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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 浩/文 明末 “三株树”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人生赋予传奇、悲壮色彩，他们同年进士，同在朝廷内阁任职，互相切磋攻书，三人书法成为晚明书法史极为靓丽壮阔的风景。在晚明大厦倾覆的历史关头，黄道周、倪元璐慷慨捐躯报君，他们的悲情壮烈为后世称颂敬仰。而王铎选择降清的贰臣之路，背上屈辱的道德重压。可见倪元璐、黄道周二人气节性情相似，而王铎却有所不同。如果悬置道德伦理判断来审视 “三株树”书法，饶有趣味的是，王铎书法风格迥异于倪、黄二人处非常明显。书法即内心性情世界的展露，在明末 “三株树”这里演绎得可谓精彩绝伦。 或有人问，倪元璐、黄道周二人书法面貌不也是相差很大？从书法取法、用笔特征、形式特征来看，倪元璐、黄道周二人书法的确不同，比如倪元璐书法有苏东坡、颜真卿、王羲之的影子，黄道周书法于钟繇、章草、王羲之等学习颇多；倪元璐用笔生涩多，黄道周用笔沉实占多；二人书法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和创造。对比倪、黄二人书法，在形式美的差异之后，我们不难发觉 “性情展示”上的某些共同点，比如用笔出锋，线条呈现尖锐意象较多。尤其在倪、黄二人的楷书用笔上表现都非常明显，比如倪元璐1631年的《家书》楷书和黄道周的《孝经》用笔尖利出锋很多，结构取法魏晋小楷，风格极为近似；他们行草字形压缩、字距紧密也有相同之处，章法形式布局基本没有太大出入。二人书法形式背后透露的刚正、英烈以及压抑的愤懑不难领会，可以认为倪元璐、黄道周书法共同点占主导。而王铎楷书用笔尖锐就少见，不少行草章法轴线的摆动、风格的开张和狂放为倪、黄所不具备。从《王铎书法全集》 （河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黄思源主编）我们看王铎留存作品非常多，其风格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别：极为少量的楷书与隶书作品、臆造式临摹二王作品、高古狂放式的巨幅草书以及写意式的 “抒情小品”。很明显王铎一生是努力成为 “书法职业杀手”，因此全心投入，作品众多，风格多样，也最具创造性。如果深入探究王铎和倪黄书法的主要区别，由此探索王铎与倪黄二人不同的心理世界,笔者以为王铎式 “抒情小品”作品最值得细细品读。隶书、楷书临摹、二王书法乃至巨幅草书， “三株树”都有各自的风格和创造。但 “抒情小品”则是王铎区别于倪元璐、黄道周二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王铎书法极为别致的创造。解读王铎这些写意抒情小品，对于把握其内心世界颇具启发意义。  黄思源主编《王铎书法全集》 （1-5册）收录王铎30多岁直至晚年的多幅作品，从近三十余年的跨度中，笔者发觉 “抒情小品”式作品一直占据着王铎创作生涯的始终。从《行草再芝园诗轴》 （37岁书）、《香山寺作五律》 (49岁书)到60岁的《行书坐餐胜亭之作轴》《行书临褚遂良帖轴》等等，王铎极力痴迷于这种抒情写意的大幅纵式行草轴作品。这类作品连带提款一般三到四行，纵向长度达3米多，是王铎 “抒情小品”的主要形式。虽然这样的纵向竖轴作品形式并非王铎独创，倪元璐、黄道周那里也很容易见到，比如倪元璐的《卜居诗轴》，黄道周的《赠屈静根诗轴》等等。但在这种纵向竖轴作品上面，王铎书风表现出与倪、黄二人的极大不同。倪、黄二人用笔是生涩，变化中寓沉着，时出尖锐笔锋或者破败枯烈，结构紧凑、扁势收压、字距紧缩等非常明显。倪、黄二人纵向巨幅呈给人的视觉感情色彩是 “英烈”、 “刚正”、 “压抑”、“愤懑”等等。倪元璐喜欢枯涩、刚燥的使转，黄道周用笔时出尖锐、沉实，大体都不脱这类情感意象。而王铎很早的《行草王维诗轴》《行草饮水楼诗轴》等作品表达的情感就迥异于倪黄二人，用笔不是倪黄的尖锐、沉实等等，而是米芾结构的癫狂、用笔的写意、字距和轴线的摆动。王铎书法美学元素不同于倪、黄二人的风格，王铎的 “抒情小品”是 “轻松”、 “自然”、 “欢快”、 “荒率”、 “野逸”等等复杂形式的综合。比如变幻、综合的写意笔法，结构不是压缩、严谨，而是跌宕起伏乃至夸张变形，字距也没有刻意压缩绵密，而是随势就形，波浪起伏，章法轴心线也经常摆动变幻。 王铎这种抒情写意作品风格一直延续到晚年，更为有趣的是，王铎这种抒情小品形式风格多种多样，伴随书写内容有所变化和契合。