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文 / 傅斯年 自从《新潮》出世到现在，已经八个月整了。 这八个月中，我们觉得很满意，因而发生无穷的希望；然而也颇遇着几层困难，使我们感受些苦痛。苦痛原是该有的，如此些小的苦痛更没有说他的价值，将来希望也没有说出的必要。不过，爱读《新潮》的人，不免想要知道我们杂志的起源、经过和将来。所以现在略说一回，作为和读者诸君闲谈罢了。 我先有一句话提醒诸君：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至于将来，若不死于非命，我敢保必定放个光彩——大小未可知——决不会“寿终正寝”，更不会寂寞老成下去。  ▲ 新潮社同人合影 1920年夏 民国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 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于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不过当时仅仅是一种希望的意思，觉得赤手空拳，何从做起，简直和戏论差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习惯。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群居的一种消遣品。  ▲ 新潮社部分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汪敬熙、康白情 后排左起：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甚么不可以。”于是乎作了个预算，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社员分配担任外，不够还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掘[据]。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我们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十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不使他杂乱无章，不使他有课艺性质，定他的原素是： （1） 批评的精神； （2） 科学的主义； （3） 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字恰好可以互译。十一月十九日，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 《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封面及 傅斯年所写的《<新潮>发刊旨趣书》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从一月一日到五月四日，几个月里，我们经过了许多次困难，较大的有三层。第一层是经济方面的波折。在第一号未出世以前，已经摇了一摇。出世以后，不免有和我们不表同情的，常以学校补助《新潮》为题目，责备校长。加以北大的杂志团体一时出了几个，更有许多在蕴[酝]酿中的，学校方面既没有一一补助的力量，又不能有重有轻，于是乎评议会议决了一个议案，一律改为垫款前三期。《新潮》当时已出了二期，第三期在印刷中，卖出的一时收不回书价来，照此议案，第四期便生危险。第一期一经出版，就很受社会的欢迎，转眼再版。所以我们当时若托一家书店包办发行，赔赚不管，若《新青年》托群益的办法，一定可成，不过我们终不愿和这可爱的北京大学脱离关系，总想维持学校原来答应我们的办法。 当时就有外人要来资助我们，我们自然是简截拒绝。我们在创办之先，有一种决心，除北京大学的资助外，决不受私人一文钱的帮助。后来我们把我们的情形写信给评议会，评议会了解《新潮》的情形，又知道议案在后，学校答应我们的在先，就把原定办法维持住了。从现在看来，这简直没有丝毫关系。因为照第一卷的销路，学校并不赔钱，到第二卷里，敢保销路必然更广，必有盈余。但是当时没有十分把握，觉得万一印刷费不继了，出版停滞了，大家没精神了，岂不可惜？所以才有这一番——从现在看起来，可以叫做——过虑。   ▲ 五四时期傅斯年手稿《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文中谈及社会改造的重要性， 该手稿写于《新潮》稿纸上，此文未完成亦未发表。 现藏于中研院史语所 第二层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几乎像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我们不免有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至于拊若干敌，结许多怨，前两月志希和我的被诬，也未尝不以此为根源。 第三层是我们惹出了一个大波浪。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她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啰唣当局，当局啰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人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啰唣几回，再不来了。“这原不算大侮蔑，大侮蔑也须有胆力。”酿成这段事故，虽由于《新青年》的记者，我们不过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们既也投入这个漩涡，不由得使我们气壮十倍，觉着此后的希望，随着艰难的无穷而无穷。   ▲ 《新青年》 读者诸位批评《新潮》，有许多精透的话，我们感谢的很。我也想自反一回。我想，我们所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住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几十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副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现在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么说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气，甚么顾忌——总而言之，甚么教[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 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每人觉得以前的生活上、思想上，有些不是，决计以后不如此了：因为彼此都在同一时代，受同样教育，所以以前的错误大致同类，所觉悟的差不多一样。这可谓知识上的同一趋向。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我以为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我们同人结合之先，多没有什么交情，若颉刚、子俊和我的关系，原是例外。我们当时集合同志的时候，只凭知识上的一致，虽是我们极好的朋友，而觉悟上有不同时，我们并不为感情而请他。一旦结合之后，大家相敬相谅，团结的很牢，做起事来很有勇气。志希和我，因为彼此都有很好吵闹的脾气，几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于气忿忿的，不谈话了。然而过五六分钟，仍然一切如常，任凭吵上多少次，我们总是最好不过的朋友。或者因为吵闹多了，友道上更觉趣些。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   ▲ 顾颉刚、俞平伯致傅斯年信札二则 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文词上有些很不磨炼的话，同时觉着他是些最有真趣的话；思想上有些很不磨炼的思想，同时觉着他是些最单纯可信的直觉。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仇”。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有个武断的毛病。