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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明的灭亡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是我们,20世纪的人们,也必须向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致谢。当我们利用原子和探索行星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要归功于巴比伦人数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包括我们仍然用来划分圆和时钟的“按位”计数系统和六十进位系统。我们同样也要感谢它们。 ▌怎样书写两河文明？ 《两河文明三千年》是对1956年9月至1960年1月期间在《伊拉克石油》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古代伊拉克故事》的一系列论文的修订版,经过了大幅度的扩充和重写。《伊拉克石油》杂志由伊拉克石油公司创办,现已停刊。这些论文是在巴士拉写成的,除了我私人图书馆的材料,并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利用。这些论文有许多缺陷,远远没有达到甚至接近专业学术论文的基本标准。在我看来,无论它们拥有什么优点,都更多地体现在印刷和插图的华丽形式上,而不是体现在它们内在的质量上。然而,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故事”得到了一大批杰出公众人物的热烈欢迎。从日本到加利福尼亚,许多直接或间接看到该杂志的人都不辞辛劳地给期刊编辑或我自己写信,要求提供往期刊物或备用刊物或复印件,他们建议这些论文应该以书的形式进行出版。现在我终于遵从了他们的愿望,不得不说,如果没有他们对我的“纵容式的欣赏”所给予的极大鼓励,我是没有勇气来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的。对这些论文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虽然它们不完美,但它们填补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空白。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一个曾被称为“两河流域”的主要位于现在伊拉克境内的区域,形成了一个广阔、连贯、具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历史和文化单元。整个古代时期,它的居民———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辉煌的文明,在近东政治、艺术、科学、哲学、宗教和文学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最近一百年里,西方各国考古队对伊拉克境内和叙利亚东部省份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被挖掘出土,博物馆堆满了出土于两河流域地下城市遗址的大量艺术品和楔形文字泥板。在文献学领域中取得了不少杰出的成果: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被破译,数以万计的文献被翻译发表。在图书馆里,专门研究两河流域考古、历史和文明某一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书籍数量十分惊人。然而,尽管有几部有关研究古代埃及、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历史的优秀而翔实的历史著作已经出版,供学者和普通大众阅读,直到1962年H.W.F.萨格斯出版《巴比伦之伟大》之前,就我所知,难以找到一部新近的用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写成的古代伊拉克的通史性著作。专业教授不愿意写作一般通俗性著作很容易被理解。对于一个发源于史前时代,延续了30多个世纪的古老文明,要彻底全面地论述它的所有方面,可能会形成几大卷著作,将会占用几个教授多年的时间。并且,几乎每一项新发现都会改写我们对过去的认识,甚至写成的通史性著作也会面临10年之内就会过时的风险。亚述学家和考古学家更愿意在他们个人的研究领域内耕耘。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只面向专业学者或高年级学生。那些致力于面向更多读者的专家也都是写他们最了解的主题。“流行的著作”比如吴雷关于乌尔城的著作、帕罗关于马瑞城的出版物以及克雷默尔关于苏美尔神话与史诗的著作,虽未能得到高度赞扬,但它们是“聚光灯”,照亮了广阔图景中的某一块小区域。普通大众无法领会它们的价值,仅仅因为他们无法把书中描述的这些遗址、纪念碑、时间和思想放在它们适当的时间和文化背景中去。历史学家们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恰恰相反。亚述学家L.金(《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历史》,伦敦,1910;《巴比伦的历史》,伦敦,1915)、S.史密斯(《亚述早期史》,伦敦,1928)、A.奥姆斯特德(《亚述史》,纽约,1923)、B.迈斯纳(《巴比伦和亚述》,海德堡,1925)和L.德拉波特(《两河流域》,巴黎,1923)的著作在他们的年代非常优秀,至今也非常有价值,虽然许多知识点显得已经过时了,但从未被取代。在最近几十年里,法国人、德国人,在较小程度上包括英国人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包括整个西亚或者整个近东(包括埃及),甚至整个古代世界的更广阔的图景。E.迈耶的《古代历史》(1913—1937)、H.施姆克尔的《小亚细亚古代史》(1957)或者G.孔特诺和E.多尔姆的《人类与文明》(1950)、L.德拉波特的《东地中海民族》(1948)及G.古森的《普莱伊德百科全书》(1956)中的部分内容,或者正准备出修订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剑桥古代史》(1923—1925),都是具有广博知识的无价之宝,虽然它们缺乏细节描写和透视描述,但这是人们可以期待的视角。就像在美术馆里,即使是一件杰出的作品,在众多作品环绕的背景下,也往往失去了其独有的特性。无论对于他们研究的两河流域的哪些地方,这些书都未能充分地展示出它的历史和文明的非凡的凝聚力和连续性。用一种温和的方式来说,目前这些出版物旨在弥合两种出版物———专著和百科全书之间的鸿沟。本书完全致力于伊拉克①,它是一部简明的、在许多方面并未完全充分地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政治、经济和文化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古代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伊拉克东北地区第一批人类的居住地,结束于基督教黎明时代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彻底崩溃。