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树森在同治年间，曾两次遭遇职务降免，两次东山再起，两授广西按察使；其两次职务降免，都与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笔者力图将严树森宦迹中两授广西按察使这段重要经历及其相关琐事串连汇集起来。 一拜陈臬粤西 根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日，严树森第一次被任命为广西按察使。 严树森从咸丰元年（1850）起，于湖北历官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十年（1860）擢升河南巡抚兼提督衔，十一年（1861）十二月调任湖北巡抚。为什么降职后再起，去任广西按察使呢？同治元年（1862）正月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率三万精锐远征西北，曾攻入关中，进逼西安，占取陕南；清廷于二年（1863）克服苏州和三年（1864）克服杭州后，加紧围攻金陵（天京）；而西北的太平天国三路大军，则与陈大喜、张宗禹所率捻军由东、西、北三面东下，相约于襄阳老河口等处会齐，窥伺鄂省上游襄樊，欲控制南北锁钥，意经鄂、豫入皖，力图解金陵重围。 其时，朝廷的处理十分有趣，也许叫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吧？（三年）三月十六日，让官文、严树森二人内，即当商定一人出省，督办防剿。这有点“踢皮球”的味道了。清朝将全国十八个省分为十一个军事区，最高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军事区才以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官文为湖广总督，一应剿防，责任所在，自当力任，好意思推给别人？严树森如果自告奋勇，置官文于何处？也许因为公文周转，也许因为筹措粮饷，也许是军队调动，朝廷虽三日一催，五日一促，据《清实录同治实录》和《清史稿.本纪二十一》记载，直到（一个月后）三年夏四月十六日，才最终落实为“官文赴安陆（时为湖北德安府治，隶属汉黄德道）督师，严树森办省城（武昌）防守”。这看似合规合理的安排其实隐藏着督抚不和的危机，《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中载，总督官文恭公（官文，谥文恭）不悦，劾其专擅，《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载，“官文参奏严树森把持兵柄。刚愎用事。”参劾之文以近一千字的篇幅历数其担任巡抚以来的过错，朝廷最后给出的处理意见是“因严树森于军务虽非所长，而操守尚好，于吏治亦能讲求”，“严树森着以道员降补，以示薄惩。”。 严树森降职卸篆后，以疾乞假西归，季夏舟次荆沙，友人王肇基（字笠夫）相送于峡州（时已更名宜昌府。今宜昌市），“出西陵道，江云挥手，不尽依依，涕泪纵横，言难为慰，郁纡蕴结，流露以真（见王肇基《新心别馆印存》）”，全家于仲冬（十一月）三日回到成都新繁。故里“松楸无恙，菊径犹存”，可慰征夫季鹰莼绘之思，能遂归客元亮田园之乐。同治四年春，严树森漫步乡郊，为故乡田园美景所陶醉，诗兴突至，写下了七言《繁江道上》：“楝花风里步郊坰，芳气袭人醉欲醒。荞穗横拖深浅绛，柳条斜舞短长青。蹁跹白鹭飞初下，睍睆黄鹂语可听。如此风光殊不恶，封侯虽好且消停。”（录自《民国新繁县志.新繁文徵.卷十八.诗歌》）。 严树森原只想从此息影蓬庐，不与世事；当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又觉得“人生不遭挫折则德奚由进，业奚由修，节奚由坚，志奚由定”，挫折乃人生财富也。 严树森“忽於闰五月廿四日拜陈臬粤西之命”，可能邸报（即京报）先期已至，而按照清廷贯例，吏部起用的正式任命书是交由原籍转发的，待收到后，预计七月间才能整顿行装上路。时滟滪如马，瞿塘难下，拟由陆路东南行，取道重庆、夔州、恩施、宜昌以达荆州，然后雇船经长沙南下，估计五六千里路，如无风雨阻隔，到任可能应该在重阳后。这次驰命陈臬粵西东南之行，又经峡州（时已更名宜昌府）东湖县（时为宜昌府治，今宜昌市夷陵区），与王肇基再见于东湖绿萝溪（发源于东湖县东山寺，汇于庞家溪、沙溪后入江）口，其“出所汇印存一帙乞序”（见《新心别馆印存》）。