读者不妨认真解读领悟，比如《行草书触意之二首轴》 （48岁作），其诗内容 “今年秋意重，清露漫霏霏”含秋天的萧瑟肃杀，书法字形则支离、变形等，用笔则枯、淡相间；《行书香山寺作轴》书法涉及禅学内容或者寺庙风景描述，字形相对结构平稳，用笔起伏不大，章法摆动少，足以表达平和的心绪；《再芝园诗轴》则笔法变化，结构跳跃舞动，似一幅轻松自然的风景画等等。能移人情者，乃书之极致，王铎的抒情之作恰当表达这一旨趣，寻幽访胜、漫步寺院、阴雨情思、烦恼缠身、落寞痛楚等不同的环境、情绪之下，王铎善于驾驭书法笔墨线条、字形字距开合，恰当表达当时当地的心绪，所以他的作品形式风格多姿多彩，这一点上远非倪元璐、黄道周书风相对单一所能比拟。王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艺术家，视书法艺术为专业进而表达自己内心的最好方式，倪元璐、黄道周二人是刚正仁厚的学者、英雄，书法是余事，更多是承载道统的工具。客观地说，王铎不少的书法抒情之作没有刻意表达道德善恶诉求，他只是抒发当下 “真实”、 “自然”的心绪。而倪、黄二人书法的愤懑、压抑多少充斥正义、针砭时弊的崇高感和道德诉求， “三株树”书法风格意味的最大分水岭就在这里。  纵观王铎书法的情感表达主要在两类书法作品中展开，一是高古雄浑的草书巨幅，比如《赠郑公度草书诗册》《赠张抱一草书诗卷》《为葆光张老亲翁书草书卷》《题野鹤陆舫斋诗卷》等等，王铎这类草书巨幅横长数丈，气势奔腾，汪洋恣肆，高古雄浑，是王铎借书法高蹈尘世的外展式 “抒情大品”。二是前面论及的轻松、自然、荒率之作等等是王铎心绪 “内展”式 “抒情小品”。王铎的轻松驾驭和创造，展示其书法的精深理解和把握。王铎书法的抒情之作还有很多 “丑化”、 “俗化”、 “奇态” 的字， 比如《再芝园诗轴》 中的 “堪”、 “掌”、“头”，《为蔷道兄弟诗卷》的 “远”、 “虞”、 “艰”、 “寝”等。长期临摹古典书法的王铎却不时在作品中转雅为俗，转美为 “丑”。王铎书法还有很多用笔的独到特点，比如《临王羲之小园子帖轴》的大块涨墨、《为公媺书诗轴》的渴笔、虚笔、燥笔的大胆运用，是王铎对古典笔法的继承和超越。笔者以为王铎在有意冲击“古典权威”、 “解构中心”，实现中国书法 “走向平民”等心理期待，这又是迥异倪黄二人之处。 “超道德”、“平民化”、 “世俗化”、 “自由化”在王铎的 “抒情小品”中展露无遗，这是千年来中国帖学发展的新境界！但王铎这里的抒情仍然难以掩饰内心道德伦理的重压，例如从取法上看，王铎取法 “吾家逸少”、张芝、钟繇、米芾、苏轼、柳公权、颜真卿等等，却未见学习与自己贰臣极为相似的赵孟頫，也从未论及。而黄道周推崇过“赵松雪”书法，因为没有这个道德忌讳，从此可见王铎内心 “道德防御和恐惧”心理之一斑。赵孟頫 “唯有笔墨余情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带有几分自嘲和无奈；王铎的 “我无他望，日后史上，好书数行也”则带有几分自信和悲怆！王铎抒情小品在抒发着并不轻松的情感；赵孟頫书法 “晋唐一体化”复古，是承续皇室文化大统；而王铎抒情之作则在逃离、解构正统，世间道德天平对二位书法大师的潜在重击和影响可见一斑。晚明儒学深刻影响和塑造倪元璐和黄道周的思想行为和人生选择，而王铎学习二王书法， “吾书独宗羲献”，晚明北方王学熏染他的内心世界，王铎在 “王家”书法、思想倾向及人生选择上显示出与倪元璐和黄道周的极大分野，这是解读王铎 “抒情小品”极为关键的地方。  纵观中国书法史，从魏晋尚韵、唐书尚法到宋书尚意，王铎式 “抒情小品”来了一个综合性创造：笔法的写意发挥得淋漓尽致，字态的变幻莫测则吸收米芾加以超越，章法轴线摆动更为跌宕多姿，巨幅书法形式为唐宋书法少见。王铎书法魔鬼般的美学将 “心”的容量完备展现。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的美学思想是 “魔鬼美学”，他的书法创作根植在对传统的回归与裂变相互交织的温床上。笔者认为王铎书法的成就和贡献在倪元璐、黄道周之上，生——熟——生，是书法探索的三个阶段，最高阶段是 “从心所欲不逾矩”后的 “熟后生”，王铎书法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客观地说，倪元璐、黄道周书法成就不小，风格突出，但尚在“生——熟”之际。从历史实际来看，倪元璐51岁就英勇殉国，书法探索尚未完全成熟，黄道周书法有独创，但总体略显单调，他毕竟视作书法为余事。倪元璐、黄道周书法透露的英雄刚烈之气令人敬仰，道德感令人感动。在人生的壮烈、道德的崇高境界上，中国人多倾向认同倪元璐和黄道周。但在书法领域，王铎综合性独创成就和贡献值得大加重视，其书法抒情小品对于现代书法的走向予以极大启示。 （孟云飞转自《书法赏评》 2015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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