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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程相石（原名程锡玲1922-2008），100年前诞生在洪泽湖东南岸号称盱眙县首镇的蒋坝古镇（今属江苏淮安市洪泽区）。外公程学俊，兄妹八人他行三，因其身材魁梧，人送绰号“程三板门” “程三胖子”，外婆个子也高，遗传原因，两个舅舅身高1.8米以上，小姨也超过1.7米，唯独母亲是1.65米。外公经商，是从小生意做起，因其常年跑码头，见过世面，头脑又灵活，生意渐渐做大。民国时期，蒋坝古镇十分繁华，商贾云集，有六大布庄、六大百货商号以及粮行、鱼行、茶庄、酒行、牙行、烟行等等有数百家商铺。外公经商与众不同，不做单一品种，而是灵活机动，哪种商品好销就做哪种。门面不大，可以出摊子；人手不够，可以雇伙计，他购置了一条木船跑运输，将本地的土特产、粮食、鱼鲜干货，运到江南各大城市，再运回布匹、煤油、京广百货、药品等，木船来回不空载，所以发展很快。生意好赚钱了，还在镇外置些农田，俨然一个工商业兼地主。外公识字不多，却精明强干，且通情达理，乐善好施，对佃农交租不固定数额，每年请专业评估师评估收成，遇有灾害则减少租金。他善待佃农，亲如一家人。土改前夕，他听共产党朋友宣传政策，思想开明的外公，把土地全部无偿送给佃农，因此，土改划成份时划为商人。1938年1月，祖父举家逃难到蒋坝，未出数月，祖父病故。家父时年21岁，此前，在上海学徒、打工五年，刚从上海回来，从此挑起家庭重担，赡养小脚的祖母和两个姑姑，一家人在蒋坝老街北头，两间茅屋暂栖身。住在对面的程老先生（我的外公）对张家遭遇十分同情，就找了两间闲屋，又召来十多个孩子，让家父执教私塾，小姨时年11岁，是首批学生之一。可惜学生太少，难以为继，后来家父又与朋友合伙做小生意。程老先生慧眼识人，他见家父有文化，为人诚实，办事稳重，就有意提携帮助。他让家父帮他去江南进货，家父应允。那时都是“起旱”（步行），日行80至100里。家父按清单采购好货物，货少就雇骡马驮回，货多则用外公家木船运回。家父把货物清单、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外公非常满意，格外器重家父，其实外公也是在考察家父，他早就有心将长女终身托付于家父。彼时，古镇上有不少富商豪门托媒人说媒，都被外公一一婉拒了。母亲自幼受封建礼教约束，深居闺房，恪守妇道，虽未读过书，确是明事理之人，她遵从父命，1942年与家父结合，从富裕人家下嫁给一逃难的穷汉，一时间有人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可母亲无怨无悔，放下大小姐的架子，心甘情愿，吃糠咽菜，过穷苦生活，上孝敬公婆，下照顾小姑。母亲与父亲是“先结婚后恋爱”，次年有了长子达海。母亲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与父亲共同支撑着这个家庭。 
1947年，父亲思乡心切，携全家回到明光，父亲继续以刻字为业，母亲与奶奶炒点花生瓜子，摆个小摊，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子。达海哥，英俊可爱，聪颖过人，五岁入学，1949年暑期，母亲携我兄弟二人回蒋坝探亲，达海哥突患急性脑炎，不幸夭折…母亲携我回到明光，因失子之痛，母亲十年未回娘家，直到1959年外公去世，母亲才回去奔丧。
外公嫁女的本意，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扶贫工程”，他有意栽培家父，是看重家父的才学，他相信，有家父的辅佐，他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好。但家父天生傲骨，受家风遗传，知书识礼，且性格秉直、固执，又不善言辞，不适合做生意。家父有良好的国学基础，有扎实的文字书法功底，他追求的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因此，从1942年起，父亲就专干刻字一行，研究篆刻，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母亲身上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大脑里充满了商人的睿智，不识字，却识事，她秉承外公的处事作风，待人和气，热情大方，与人为善，能言快语。夫妇俩性格迥然不同，却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一经营好自己的小家。两人婚后才从相识到相恋、相知，彼此互相尊重，交心，关爱，宽容，两颗心终于连到一起，性格的差异得到了互补。世上大都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我的父亲除了工作挣钱，埋头苦干，业余时，读书，写字，研究金石书法，基本上就是“只顾自己”，属于“油瓶倒了也不扶”的那种人。经济上，母亲是财权在握，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对外人情来往也全是母亲当家，在父母婚后二、三十年，都是处于相对困难阶段，特别是（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年代，全家都安然度过来了，这是母亲竭尽其能，无私奉献所致，母亲就如奶牛一般，每天吃着残羹剩饭，用丰润的奶汁滋养着子女们茁壮成长。