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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以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为起点的，但其思想根源却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所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路线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创作。经过50年代的各种文艺主张以及文学批判运动，一元化的当代文学格局逐渐确立。这种“一元化”文学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文学”或者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它以集体取消了个体，以历史运动取消了日常生活。一元化的文学格局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文学严重地切断了“五四”以来所开创的“人的文学”的传统，很难在其中找寻一种面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写作。“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扼杀人性、蹂躏人性的时代，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集权与专制的政治话语。时代的狂热精神以及对神性的无限膜拜极大地淹没了人的主体意识，所谓的“三突出”其实是一种“假大空”的文学，一种真正虚伪的文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主体性迷失，直接构成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背景。①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与卢新华的《伤痕》（1978）通常被看作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②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小说，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代表的。这些小说在揭露 “文革”创伤，对“文革”作出历史反思的过程中，极大地唤醒了被压抑了的人性，恢复了人之为人的尊严。1977年底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宣告了一个开放时代的来临。于是，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的讨论，终于迎来了一个“文学是人学”的时代。然而，“文革”过后几年内的小说基本上还是一种“文革”的梦魇记忆，它还怀着一种对“十七年”文学的向往与追溯。在创作上，它是“一元化”文学的延续，有着浓厚的政治、伦理等社会学倾向，它基本上还是在旧的理性范式内进行，主体还处于被动状态，因此还称不上是主体的觉醒。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不是简单的对人的发现，而是人作为创作主体本身的觉醒，一种创作内在的自觉。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诗歌走得更远，从“文革”地下诗群开始，食指、多多等人已经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指控，而北岛、芒克、舒婷等人所开创的“朦胧诗”派，逐步走向了对主体价值的发现。 1985年底与1986年初，刘再复在《文学评论》连续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即关注人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刘再复试图建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体系，他提出人不仅是实践主体，还是精神主体，文学艺术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其中，“文学的主体性”包括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刘再复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他是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以及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的影响下提出的，而早在四十年代初，胡风就提出过“主观战斗精神”说，强调以“主观”去拥抱“客观”，实现主客观的融合。胡风的文艺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倡导主体意识的文学主张，他在50年代遭受的批判正是“一元化”文学对异己声音的排斥。尽管刘再复的主体性论断有夸大主体之嫌，以致引起了诸多的争论，但重视文学的主体性无疑是一股进步的思想潮流，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 这样，新时期小说自“伤痕文学”发端，经历了人道主义的温床，得到了“朦胧诗”的滋养，并在“文学主体性”思潮的推动下，开始走向了真正的主体觉醒，开始自觉地关怀人类的生存处境，并逐步在对文本本身的关注中实现了主体的狂欢，而这种神化了的主体很快在现实面前显得虚空，于是，大写的主体慢慢地退隐，最终回归到一种对性别甚至是身体的关注。这种走向集中体现在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私人化写作等小说潮流中。 一、寻根文学：主体的确立 发端于80年代前中期的寻根文学，在对传统文化的书写当中，赋予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并在现代性反思中完成对主体性的确立。寻根文学之所以不同于50年代以来的文学，在于它全面抛弃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子，它的文学理念不再建立在道德与伦理上，它恢复了创作主体的精神自由。于是，它敢于去面对远古甚至落后的文化，敢于去面对真实甚至病态的人生。 寻根文学作为一股文学思潮，一般以1985年韩少功的《我们的“根”》③为宣言。