，搭牌司过去也便当。”这里的勃录克林、牌司、恰纳汤分别来自英文Brooklyn(布鲁克林)、bus(巴士)和Chinatown(唐人街)。这种特有的语言现象十分有趣，因为，这些人既没有说英文，也没有用既定的翻译，而是在母语的基础上，自创了一种口语对译，把英文最大保留地内化到自己的语言中来了。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考虑“勃录克林”要怎样写，只是boh-loh-keh-lin念起来与Brooklyn最相近，就自然而然这样念罢了。之前提过，我们的汉语普通话在音译外文的时候，有一个通用译名法则，这一法则与纽约民间的口头对译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在转译时，对汉字的字形、字义都有严格的要求，难字、偏字、寓意不好的字，都不能用（例如[s]一般只译作“斯”，不能译作“撕/嗣/死”）。而民间的对译，则只借助语言本身的发音组合，完全脱离汉字的束缚。之所以要提到注音符号，是因为它正是一种只借助汉语发音，脱胎于汉字却又脱离汉字束缚的记音工具。我们晓得日本与朝鲜分别用假名和谚文，摆脱汉字的局限，来达到标记方音与转写外来词的目的，这一节所探讨的注音符号之功用，也是基于这两点。
注音符号曾在民国时通行，它的原理很简单，即从汉字中提炼出小的字符片段，用来充当汉语拼音。比如用“包”的起笔ㄅ，表示声母p，用“幂”的起笔ㄇ，表示声母m，等等。这套符号最初由章太炎(浙江余杭人)创制，后经国语统一筹备会修改扩充，最终用于国语的有三十七个（如下图）。容易被忽视的是，在推行国语符号的同时，筹备会也一并推出了适用于各地方音的拓展符号(闰音符号)。这其中，江南地区的扩充最为细致。在筹备会1931年作制的《注音符号总表》中，给出了包括上海、宁波、余姚、绍兴、杭州、温州、苏州、湖州等十几个江南方言点的注音标记，以及详细的说明。比如，江南话中特有的浊声母，用收笔处的画圈来表示；喉塞音的入声，用阝来表示。
注音符号在应用上有几个好处。一是其脱胎于汉字，互相组合后，可形成类似汉字的方块文字，可横写，可竖写；二是相比种类繁多的拉丁方案，一套注音符号，只需稍作修剪，就可以标注所有的汉语方言，以便各地交流之利。此外，由于各地均有不少无法考证字源的口语字，通过注音符号，就可以把它们像汉字一样记录下来。
慈溪话注音符号举例 
用注音-汉字混写来记录 
草写体的注音符号十分优美 现在回头文章开头的话题上来。既然注音符号可以摆脱汉字在字形字义上的束缚，又可以将各地方音非常便利地表达出来，那么用它来转写外文词（无论基于哪一种方音）就会非常方便。
江南方言有浊声母的优势，用注音符号转译，可以将这一特点更好地发挥出来。 观察一下旧时上海对西方人名的翻译，Greta Garbo 葛丽泰·嘉宝，Gregory Peck 格里高利·派克，像g-(geh)、ga、gao、bo这些音，在上海话中其实都是常用的字音，但由于它们要么有音无字(如表示完结的gao)，要么字形太偏(如指示词“搿 geh”)，要么字义不好(如“爬 bo”)，所以都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作清声的“高”、“加” 、“格”、“宝”来翻译，用注音符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像西文中常见的[ve:]、[fe:]、[fa:]、[gã:]等音，由于不存在这样发音的汉字，翻译时就只能将它们转换成近似音。然而实际上，这些音在不少江南方言中都存在。仅在慈溪话中而言，就有[fe:]表示“不会”，[fa:]表示“不要”，[ve:]表示询问是否，[gã:]表示远指，这些都是口语中的高频读音。有了注音符号，就可以把这些常见音都利用起来了。 
以上讨论的目的，绝不是要对注音符号或任何一种旧的东西进行复辟，而仅仅是借用这样一种形式，对我们语言（尤其是方言）的发展进行一点探索与思考。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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