母亲善于持家，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掰两半花。在那物资匮乏计划经济时代，子女都在读书，单靠父亲一人工作，工资入不敷出，常常举债度日。母亲向亲朋好友借钱，每一笔账都记在心里，清清楚楚，父亲工资领来后，母亲按轻重缓急还掉一部分外债，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到菜场买菜，要转好几圈，捡最便宜的买；食油计划不够吃，到皮革厂买“毛油”（猪皮上刮下肥肉炼的油），用小块布头做个油布，沾点油“闹”锅；带十多岁的我下乡挖野菜、刨芦蒿、刨小胡萝卜充饥。母亲生在大湖边，尝遍各种湖鲜，对烹调鱼虾也是相当在行。明光也盛产鱼虾，水产品丰富，可是，在困难时期，只能捡最便宜的小鱼小虾买，小草鱼有茸刺，妈妈先把鱼肚皮剔给小的孩子吃，再拣脊梁上的肉给大孩子吃，剩下的鱼头鱼尾，妈妈说：“这个我最喜欢吃…” 哪里是喜欢？那分明是她的爱心！那鱼汤拌饭香甜可口，增加食欲，总想多吃半碗。大虾太贵，买小虾炒韭菜，做豆腐坨（圆）子，把小虾斩成碎泥，掺和到豆腐中做成圆子，既增加鲜味又补钙；猪肉凭票还贵，就少买，把肉斩碎，塞在藕片里，做成藕夹子，美味可口。肝能明目，妈妈就买比猪肝还便宜的牛、羊肝炒…年年腌菜，妈妈提前计划，赶好天气腌萝卜干（要晒），拣最小的呼园萝卜买，几分钱一斤，又好切，又嫩又脆，还捂酱豆子腌辣菜，都特好吃。妈妈做了一辈子的饭，竭尽她所能，让儿女们尝到美味可口的饭菜，一辈子也吃不够母亲做的菜，真希望还有来生！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教我们读书识字，教技艺多以练习为主，反复练，父亲话语不多，要你重在用心去悟。而母亲则是整天唠叨，比如教育孩子不能贪小便宜，说“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对人要有礼貌，特别是对年纪大的人，要尊重，“喊人不折本，舌头打个滚”；还有“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早起三光，晚起三慌”，“不怕人穷，就怕志短”等等，用这些通俗易懂的格言警句来教育我们怎样做人。母亲性格刚烈，要强，有时也与父亲争执，但极少吵架，那是顾及到家中还上有老下有小。但对于一向固执且认“死理”的父亲，谈及社会上一些事情，母亲有时非要争个高低不可，父亲本不善言，争论几句后，干脆不发声了，这也是吵不起来的原因。父亲深知母亲的脾气，退让一步海阔天空，故父母一生当中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从未红过脸或者大声争吵，给儿女们做出典范，堪可称为模范家庭。天下最无私的爱就是母爱，母亲从20岁嫁到张家，做牛做马，辛劳一生，为全家人服务了几十年，度过了饥荒、饿死人的年代，为这个家庭做出巨大的贡献，吃的饭菜是最差最少的，干的活是最脏最累的，付出的最多，享受的最少。在这个家庭中，威望最高的是母亲，孩子们放学下班，一进门就喊妈妈，如见不到妈妈，就问妈妈到哪去了？那个年代，时兴看电影、戏剧，一家人都出去看电影，妈妈就在家看门、看孩子。妈妈从不看电影、戏剧。劳累了一天十分疲惫，想尽量早点休息。一天中最后一项工作是“封炉子”，就交给了父亲，因为父亲睡得最晚。次日天不亮，母亲第一个起床，做好早饭，然后按照各人上班上学的时间，分别一个个叫醒，把早饭端到各人面前，看着他们吃完。大家都吃完了，走了，她就随便吃一点，然后刷锅洗碗，再去菜场买菜，周而复始。母亲生在大户人家，为姑娘时，做得一手好女红，缝衣绣花样《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俗话说“（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穿补丁破布头”，我下面有两个弟弟，小孩子长得快，总感觉衣服小了，小了就给弟弟穿，因此，我穿新的衣服相对多一些。那时候买布买棉花都要凭票，有钱也难买到。大约是我十岁那年，母亲给我做新棉袄，用旧衣服改做里子，在舖棉花时，母亲讲了“亲娘舖肩，晚娘舖边”的典故，在肩部背部上棉花舖厚点，会更暖和，晚娘舍不得棉花，故只是在边缘舖厚一点，是给人看的，不御寒。
我们家有个枣红色的柳条针线扁，那是母亲的陪嫁之物，它伴随了母亲一生，也见证了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针线扁里有剪刀、尺子、碎布头，针、线、顶针、纸鞋样，等等，母亲一有空，就端出针线扁缝缝补补。在明光针织厂，常能买到处理的袜口，母亲一次会买许多，把它缝在内衬衣的袖口，不怕内衣再破，补丁再多，从袖口上看，确实如新的一样。小时候家里虽然穷，我们衣服从外表看，都很干净整齐，几乎没有补丁，那是母亲的功劳，怕我们在外面被人瞧不起，受人欺负。小时候的布鞋也都是母亲亲手做的，家里所有的破衣服，碎布片都有用场，用它糊“靠子”，纳鞋底。“靠子”，就是把碎布用浆糊沾成整块，大约有五、六层，晒干后剪成鞋底，再把多层“靠子”用麻线（绳）一针一线纳成鞋底，俗称千层底，非常结实。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扁里有个大纸夾子，里面有各种式样大小不一的“鞋样子”，是用旧画报纸剪成，做鞋面布时以纸鞋样为基准，当样板，式样大多是民国时期的小圆口，后来又有了鞋口略大略方一些的解放鞋。