此外,本书前两章是介绍性的章节,旨在使读者了解两河流域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以及在该国所采用的考古技术和考古成果。《古代伊拉克》的写作不是为了学者,而是为了普通读者和学生。在世界各处,来自各行各业的越来越多的人对历史感兴趣,尤其是对古代东方的历史更感兴趣。这些有文化、渴望学习的人还没有找到一本篇幅适中却能够包含他们对一个有充分理由让他们着迷的国家所需求的所有信息的书。这本书就是为了这些有知识的公众所写。在那些阅读了我发表在《伊拉克石油》杂志上的论文的足够宽容和友好的读者中,也有几位是大学教授。在私人信件和谈话中,他们表达了同一种观点:处于同样水平的著作比论文能够给学生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学习手段。为了满足这类读者的要求,在某些可能被认为是不太重要的知识点上,我做了大量的扩展,并在每章都提供了大量的阅读书目及注释说明。我希望,这本书的编撰思想能对喜欢古代史的年轻学生有所帮助,能够缓解普通大众偶尔产生的压力。我努力使本书变得简洁、清楚和易读,同时还要准确和最新。毋庸置疑,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为非专业读者撰写科学问题就像走钢丝:总担心陷入迂腐或者琐碎的境地,我没有把握说我能够一直成功地达到某种平衡。在大量可利用的材料中,我不得不艰难地、经常是痛心地做出取舍,但我已经非常小心地避免了过于简单化和教条主义。历史,尤其是有关古代的历史,有大量未解决的问题,即便是今天的真相,可能明天就成为被证实的错误。因此,我冒昧地对一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比如苏美尔人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且几乎在每一页上我都强调了知识的暂时性。在更多时候,我尝试把历史事件与以前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者与地理和经济背景相结合。换句话说,我尽可能地做到解释和描述一样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解释,尽管它们很大程度上是尝试性或不确定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且乏味的日期和数据的集合。最后,我对考古、艺术、文学和宗教给予了更多关注,超过了在这种类型的著作中人们通常的期望,并且我引用了所能允许的尽可能多的文本。现在的大众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古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的行为和思想,那么让过去复活的最好办法无疑是让他们自己来叙述自己。▌消失的两河文明对后世有何影响？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遭受了残忍的毁灭,而巴比伦又存活了6个世纪,与最后的楔形文字文献一起在基督时代初期消失了。诞生于乌鲁克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文明至少持续了3000年的时间。在它缓慢衰落时期(公元前500—公元100年),经济状况的影响比人们认为的要小,地理环境的改变——两条河流的改道、运河堵塞、土地盐碱化——导致许多古代城镇和乡村被遗弃。直到萨珊王朝统治末期(第5世纪—第6世纪)大片地区的人口减少才呈现出大规模的比例。总的来说,两河流域文明的衰退和灭亡有三个主要原因:国家政府的缺失;亚历山大和其继承者所建立的新城市与旧居住地相互竞争,并最终取代了它们;由既不能被遏制也不能被同化的接连不断的入侵者——波斯人、希腊人、阿拉米亚人、前穆斯林阿拉伯人——带来的深刻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变革。在她悠久的历史中,两河流域受到多次入侵。库提人、阿摩利人、胡里人、加喜特人和阿拉米亚人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河谷建立起一个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文明,并不断地适应、吸收这个文明。但是对于公元前3世纪文明程度很高的希腊人,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门徒,巴比伦人除了他们天文学家的深奥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奉献;没有什么比巴比伦人自己放弃的复杂的楔形文字更适合当时扎根伊拉克的世界性社会的要求了。希腊-马其顿人和东方定居者在那个国家发现的是一种在很多方面都过时和僵化了的文化,由一些寺庙中的祭司传承下来。自汉穆拉比时期开始,文学中便缺少了自发性和创造性;雕塑随着亚述的灭亡而消亡;在建筑方面,在迦勒底和塞琉古王朝时期仍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但也只是在坚持以往的传统模板;至于各种科学,它们明显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极限,除了数学和天文学两种引人注目的科学例外。对传统的依恋,也许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主要特征,确保了它3000年来的凝聚力和连续性,但现在它已成为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财富。两河流域文明的关键期———希腊化时代,可以与16世纪的文艺复兴相比较,甚至与我们现代的时代相比较。亚历山大所开创的新世界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它致力于广泛的商业交往,充满了好奇心,渴望重新评估其大部分的宗教、道德、科学和艺术价值。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容不下只要少数学者才能读懂的文学、一种从过时的思想和模式中汲取灵感的艺术、一种逃避理性解释的科学、一种不承认怀疑论的宗教。两河流域文明,就像埃及文明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如果允许把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用一个单一且必然不准确的公式概括,人们可以说它死于老迈。然而,一个文明的灭亡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是我们,20世纪的人们,也必须向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致谢。