韩少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此后，陆续有一些标志性的文章发表，于是掀起了一阵文化寻根热。在郑万隆的《我的“根”》④中，他说，“我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建立一种自己的理想观念、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观念；并在描述人类行为和人类历史时，在我的小说中体现出一种普遍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念。”可见，从创作理念上来讲，寻根文学已不再受控于政治、经济的现实，而是向一种远古的文化挺进，向人类的精神境遇跋涉，在对文化的审视与批判中，试图引起一种现代疗救的注意。 寻根文学的创作和作品显示了创作主体丰富多彩的经验世界和精神想象空间，如韩少功所塑造的湘楚文化、贾平凹的商洛文化、李杭育的吴越文化、冯骥才的京都文化、张承志的满回文化、阿城的道家文化观念、王安忆的儒家仁义观念等等。这样，单一的社会学创作视角被多元、深邃的文化视角所取代，创作的主体价值与核心地位得到初步的确立。寻根文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它并不是简单地对民族文化的再发现，而是怀着现代的眼光去重构民族文化与现代生存精神。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带有隐喻、象征等现代表现手法，从而使部分作品接近寓言（如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等），成为一种陌生的“他者”文化景观（如“鸡头寨”）。正是这种审美方式的转变，寻根文学获得了现代小说的品质，它在叙事上极大地尊重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 在这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代表的仍然是一种群体意识，如果说它们恢复了人的尊严，使人性在文学中得到复苏，那么寻根文学所唤醒的则是人的主体意识，它所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奠定了新时期小说的基调与特质，即一个尊重个体经验与主体价值的文学时代。 二、先锋小说：主体的张扬 寻根文学在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后，先锋小说家们紧接登场，预示着一个主体张扬的文学时代来临。先锋小说在重视“文体的自觉”中极大地体现了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的全面自由，制造了一个文学主体性的神话。 所谓“先锋小说”，一般指80年代中后期以马原、洪峰、格非、孙甘露、叶兆言、残雪、北村、余华、苏童等小说家为代表所进行的一批“形式革命”小说。当然，除了形式上的先锋，还有精神上的先锋，如残雪、余华的一些小说，有大量关于人性恶、暴力、死亡的书写，这无疑也是先锋的。因此，“先锋”是一个暧昧的概念，一切具有超前意识的作品皆可认为是先锋。但为了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主体性考察，我们姑且采用“先锋小说”这种说法。 1984年，马原发表了《拉萨河的女神》，将叙述置于重要的位置，这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人们关注的是“写什么”，在这之后，作家们开始考虑“怎样写”。马原之后发表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小说，张显了一种“元小说”的美学趣味，在“马原式的叙述圈套”中实现了文本的全面开放。洪峰则在《极地之侧》等小说中探讨“叙述”与“意义” 的关系，使人们思考小说的最大限度是什么；格非《追忆乌攸先生》、《迷舟》等小说的突出特点则是在叙述中制造“空缺”；余华则在死亡和暴力事件中制造了一个冷漠的叙述者，等等。先锋小说家们都有突出的个人特点，并对自己的叙述空间产生一种自恋的情结，如苏童长期迷恋于古典叙述与妇女世界，余华长期迷恋于暴力话语等等，这便是创作主体的一种个性张扬。而创作主体的张扬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元小说”中。在马原的部分小说里，“马原”直接出现在作品中，作者直接参与了小说的发展，并公开与读者对话。 与此同时，先锋小说还实现了对象主体与接受主体的解放。先锋小说家们赋予情节多种可能性，人物不再是小说的故事零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因此，先锋小说并没有固定的小说结构，它往往是各种偶然事件。尽管这些事件未必全部经得起推敲，但它试图还原的却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如余华《鲜血梅花》里荒唐的复仇，格非《迷舟》里不可预知的命运等。而对接受主体的尊重，更是先锋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先锋小说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地让读者参与小说，并尽可能地让读者发挥再创造能力。“空缺”叙述就是这样一种策略，“叙述圈套”的制造也是为了让读者参与解迷。而更直接的则是在小说中与读者交流，让读者去猜测故事的发展，让读者去选择自己需要的小说结局。这样，先锋小说形成了一个召唤读者主动接受的文本空间，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 人的主体意识在先锋小说里是一种彻底的的文学主体性张扬，并几乎成为一种神话。无所不能的主体使小说的真实性，故事的必然因果关系经不起考验；对形式的过分把玩，使小说的意义显得空洞，在现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于是，这种先锋试验最终趋于疲惫。90年代余华、北村等先锋作家的转型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新写实小说：主体的退隐 在先锋小说出现的同时或稍后，小说界的另一重要景观便是“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先锋小说对主体性的极度张扬，形成了一种主体狂欢的文本，但同时却造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漠视。新写实小说所要恢复的正是日常化的生活、普通人的情感。新写实小说追求一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把作者排斥在文本之外，形成一种创作主体的退隐。 