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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选自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特此摘录，以飨读者。 三 而且当利玛窦等初来中国时，他们的一腔热忱，只在传教。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上，宗教早不占重要的地位。耶稣教偏重对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较近中国人的脾胃。 因此明代的中国人，不免要对西方传教士抱几分轻蔑心理，这亦是很自然的。利玛窦等想把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炫耀于中国人之前，因此来推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是值得欣羡的，他们的教义，则是值不得信从的。 利玛窦等想把中国人从天算、舆地方面引上宗教去，但中国人则因怀疑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牵连把他们天算、舆地之学也一并冷淡了。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起初利玛窦等因感在中国传教不易，因之对于中国固有的礼俗，一切采取容忍态度，在中国的基督徒也许祀孔祭祖，这是当时耶稣会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但在西方的教会，则始终反对是项策略。 而在中国也同样激起了康熙时代，除却利玛窦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国传教的诏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接触，前半时期，是西方教士的时期，他们在中国是没有播下许多好成绩的。 一到十八世纪终了，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情形大变了，西力东渐的急先锋，显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那时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锋不可当。但在中国人心里，是一向看不起富强侵略的。 中国人经过几次挫折，也都知道自己力量不如人了，但还敌不过他内心中的一股义愤与鄙夷。因此在中国人眼光里，又不免要误会到西方只是些贪利与恃强的勾当，而忽略了在他后面策动的西方文化的真力量与真性质。 在那时的日本，他虽说是中国文化之附庸，但到底熏陶不深，他受西洋势力的压迫，便翻然变计，一心一意慕效富强，学习侵略，在不久的时期内，日本早已现代化了，他也就变成一个富强而能发动侵略的国家了。但在中国则不然。 日本人之学西洋，是举国一致，兴趣集中的；在中国则是随伴着一种鄙夷之心，由于不得已而学之的。在中国人看来，误谓西方一切，全是供作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吞噬攫夺用的一种爪牙，以及欺骗引诱人的一种假面具而已。 在日本人则只要这一副爪牙假面具而已足，在中国人则内心实在讨厌这一些，而又不得不勉强学习他。中、日两国效法西化之一成一败，是有他双方心理上甚微妙的一种因缘的。我们亦可以说，西力东渐的第二期，他的商人先锋队，在中国所留下的影响，并不比教士们好些，而且是更坏了。 四 话虽如此说，这三百年来的中国人，对此西方异文化的态度，到底还是热忱注意虚心接纳。利玛窦初来，便得中国名儒徐光啓与李之藻之笃信与拥护。清代经学家，对于天文、历法、算数、舆地、音韵诸学，他们一样注意到西方的新说而尽量利用。 一到晚清末叶，中国士大夫潜心西方理化制造之学的也多了，后来越发扩大，对于西方政法、经济、社会组织、文、史、哲学，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在中国全都有人注意研究。 一到双方接触渐深，中国人知道西方社会并不尽是些教堂与公司，牧师与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富强侵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便突然浓厚。中国人那种追求纯真理的渴忱，又在向西方世界五体投地的倾倒备至了。 在不久以前，中国知识界里颇有一辈人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文化机构都彻底放弃了，如此始好使中国切实学得像西方。但这一种见解流行不久，便为中国人民所厌弃。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渐渐懂得把全部西方文化分析解剖，再来与中国固有文化相比量。 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渐渐觉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于中国，而为中国固有文化机构里所最感欠缺的，是他们的自然科学一方面。自然科学亦是一种纯粹真理，并非只为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做爪牙。中国人学习科学，并非即是学习富强侵凌。 而且这一次世界大战争，中国又身当其冲，中国人深感到自己传统的一套和平哲学与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实在对人类将来太有价值了。 而中国的现状，又是太贫太弱。除非学到西方人的科学方法，中国终将无法自存，而中国那套传统的文化理想，亦将无法广播于世界而为人类造幸福。中国人在此两重观念下，始从内心真诚处发出一种觉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负最大使命之觉悟。 此下的中国，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换辞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学化。而科学化了的中国，依然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使命里尽其责任，这几乎是成为目前中国人的一般见解了。 五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急待提出，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傥无科学的地位，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 中国学得科学而把新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这些问题是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预期中国新文化前途的人所共同要遇到的，本书作者愿在下面约略申述一些个人的意见。 严格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科学。天文、历法、算数、医药、水利工程、工艺制造各方面，中国发达甚早，其所到达的境界亦甚高，这些不能说他全都非科学。 若把东方文物输入西方的重要项目而言，如蚕丝在两汉时代已不断由中国传入罗马，其后到公元五五〇南朝梁简文帝时，波斯人又将中国蚕种传至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 造纸法在中国东汉时已发明，直至唐玄宗时，大食人始在西域获得纸匠，因在撒马尔罕设立纸厂，为大食人造纸之始。大食专利数百年，直到公历十二世纪，造纸法始入欧洲。 如罗盘早见于南北朝时代之宋书，称为周公所作，公历三世纪初年马钧，公历五世纪中叶祖冲之，都造过指南车。此后到公历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里又记载到此种制造。 欧洲用磁针盘供航海用，始于公元一三〇二年，那已在元成宗大德六年，尚在沈括所记之后二百五十年。这也是由阿剌伯人从中国传入欧洲的。雕版印刷术，中国发明尚在公历九世纪以前，前章已叙述过。 到公历十一世纪前半期宋仁宗时，毕升又发明活版印书。至欧洲方面德国创始活字版，已在公元一四三八明英宗正统三年，后中国四百年。又如火药，中国古时已有。据三朝北盟会编，公元一一二六北宋靖康时，已见火炮。 南宋虞允文造霹雳炮，以纸包石灰硫黄为之。孝宗时，魏胜造炮车，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这些都在公历十二世纪内。至欧洲德人初造火药，已在公元一三五〇元顺帝至正十年，那已是十四世纪之中叶了。至于发射火药之炮，在欧洲使用，则已在十五世纪了。 又如清代北京的天文观象台，建造始于公元一二七六年元代之郭守敬，较之欧洲最早公元一五七六年丹麦人所建天文台，尚早三百年。 而郭守敬所造仪器，还都是模倣宋人的。至若明代宋应星所着的天工开物十八卷，书成于公元一六三七，中间所载一事一物，何莫非中国人从科学经验中得来的可宝贵的知识。谁又能在近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技巧之间，分划出一条截然的鸿沟来呢？ 所以我们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科学地位，这是一句寃枉话，不合历史情实。平心论之，在公历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一般计量，还是在西方之上。 只在公历十九世纪之开始，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这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之日异月新是至可惊异的，而中国在此时期里，反而步步落后。我们若专把这一段切线来衡量中国文化，是要陷于短视与偏见之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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