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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普希金
很高兴能进“六棉”当一个工人 “六棉”（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我很早就不生疏。初中时，学校的“工宣队”就是“六棉”来的。为了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还被安排到“六棉”“学工”。再往早点说，我家与“六棉”的前身“一纱厂”的老板程子菊，还能扯上一点亲戚关系。我母亲的奶奶，就是程子菊的亲姑母。 我听我母亲的亲姑母（她与程子菊是嫡亲姑舅老表）说过，解放前，程子菊与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走得很近，他父亲程栋臣不以为然，曾对人说：“我说那个子菊啊，有点钱，吃点喝点玩点，你去结交那些人做什么！”。老人不幸而言中，解放后，程子菊因为这些“劣迹”被判刑，在沙洋农场服刑几十年，他的厂也最终改姓“国营”，成为武汉市纺管局属下一个重要的厂子。程子菊上世纪80年代被落实了政策，平了反，退还了部分产业，晚年过得还可以。遗嘱身后，骨灰撒入襄河（汉江），以便遥望长江对岸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一纱”。
“六棉”在武昌大堤口北，西临长江。西中门一进门就是钟楼，当时是办公楼。厂内以钟楼为中轴，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边是南厂，北面是北厂，各自进行从清花到布厂的全部生产流程，是两个独立的生产系统。“六棉”已经不复存在，厂区所在地，现在被开发成一个名叫“蓝湾俊园”的居民小区。旧厂房当然荡然无存。但是，临江的钟楼还保留着，在那里无声地讲述着历史。 1975年5月，我在高中毕业一年后，被“六棉”招工进场。进厂后稍加教育培训，就分到北厂前纺钢丝当一名下花工。我当时很兴奋很高兴：一是解决了工作问题，比呆在街道待业，心情好得多；二是觉得“六棉”是国营企业，进去了终生有靠，福利会比较好（现在看起来，这种想法与实际隔得太远太远）；三是我也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不无骄傲。 所以，尽管工作并不轻松，还是干得很起劲。我记得当时车间管宣传的组稿，要我写一篇稿子，我就写了一首小诗交了上去。那首诗我还记得开头几句：“莫道车间机器轰鸣，莫道车间说话难以听真，我听得见师傅们说的话，我听得见师傅们发的声”，然后就是歌颂工人师傅忘我的劳动精神。这个诗，内容很幼稚，但反映了我当时快乐的心情。 其实我这个精神状态，当时并不很另类。那时，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思想很单纯很单纯，为个人想得不多，总想跟上当时宣传的调子。我记得有一天我下早班，从沿江大道步行回家，走到大堤口附近，碰见一个高中同班的女同学，她当时在江边的一个搬运队当搬运工。我很诧异，一个女孩子，怎么干这个？她却说：“事情总要有人做，一个不做两个不做，谁来做？” 所以，我当时对工作很认真负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工作表现，很快，我就被“升”为生产小组长，管起人来。
1948年，“一纱”管理人员全家福 求亲戚 我干的这个下花的活，是纱厂男工最低层次的活，也是最辛苦的活。当时纱厂的流程，棉花包进了厂，先要进清花车间，把棉花纺成棉卷，然后进前纺车间：首先把棉卷通过钢丝机纺成棉条，然后把棉条送到并条，然后到粗纱，到细纱，浆纱，再到布厂。我就是钢丝这个工序的下花工。棉卷纺成棉条装满桶后，把满桶取下，空桶放上，然后把满桶运到并条，作为下个工序的原料。 我下30多台机器的花。那时车间技术改造程度低，桶小，一个空桶，大概21分钟就纺满。一般把30多台机器的花下完运完，需14分钟，然后出去休息7分钟，又得进车间下花。当班时，就这样周而复始，很机械，谈不上什么技术，纯粹苦力一个。 我当时年轻，体力好，思想也单纯，没什么思想包袱，所以也不觉得苦。但我父母知道后，心里就过不得，于是他们就去找了亲戚，希望他们能帮我换一个相对轻松的工种。亲戚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姑母和她丈夫。当时他俩都在“六棉”工作，男的还担任厂党委组织部部长。按一般情况说，只要他们出面，我换个工种应该不是很难的事。