后来严树森在给朱学勤的手札中，印证了与预估时间大致不差：“弟于七月十一日在籍领凭，旋于廿一日束装就道，六千余里，数月奔腾，至冬月（十一月）十二日甫抵桂林，即于十六日接印”（见《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续.36》），开始了一拜陈臬粤西之命。 二拜陈臬粤西 二拜陈臬粤西是说严树森在第二次遭遇革职后，再次被任命为广西按察使。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载，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初一日，“赏已革贵州布政使严树森四品顶戴，署广西按察使。”。 这事还得从第一次被任命为广西按察使后说起。据《清实录同治朝实录》记载，严树森于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日授广西按察使，（冬月十六日接印），五年（1866）二月二十六日接“驰赴贵州”之命，往贵州查办疆吏署巡抚张亮基“玩兵侵饷，纵暴殃民”案。严树森赓即从广西桂林出发。由于咸丰五年（1855），贵州发生了以苗民为主的少数民族起义和白莲教教众起义，烽火遍及贵州省一百五十余州县，人数达百万，且已历时十余载，如今道路梗阻，单骑难行，不能径直由湘达黔，严树森只好舍近求远，北上长沙，过洞庭湖，因风色不利而向西北泊沅江十馀日，五月下旬驻足荆州时，偶感风寒，小愈后挂帆西上，于七月上旬抵宜昌，宿于峡州试院行馆，七月望日（十五日）为友人王肇基（字笠夫）《新心别馆印存》作序，序文回顾了二人自咸丰三年以来的交往，称赞“笠夫肝胆照人”，尤其是同治三年当严树森“谪解鄂抚组归”时，笠夫竟相送于西陵道；岂知四年驰命陈臬粤西，又相见于东湖县绿萝溪口，如今（五年）奉赴黔之旨，驿路又重来，不由使人感叹：“流光催倏忽，谁与问升沉乎？（《新心别馆印存》）”。 严树森于宜昌启程后，舍船登岸，陆路西行，八月中旬后抵重庆，向朝廷奏报黔省查案大慨情形，特别陈述了六条黔省事宜，呈览了黔乱之贼情大概图，并请拨给兵马由其统带入黔；九月又上奏朝廷，清求户部确饷催饷，从而得知各省应解黔省月饷十一万八千两；十月下旬，严树森擢升贵州布政使，提出由朝廷（军机处）统筹全局，以东、西、中三路进兵，朝廷认为“策画较为稳妥（《清实录同治朝实录》）”，且作了详细安排。当其进至綦江后，同治六年（1867）六月朝廷终于同意前议，谕令酌募五营（约五千人）入驻遵义，并采纳了关于就近从秀山抽拨五营出川助剿的建议。严树森奉使查办“疆吏玩兵侵饷，纵暴殃民”一案，随着同治六年八月八日以“张亮基应照溺职例革职”，开缺后“交部严议”的处分而告结束。 严树森决然未曾料到，自己奉旨查办事件的同时，自己也面临双重危机。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湖北巡抚曾国荃参奏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贪庸骄蹇，其中一大过是四川考官胡家玉、张晋裕差竣经鄂还京，官文动用湖北“竹木商捐银”四千两，支二人在省公所费和馈送程仪。同治六年正月十一日，官文获留伯爵大学士而革职留任之处分。此案所涉官员十余人，情节轻重不一，严树森、吴昌寿、郑敦谨等几任巡抚及以下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等分获不同处分；同治六年秋七月二十四日，朝廷给予严树森降四级留任处分。与此同时，严树森在贵州办案，与署贵州巡抚张亮基产生了难于调和的矛盾，他在致军机处领班章京朱学勤的信札中说“近之司事者养痈成患，束手无策，弟择其情节重大者陈露一二，燕公（此指署贵州巡抚张亮基）即翩然去矣（见《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31—2》）”，以致于后来张亮基“具疏自陈，言树森规避贵州，安坐邻省不亲至（《清史稿.列传.二百十一》）。”加上严树森又“率行奏请开缺来京”，于是严树森与张亮基同天被朝廷革职。 严树森从咸丰元年选授湖北东湖县令起，十年间，累擢至河南巡抚兼提督；咸丰十一年，调湖北巡抚，同治三年以官文参劾降为道员；旋于四年再起简授广西按察使；五年二月，奉特旨交查事件，十月授贵州布政使；得到咸丰、同治两朝皇帝三次恩宠和眷顾，委以重任；又于贵州布政使任上再次被革职。