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对儒、释、道的截然不同态度

曾经提到过叶向高的祖先虽从事放贷行业，但自高祖叶汉以来，对儒生多有敬重，且在诗赋文章和儒学经传方面有较好的造诣，为乡里所赞颂。在这样一个以奉行儒教、诗学传家的家庭中，叶向高耳濡目染、日受熏陶，其思想根基即是儒家思想文化;加之科举中仕以后，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接收专门地训练与培养，叶向高更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奉儒家为圭桌。但他亦未一味固守儒家文化，而是倡导时移世易，儒家文化应因时变革，适应时代的需要。

坚守儒家思想，倡导因时变革

首先，学孔学朱，尊孔尊朱。在《朱子》语类叙中，将儒家孔、朱之学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树立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强调孔子之学对世人的教化功用，认为朱子之学是人们学习孔学的阶梯和工具，“学孔”必先“习朱”，叶向高指出，轻细朱子之学有悖于天理，侮辱了圣人，是对天子的背叛。严厉批评时人为追求速效、贪图简易逃避精微幽深之学的做法。

对世人轻视、抛弃朱子之学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在文末重申朱子之学对于孔子之学的重要意义、朱子之于孔子的意义，劝诫世人学习朱子之学、尊重朱子。

这篇文章是为朱崇沐重刻的《朱子语类》一书所作的序，文中给予了朱熹极高的评价，认为朱子对儒学贡献甚大，后世欲习孔子之学必从朱子之学始;朱子之学等同于孔子之学，有孔子不可无朱子;反驳时人抛弃朱子之学，另从它径学习孔子儒家之学的做法。

《朱子奏议序》一文中，叶向高赞扬朱子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才能，认为朱熹所上奏议、疏揭有治国安邦之用，其次，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但不食古不化。《季汉书序》开篇赞谢少连《季汉书》为刘蜀政权正名的做法，赞扬谢少连一改陈寿《三国志》三家并立的做法，以刘蜀政权为正统，称刘蜀政权为季汉。

表达自己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批判态度，认为后世之拭君篡位皆以曹魏政权为滥筋，效仿曹操父子而为。指出曹操父子的做法不符合儒家思想，为正统观念所不容，最后，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但并非一味地只倡导尊经崇经。

《王仲淹论》是一篇为汉代大儒王通鸣不平的文章，认为世人罪责王通续经并不公平。文章首先从经之最初意义着手，指出经本为常，用以修明而传世，为常而可行之理，并非僵化固定的金科玉律。

从诗书礼乐制度的因革变化类比推论，为经之存在因革提供参考依据，说明了上古流传下来的《春秋》、《书》、《诗》、《礼》、《乐》皆有因革，故而经亦当有所因革，后世不可谓无经。上面从两个方面说明了经并非一成不变和代有因革的道理，接下来指出王通之续经并非十恶不赦之罪，又认为王通若能生在前代，未必在儒家不占一席之位。

提高了王通的才学与地位，为世人罪责王通之苛刻而不平，对世人罪王通进行反驳，亦对世人过分宗经、不许今人阐发的做法做了批评，反对厚古薄今的做法。指出经并非一成不变的，应当因时而行，因革变化，体现了叶向高思想中进步、开化的一面。可见，叶向高虽尊经尊儒，当并非一味的尊经。

《朱子奏议序》末尾亦批评时人因讨厌宋人、宋儒而摈弃朱子的做法，倡导时人不厌宋学宋儒，不追古鄙今。

对道家思想的批评与向往的矛盾态度

叶向高为官期间，尤其是早期思想受儒家正统思想和程朱理学观念的影响，表现出对其他家思想的排斥和批评，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对老庄思想、佛家思想进行批评指责。《王仲淹论》中，叶向高对将佛家、道家著作列为经，颇为不满。

认为西竺、南华、文始、道德、阴符、黄庭之类皆称经，而世人不以为意，而独独苛责王通之续经行为，似乎失于公允。《辟邪说以崇正学，惩敝习以正士风议》一文，指出时下存在的二弊三忧中，其中一忧即是对老庄思想广泛传播的忧虑，提出庄老思想怪诞，应当严厉制止其流布，叶向高认为佛道思想之盛行影响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应当严格禁止，以使儒家思想成为世人言行的准则。通过严格分明的赏罚制度，督促世人远离异端邪说，矫正士风。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叶向高认为士风日下、学风不端，主要是由于老庄思想对士人的影响，使儒家正统思想受到威胁，因而极力倡导应纠正士风，对异端邪说严厉处罚，劝勉士人崇正学，正士风。

在为吴文中的《枝隐庵诗集》所作的序中，叶向高批评道家思想的“待”与“不待”的诡辩思想，并表达了自己对“待”与“不待”的态度与看法。

到了晚年，尤其是致仕归田后，叶向高日与友人优游山水之间，逐渐表现出对道家老庄思想的宽容与接受。特别是面对当时文坛中雕琢摩拟的风气，表现出对道家思想中“游”的赞同与向往。

可见，叶向高思想中道家态度的矛盾之处:既担忧道家学说过度发展影响儒家正统地位，对老庄学说多有抵制;又在归居山林田间时，希望借鉴吸收道家自由自然的思想消饵循规蹈矩的模仿雕琢之气。

对佛家思想的疑问和指责

叶向高自始至终都对佛教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其危及了儒家正统地位，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士子的影响。在《正蒙释序》中，叶向高通过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比较，阐明性理的意义和作用。尤其是佛家思想的批驳，以突出儒家性理思想的客观合理性。

认为佛家思想虚妄荒诞，以“空”消解万物，对佛性和空色生灭等提出疑问，又认为佛教的一些观念使儒、释、道三家思想界限模糊，不能严格区分，实际上是指责佛教使儒家思想减小了对士人的影响。对辟佛的行为予以赞同，可见对佛教思想的不满和排斥。而在《西学十诫初解序》中，更是对西方天主思想辟佛的行为大加赞扬。

可见，叶向高对佛教中一些与儒家思想相违背的观念不能接受，亦通过接触到的西方观念对佛教进行反驳。

但叶向高又有大量的作品是描写寺庙宇观的，甚至还带领募捐兴建佛寺，似乎与他排斥与批判佛教的行为相矛盾。但叶向高之所以兴建佛寺，主要是把佛寺的当做景观来欣赏。虽然这种兴建佛寺的行为，对佛教亦有所帮助，但他主要是想要借助佛道庙观来增加山水景观的魅力。在《修香山寺募缘序》一文中，说得尤其明白。

叶向高喜爱山水，对开辟闽地风景不遗余力。通过兴建佛寺，吸引香客前来礼佛，以达到宣传景观的目的，是叶向高兴建佛寺、宣扬名刹的良苦用心。

此外，他还有一部分对寺庙宇观的文章，则主要是奉旨所为。万历帝的母亲李太后崇信佛教，万历帝在宇内广建佛寺，叶向高作为这一时期的内阁独辅，难免要替皇帝或朝廷撰写碑文。如《拟御制佛寺碑文》、《重修大龙兴寺碑》等文。

在撰写这类文字时，为达到统治者的满意，叶向高不得不对佛教进行赞颂，但他着重描写所建寺庙的规模、歌颂圣母的功德，而对佛教教义的宣扬和赞颂则一笔带过，可以看出他用字的谨慎。

结语

总之，叶向高对佛教的态度重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佛教的排斥和批判，主要是源于佛教的盛行影响或危及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对佛教的某些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违背不能容忍，对佛教的传播中误导民众的行为极为不满。他站在对儒家思想的维护立场上，故而一直持批判与排斥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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