但他们既不说帮忙，也不说不帮忙，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分析起来，有几种可能：第一，是亲戚不愿徇私情；第二，是亲戚帮不了这个忙；第三是亲戚觉得帮这个忙太麻烦，会欠下很多人情，与我家的关系又不是很近，来往也不密切，权衡后，觉得没必要帮这个忙。后一种可能性较大。我对亲戚没有怨恨之心，因为我当时实际是个无所谓的想法，不觉得下花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换个工种有什么好，换工种的心并不迫切。另外，为什么人家一定要为你的利益做出自己的牺牲呢？将心比心，这样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中还是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社会，关于人际关系的一些结论。 师傅们说我的运气蛮好 我的下花工作只搞了几个月就没搞了，原因是1975年的下半年，大批新工人进场，我们小组也进了几个男青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就退出下花，改为抄车。 在钢丝车把棉卷纺为棉条的过程中，时间长了，钢丝里的间隙逐步被杂质填充，影响棉条质量，这就需要及时清理杂质。利用风道把机器里的杂质吸出来，就是抄车。抄车比下花舒服多了，整个上班时间，只需要清理两次，另外需要到机器下面的斗里，把落在里面的杂质清走（出花），一个班也是两次。抄车工一般都是接班后不久就抄第一次车，抄完车后紧接着就出花，隔几个钟头后，再抄第二次车，出第二次花。其余的时间就没事了，你愿意帮帮别人的忙就帮，你愿意出去休息一下也可以。抄车，比下花轻松多了。 师傅们都说我的运气好。我师傅告诉我，如果没有新人进来，我就得一直下花下下去，什么时候有新人来，什么时候才能退出下花。像我这样只干了几个月就被新人换下来，史无前例。比如他，干下花就干了十几年，一直到我来他才改为抄车。他还告诉我，接我手干下花的，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新人顶替，肯定没我这样幸运。我听后，也觉得确实蛮幸运的。 回过头来看，其实那时的新人，多半是厂内老职工的子女，如果放在现在，按亲疏，按关系，我这样无背景的恐怕就会放在下花岗位上不动，而让有关系的子弟干相对轻松的工作。这样看起来，那时的社会风气，还是相对公平些。 师傅用左手替我拈到一张自行车票 70年代，还是计划经济，物资供应非常紧缺，很多商品需要凭票供应。有一次，分到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几张物资票，僧多粥少，为避免矛盾，采取最公平的办法，也是大家都认可的办法：拈阄。我那天拈阄时不在场，组内的师傅们就让我师傅替我拈阄，他右手为自己拈，左手替我拈，结果右手没拈着，左手倒拈着了一张自行车票。后来他当着大家的面把那张自行车票交给我，还笑嘻嘻地告诉我缘由。 所以我工作不久后就不用步行上下班了，我用那张票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骑着新车上下班，既快捷，又爽，我满意极了。我还记得，那辆车是广州产五羊牌，一直到80年代，我还时常骑这辆车。 不要说拈阄不合理，这种方式比时下各种打分分配矛盾少得多：分是人定的，都会有倾向，分完后，有人高兴有人怨恨，遗留问题一大堆。拈阄，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但相对公平的一面似乎多些，大众认可程度也高些。没拈着的，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运气不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因此遗留矛盾会少些。 干抄车，一件心惊的事 那时厂里上夜班是不允许睡觉的，哪怕你工作做完了也不行。值车工是整晚上在机器旁“旋”，你工作完了，就去睡觉，让人家怎么想？所以那时轮班长和轮班书记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夜班经常查睡觉，查到了就叫醒，批评。 不下花了，我休息时间多了，夜班时往往到二楼男工换衣室去休息假寐。换衣室窗外有硕大的通风管道，常有工人从窗子穿过去在上面休息。有一天，我实在困得不行，又不愿被头头逮住批评，就学样钻出窗外坐到大管道上。坐着坐着，不知不觉睡着了。当我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突然意识到我在通风管道上，不禁心惊。设若当时不能自控，摔下楼去，楼下堆着一大些废铜烂铁，摔下去，后果真不堪设想。 我在厂时没听说过从楼上管道摔下人的事，不过从我的经历看，摔下人的可能性还真不能说没有。