在这个七口之家，母亲充当着多种角色：外交、内务、会计、采买、厨师、保姆、洗衣工、清洁工…总之，家庭的一切事务，都有母亲操持安排，更多的是要由她亲手去做，不论严寒酷暑，不论有多脏多累，她都是义不容辞。母亲养育六个子女，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挺着大肚子，还要顾着全家老少的吃喝拉撒。祖母每年有2/3的时间去两个姑姑家过，年岁大了，又是小脚，不能做家务事，每年在我们家也就四个月左右，也还得有人服侍她老人家。故全家最累的，还是母亲，真正是起五更睡半夜。我们小时不懂事，只知读书上学，也不会做家务，包括每餐之后的刷锅洗碗，也很少去做，最多能扫扫地就不错了，所有的家务全是母亲一人承担。过去没有自来水，一家人的衣服泡在一个大脚盆里，在家先用肥皂搓衣板洗一遍，再用个大竹篮子挎到井沿或河塘湖边，带个小板凳，用锤棒锤打，然后在水里漂洗，称为zhai(第四声，在）衣服。母亲原名程锡玲，婚后，父亲把她改名叫程相石，“相”字，可以理解为“看”，如相夫教子，或相伴一生；“石”指石头，只有一种解释：父亲爱石（指印章，金石篆刻），如醉如痴，自喻“石痴”，是否可以理解为：相伴终生所爱的人，也随着丈夫喜欢起石头印章了…，母亲没有辜负父亲为她改名字的一番苦心，她全力支撑着这个家庭，尽量把所有的家务事承担过来，减少父亲的压力，让父亲专心致志去搞他的艺术，可以这样说，“军功章”也应该有母亲的一半，父亲晚年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与母亲的全力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
母亲没念过书，婚后，父亲教他认字，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为扫除文盲，兴办夜校，父母亲都参加夜校学习。那时父亲做橡皮图章，母亲辅助干下手活，其中有道工序，是在科目戳子木坯底部，盖上与科目戳相同的文字，母亲就干这样活，干久了，也认识了不少字。
60年代初，因家庭负担太重，手管局同意母亲进刻字社工作，辅助做橡皮图章，可是家中大人、孩子上班、上学要吃饭，实在需要有人做家务，不得已，为了这个家庭和孩子，母亲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一心一意经营家庭，做好后勤保障。使我们上班、上学的人，都能在各自岗位上安心工作，做出成绩。母亲一生为儿女，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太多太多，正是'父母的教育培养，才使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成为有用之人，兄妹五人中有四人是共产党员，有三人当过企业负责人，还有一名大学毕业后，当公务员至厅职。弟弟妹妹们结婚成家后先后搬离了老家，住进楼房，条件优越，接母亲去住，想让她享几天清福，可是母亲住不惯楼房，执意要回老家居住，在平房小院，抬脚出门，遍地熟人，聊家长里短，甚是开心。
母亲一生劳累，患有高血压，经常头晕，60多岁时又跌跤，造成小腿骨折，走路有点跛，到了70岁时，还在为全家烧饭，不过条件好多了，有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等家用电器，我们抽空买点菜，让她少跑一些路，尽量少累。2000年春，在送别了父亲之后，母亲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腿脚不方便，加上高血压，脑梗等多种疾病缠身，终于瘫痪在床，我们兄妹每晚轮流守护在母亲身边，去尽我们应尽的孝道。更令人心碎的事，是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多，她竟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不认识自己的儿女亲人，令人伤心至极。2008年2月17日，母亲走完了她人生的八十六年坎坷路，告别了这个世界。我和母亲共同生活了60年，在我即将退休的时候，母亲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当儿女们成家立业，事业有成的时候，生活条件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住上了好房子，有高档电器和车子，该有的都应有尽有，只想等待退休后，多多陪在母亲身边，可惜父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想起过去，父母在世，那老房子虽然破旧，家虽然穷，却充满了亲情，欢乐和温暖，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幸福大家庭，父母在尚有去处，父母不在了，让我们何处去寻回那永远难忘的记忆？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母亲的一生是奉献，是不折不扣的无私的奉献！千言万语诉不尽对父母的思念，永生永世难忘父母的养育之恩！每年的清明、七月半、十月朝和冬至，我们兄妹都会去苏巷公墓扫墓，祭奠在天国的先父母，今年清明，肆虐横行的新冠疫情无情地阻隔了我们，眨眼间，母亲节又至。我又想起了《游子吟》的后两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也吟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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