新写实小说之“新”是相对于以往的写实主义而言的，它不再书写“典型化”、“英雄化”，而是以普通人取而代之；它对现实的书写更加真实，强调创作者“情感零度表达”；它更加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本能欲求；它的情节结构更加非理性化，展现的往往是生活的横断面。代表这一潮流的主要作家有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范小青等，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接近“自然主义”地再现生活，不作主观预测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而事实上，创作者不可能完全抽离作品。W·C·布斯认为，就小说而言，它是作家创作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在小说中，提出它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作者的一种介入”。⑤于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创作主体的暂时退隐，作者实际上就在不远处观察着小说，窥视着生活，只不过隐蔽起来而已。因此，它远非“自然主义”写作，而是具有现代精神关怀的写作。在新写实小说中，随处可见的是个体的烦恼与焦虑、孤独与惆怅，甚至是一种时代情绪的流露。前者如池莉《烦恼人生》、《一夜盛开如玫瑰》，后者如刘震云《塔铺》、《单位》等。即便如方方的《风景》，以冷静克制的手法写出了一个老百姓家庭的贫困“风景”，但却是因为借用了一个出生仅十六天的婴儿的独特视角，才使得这种特殊的审美效果得以成立。平静的叙述其实是一种假象，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小说中的“老八”，则会发现小说的叙述是带有激情的。这也是新写实小说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写实主义的地方，我们明显地感到创作主体的隐性在场，它刻意地从作品中抽身离去正是它所追求的审美状态。 然而，主体的退隐暗含的另一个信息则是主体精神的受伤。先锋小说的主体性神话遭受打击后，新写实小说家们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去理解生活、建构生活。在他们看来，世俗化的情感、零散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却未必十分自信，何种表达是最有效的。因此，他们宁愿选择低调，宁愿平静地表现生活中“毛茸茸的原生态”。 四、私人化写作：主体的偏移 新写实小说是对先锋小说极度放纵的主体意识的调整，但却呈现出一种被压抑的主体精神。继之而起的“晚生代”作家和一批女性作家显然不满于这种低调的叙述姿态，他们要在新的时代面前表达个人的独特体验，张扬一种新的主体精神。于是，便出现了“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注重个体经验的写作现象。这两个概念本身非常含混，有些论者甚至把它们等同起来，但笔者更愿意把“晚生代”的写作归为 “个人化写作”，代表有韩东、朱文、何顿、鲁羊、刁斗等；而90年代以来以陈染、林白、海男、卫慧、棉棉等女性作家为代表的，带有私人生活经验的写作则属“私人化写作”。在后者的写作中，她们的写作不仅带有个人性质，而且通过对女性自身的观察，透露出大量隐蔽的内心经验。这样，她们的写作大都打上“身体写作”的烙印。主体精神也悄悄地发生转移，从对文本的参与到对身体的发现。 私人化写作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它是一个幽闭的、自我的、拒绝他人进入的个人审美空间。其中有自恋、自慰、同性恋等排斥男权话语的私生活。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从小说题目的设置就带有明显的私人倾向。这些小说都是写女性的成长经历，都以第一人称叙述，明显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稍晚的卫慧与棉棉的写作也继承了这一点。对性与欲望的书写，对身体的放纵，实质上是完成对自我的审视。 私人化写作展示的是一种文学回到自身的可能，个人的记忆同样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它的叙事伦理建立在对性别的关注，对生命本能的召唤上。然而，它的立足点却是琐碎的个人经验，于是她们的小说气象显得那样狭小。主体意识在私人化写作里演变为一种个体意识，一种孤立主义与虚无主义。当写作者完全拒绝集体意识、社会经验时，这种写作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结语：走向平等的话语空间 人的主体意识一直贯穿着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从萌发到觉醒，从张扬到隐退以及走向偏移，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及其私人化写作等众多的小说潮流。在这之前的文学是一种主体性严重缺席的文学，因而也是不健全的文学，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强制性的政治话语；就文本本身而言，它忽视创作者的主体力量，尤其是创作对象及接受者的主体力量，因而它又是一种倾斜的、缺乏创造性的文本。新时期小说，尤其是寻根文学以来的小说，它的可贵之处正是恢复了一个平等的话语空间，一个充满人性光芒与尊重主体力量的话语空间。 然而，这些带有类型化的小说，却有着明显的理念操纵痕迹。寻根文学展示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乌托邦”；先锋小说则宣告一个小说技术主义时代的来临；新写实小说则极力打造一个“情感零度”的世界；私人化写作在试图消解男权话语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身体话语霸权……显然，这些小说都在试图瓦解原有的规范，建构一种自己的精神想象地。于是，它们与大众的距离又是遥远的。相比之下，倒是近几年来的一些作家（如艾伟、戴来、魏微、盛可以等）的写作更具有平易的品格，他们怀着和解生活的热情，真实地面对当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精神遭遇。这种走向，正是人的主体意识回归真实、亲切的表现，文学的主体性走向自觉、自在的表现。 ① 陆贵山主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5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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