当我们利用原子和探索行星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这要归功于巴比伦人数学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包括我们仍然用来划分圆和时钟的“按位”计数系统和六十进位系统。我们同样也要感谢它们——虽然它们的价值存在较大质疑——大量的占星术,从现代出版的大量关于这门伪科学的出版物来看,它们并未失去对大众的吸引力。除了这些遗产,还有有效行政管理的雏形(毫无疑问是亚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国王的加冕礼;一些主要用于宗教艺术的符号(例如新月、马耳他十字架、“生命之树”);通过希腊语或阿拉伯语传播过来的一些词语———例如英语中的cane(藤条,阿卡德语qânu)、alcohol(酒精,guhlu)、dragoman(领航人,targumanu)、gypsum(石膏,gassu)、myrrh(没药,murru)、saffron(藏红花,azupiranu)、naptha(石脑油,naptu),或法语中的corne(兽角,qarnu)和mesquin(吝啬的,mushkênu),最后还有《圣经》中存在的诸多两河流域元素。与我们希腊罗马文明所留下的巨大遗产相比,这一切可能显得轻描淡写。这类清单,即便详尽无遗,也不能完全公正地评价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仅仅去评估那些两河流域留存至今的遗迹、遗物,就像在细数从遥远的先祖那里继承来的家具残片,却忘记了先祖塑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也间接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在基督诞生前的70个世纪,耶莫的居民和伊拉克北部新石器时代其他居住点的居民,积极参与了农业发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性革命。他们的直系后代是最早制作和装饰陶器、模制和烘焙泥砖、使用金属制品的人之一。在底格里斯河和其支流的两岸,在萨万和乔加-马米地区,人们开始了第一次灌溉农业的实验,时间大概是公元前5000年。这种新奇的做法很快被幼发拉底河平原采用并加以完善,大约2000年之后,车轮、帆以及播种犁也在那里被发明出来,第一批大城市及其神庙和“名望之家”被修建,几乎完美的艺术品也产生了。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大约比埃及早两个世纪,苏美尔人发明了书写,这是另一场根本性的革命。书写使人们能够与遥远的人交流;提炼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将它们代代相传,使他们永垂不朽,因为它们被刻在石头上,更多的时候是刻在黏土上,这两种材料都是不朽的。同两河流域的塞姆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一起,苏美尔人使用这种神奇的工具不仅记录他们的账目,还用它们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在一个连贯的系统中集合一些迄今截然不同的宗教概念;尊敬和服务他们的神,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对他们自己未来的预见;颂扬他们的国王;编纂他们的律法;对周围迷人的世界进行分类,为科学研究奠定基础;使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及“智者的忠告”来恰当地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从宇宙和人类的创造到无法解决的善恶问题,以及成千上万的在这里无法列举出来的其他事情,因为在前古典时代,没有其他民族留给我们如此多样的文本。这些是真正的“两河流域的遗产”,而不是一些制度、一些符号和一些词汇。正是由于这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发现和智力成就,两河流域人才得以在“我们自己过去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在两河之间繁荣起来的文明并不局限于亚洲西南部。它已经到达了欧洲,最终通过两个阶段到达我们所有人:首先,在史前时代,它的技术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则通过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和希腊文化的双渠道,传播它的精神和艺术内容。长期被所谓的“希腊奇迹”所迷住的古典学者,现在已经开始意识到古代东方的文化成就对希腊思想、艺术和伦理形成阶段的全面影响。而东方,在前古典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文化上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两河流域。在亚历山大带领希腊人进入亚洲前,爱琴海上的诸多国家已经同赫梯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且通过海洋同迦南和埃及建立了商业联系。商人、工匠、使者、王子、皇家信使、医生甚至祭司在近东内外广泛旅行。我们知道,在公元前2千纪初期,亚述在小亚细亚中心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200年间,迈锡尼商人居住在叙利亚海岸的乌伽里特,可以定期到加喜特时期的天青石圆筒印章(它们也许是来自亚述国王的礼物)被发现于希腊底比斯宫殿。同时,使用原始楔形文字符号书写的两河流域史诗和神话也在尼罗河两岸以它们原本的楔形文字被复制。因此,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希腊文明“是建立在东地中海的基础上”———其大部分由两河流域文明的材料构成。前面已经提到亚述-巴比伦的医学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希波克拉底改革铺平了道路,很可能,希腊早期的数学家们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们的巴比伦前辈。分析东方对希腊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则很困难,因为在灵感激发、平行的独立创作和纯粹的借用之间不总是容易区分。当然可以举出一个毋庸置疑的例子,现在一般认为《伊索寓言》(Aesopianfable)有苏美尔-阿卡德的前身,吉尔伽美什是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尤利西斯(Ulysses)的原型,而看一眼希腊大陆和岛屿的雕像和雕塑,立刻就会发现它们早期和当代的两河流域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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