要说便说，说得太快了，于是乎容易错。观察研究不能仔细，判断不能平心静气——我不敢为我自己讳。我不是说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发议论，“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已经是乡愿了，“战战兢兢”，便不成人形。我是说，天地间的事物，情形复杂得很，简直和乱麻一样；我们若不一条一条地搂开，而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那里能够得“事理之平”？我们的结合是纯由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能以匠心经营的文艺品，繁复错综的长篇研究，比较得不如自然成就的文艺品，简括有力的短篇批评，占胜些。我们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缺憾没有不可弥补的，我们不知道则已，既经知道，自然有弥补的必然。若是别位有责备我们，发觉我们所不自觉的，我们尤其感激。有我们这一群最可爱的同社，必成一件最可爱的事业。 ▲ 红楼一层东侧北端的“新潮社”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因为北京大学几个月里事故很多，同社诸君多在学校里服务，也有往上海的，就无暇及此了。现在大学恢复旧状，我们社员又集在一起，把几个月的苦斗生涯放下，再弄这笔杆下的苦斗。从今以后，我们得个新生命。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北大的精神大发作。社会上对于北大的空气大改变。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候，处这个地方，自然造成一种新生命。况且现在同学入社的多了，力量自然比先厚些。又有《新青年》记者诸位先生，答应给我们投稿，更是可以欢喜的。同社毕业的有几位在京，有几位在外，加上一番社会上的实地考练，再做出的文章，当然更要成熟些。杨振声君往美国去，俞平伯君和我往英国去。虽有在外的，在内的，然而精神上一气，所以第二号第一期，不是泛泛的一回换卷数，是我们的一个新扩张。 ▲ 左图：傅斯年题赠友人《新潮》杂志 右图：罗家伦题赠老师钱玄同《新潮》杂志 近两年里，为着昏乱政治的反响，种下了一个根本大改造的萌芽。现在仿佛像前清末年，革命运动、立宪运动的时代一个样，蕴[酝]酿些时，中国或又有一种的平民运动。所以我们虽当现在的如此如此的南北两政府之下，我们的希望并不减杀。不过就最近两三个月内的情形而论，我们又生一种忧虑。这忧虑或者是一种过虑；但是如果人人有这过虑，或者于事业的将来上有益些。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照现在中国社会的麻木、无知觉而论，固然应该有许多提醒的器具，然而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精深细密的刊物尤其要紧。就现在的出版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而按部就班的解决他，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一种毛病里，只有一个《建设》。以多年研究所得的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精切勇猛的发表出来，只有一个《新青年》。此外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和短命的《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算最有价值。然而第一流的虽有多种，我总觉着为应现时所要求，为谋方来的扩展，还嫌实力薄些。我们原是学生，所以正是厚蓄实力的时候。我不愿《新潮》在现在铮铮有声，我只愿《新潮》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我们的知识越进，人数越多，而《新潮》的页数越减，才见我们的真实改善。 ▲ 沈嘉蔚《兼容并包》 又名《宽容》，也作《北大钟声》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至于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将来进步，有些设备了，可以合伙研究几件事务。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发布些小册子，编辑一种人事学科的丛书，一种思想潮流的丛书，一种文艺丛书，和其他刊物，是我们的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要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甚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成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不能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至于贤人政治之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我们同社中有这见解的人很多。我虽心量褊狭，不过尚不至于对于一切政治上的事件，深恶痛绝！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同社中和我抱同样心思的正多。常有一种极纯洁的结合，而一转再转便成政党的小体。如此一般人的结合，自然没有一转再转的危险。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 ▲ 胡适起草的《整理国故计划书》首页 现藏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整理国故”是1919年5月《新潮》杂志针对国故、国粹研究提出的主张。其后胡适将其提到“新思潮的意义”的高度，作为对待处理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方针。由此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 我希望新潮社员从今以后，时时刻刻不忘《新潮》的改善。知道他的缺陷极透彻了，然后可以“日新月异而不同”。一团体和一个人一样，进步全靠着觉悟——觉悟以前如何如何的不好，以后该当如何如何，然后渐渐地到好的地界去。天地间没有没有缺陷的人，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应该严格的自反，对于我们的缺陷，不特不必回护，而且无所用其恨惋。如此固是很好，不过仍不到理性的景界——应该即时从从容容地补上，改好。 《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不是个专研究现日中国社会问题的；也是各人发挥各人的主张的，不是有一致的主义壁垒整严的。这可就我们同社的情性、品质、知识、兴趣上断出。我觉得我们同社很多个性主义和智慧主义的人。这样性情，自然也不免有很大的流弊，但是我总相信天地间没有一件好务[物]事没有坏效果的，没有一件坏物事没有好效果的。凭我们性情的自然，切实发挥去，就是了。 ▲ 学生时代的傅斯年 伦敦，1921年 本文为傅斯年即将离开北京前往英国时所作 我不久要往英国去了。我在《新潮》杂志里多半年，跟着三十几位最敢决、最透彻、最可敬爱、最有希望的同学，办些事件，满[足]不了同人和自己的希望，很是抱歉。我只盼我去中国以后，新潮社日日发展。我的身子虽然在外国，而我的精神留在北大里。因为我觉得我一生最有趣味的际会是在北大的几年，最可爱的是新潮社，最有希望的是北大的文化运动。我对于读者诸君所要求的，是给我们个严格的批评。我希望同社诸君的是： （1）切实的求学； （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 （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 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 八年九月五日 本文原载于《新潮》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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