从管理的角度看，这是应该加强防范的。但当时的管理者，似乎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976年夏天，有一天上中班，接班后像平时一样抄车出花，然后到车间外北面的厂内大道透气休息。我出车间时，正好有个老军人从那经过。老军人红领章，四个兜。他看到我时，我整个一个毛猴子，头脸浑身上下都是毛，脏得不得了。四目相对，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老军人的这个摇头和他的神态，深深地进入我的脑海。我很多次猜测老军人摇头的意思，觉得大概是怜悯，是可怜工人的生产条件太恶劣。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当时对我的抄车工作，是相当的满意。 听了轮班书记的话，我愣住了 新来我们轮班的工人，都是厂内老工人的子弟，好像都是下乡知青。他们在社会上混了那么久，社会上的事知道很多，我不能望其项背。我们组的小马小傅，还有同轮班别的组的几个男青年，很快就抱成团形成了势力。 我的师傅也是社会上混的，在轮班说话有分量。“一山不容二虎”，他很快与小马等人对立了。小马他们就故意挑事，找个机会把我师傅打了。我师傅毕竟有家室，不敢与他们死磕，一下子威风扫地，在他们面前没脾气了。我当时是生产小组长，与小马等人没矛盾，他们对我也不敌视，关系不亲密也不紧张，不咸不淡。 一天，轮班段书记把我叫到轮班办公室，说了几句闲话后，就对我提了要求，他要我经常与小马他们接触，然后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他。我万万没想到书记会对我提这样的要求，这不是让我当一个告密者吗？骤然间，我愣住了。书记看到我这个神态，马上意识到他看错了人，马上说，不谈这个事了不谈这个事了，就结束了谈话。 多年以后，我与一个要好的同事聊天时聊到了这件事。他听后议论说，你要是当时按你那个书记的要求做了，你就完了。小马他们肯定会觉察，肯定会打你的人。那时书记会卫着你吗？不会。这时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臭狗屎一堆，谁也不会把你当回事。甚至你上大学，哪怕考取了，书记也不会放你走。我深以他的分析为然。 我认为这个事是我人生的一个关口，设若我当时很灵活，马上顺杆爬，我的人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当时我的良知，让我表现出那个样子，无意间成为我当时最好的应对，让我躲过一劫。我当时无论正面拒绝，还是顺从书记的意思，都会让我以后不平坦。也许正是我的那个表现，既没有逆书记的意，也让书记内心深处对我还有点赞许，所以他后来也没为难我。 我后来回想此事，分析为何书记会让我俩押送余某，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厂内子弟。厂内子弟，书记如果让他们来干这个事，他们的家长不会同意，会骂人，我们两个外人，没人会说什么。
武昌，“一纱”老楼 考大学 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在父母鼓励支持下，我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同车间同轮班有好几个青年也参加了这次高考。高考结束后，有一次大家在轮班室休息闲聊，聊着聊着聊到了高考，当时轮班段书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看，你们都不行（意思是都考不上），看小李怎么样（意思是小李还有点可能）。后来的结果，我们车间就我一个人被录取了，我想起段书记的这句话，觉得他判断还是很准确的，基层干部的识人能力，不能小看。 我的录取通知书到车间后，我当然很兴奋。小马的一句话也让我深印脑海。他说，怎么搞的，就这一下子，你就像高了一截？ 去学校报到那天，是1978年三、四月吧，是个晴好天气。我骑着车，一下想起一句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觉得太切合我的心情了。当时哪里会想到，上了大学并不意味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但当时就以为以后的人生一定是一片坦途。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可笑。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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