严树森回顾自己历经战事的湘鄂桂黔川的大小山岭，駪駪征夫，迈途万里，只赢得霜痕一鬓，流光倏忽，升迁贬谪，尽皆放下，清白江头老秀才得遂初衣，终于又有机会可以静心读书了。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和复杂心情全部浓缩于严树森给湖湘会馆题写的门联中：“两朝恩眷三持节，五岭归来再读书。”（该联摘自网文《古人对联里的读书情节》）。 《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载：“（同治）十一年（1872），以合肥李节相荐，復起为广西按察使。”推荐严树森为广西按察使的是谁？是安徽合肥籍李姓尊为“节相”的高官。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二人，安徽合肥县（今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人。李瀚章（1821—1899），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拔贡朝考出曾国藩门下，签分湖南，咸丰元年，以知县逐级擢升，至同治四年后，先后任湖南、江苏、浙江巡抚，赏一品顶戴，七年（1868）至十三（1874）年，任湖广总督。清朝一品顶戴授总督者，已位极人臣，是可以尊为“节相”的。更何况，严树森、薛焕（四川宜宾人）、李瀚章三家是姻亲：据《广西巡抚新繁严公墓志铭》记载，严树森的三女儿字兴文薛华培（薛焕第三子）；据薛焕第五世孙薛元敬先生提供的由合肥李瀚章所撰《皇清浩封一品夫人薛母金太夫人（华培母）墓志铭》载，薛焕的二女儿、三女儿分别嫁与李瀚章长子李经畲、次子李经楚，五女儿字癸巳恩科举人李经钰（李瀚章胞姪）；薛焕长孙女适严树森长孙特用户部主事严祖衡。因此，由李瀚章举荐，合理合情，可能性很大。李鸿章（1823—1901），谱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入业师曾国藩幕，受命组建淮军，因战功于同治八年（1869）赏加太子太保，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兼署湖北巡抚，九年（1870）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肃毅伯。清朝文华殿大学士职掌辅助皇帝管理政务，统辖百官，又任直隶总督，实属晚清第一相，世人多称“李中堂”、“李傅相”，故由李鸿章举荐也顺理成章，名正言顺。概言之，按常理，举荐严树森为广西按察使应有“荐疏”，作为民间业余研究者，这些史料是不容易见到的，难于肯定是李瀚章，还是李鸿章，由于兄弟二人均可尊为“节相”，举荐者应为其中一人。 时隔五年，同治十一年十月初一，“赏已革贵州布政使严树森四品顶带，署广西按察使。”其时，按清朝的贯例，部凭（任命书）是交由原籍转发的，一般要延后。但举荐的信息可能透露出来，还可能获邸报（京报），所以，预前应已知确切消息了。当获知即将东山再起，严树森虽尚为布衣，欣逢“吉旦”日，心情大好，拜谒成都南门武侯祠，为诸葛亮殿题了匾，至今悬挂于武侯祠诸葛亮殿。匾文为“匪皋则伊（收录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成都武侯祠匾额对联注释》一书内）”。题匾中的“皋”，指皋陶，是舜时期掌管刑法的贤臣，“伊”指伊尹，是商朝初期的贤臣；全句意为“不是皋陶就是伊尹”或“不相当于皋陶就相当于伊尹”。题匾赞赏诸葛亮经国治民的才干，自己也借题匾抒怀明志。该题匾署单款（也称“穷款”）“新繁严树森书”，既无一丝粉饰，也无一毫自卑，正如他的自嘲“得遂初衣，止还我清白江头老秀才耳。”，极其吻合他当时的布衣身份。而这次离别故土后，严公就再也没有返回成都、新繁了。这幅题匾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由严树森书写悬挂于公开场合的唯一墨迹，弥足珍贵。 前述严树森同治六年遭革职后，已为一介布衣，久别官场，再拜陈臬粤西，进京候召时，就有点令人捧腹了，这在他给朱学勤的手札中可见一斑：“抵常兴店后，十二日接读手教，敬悉壹是。顷阅邸抄，恭谂头衔特晋，心简方殷，翘企桪辉，奚如藻颂。弟现在仍小住常兴店中，俟十八日筵宴后准于十九日午间入城，赁王府大街万善寺居处，拟于次日递折，恭候召见。惟前此褫职后久不冠带，而现奉谕旨系前任贵州布政使某某，究竟入对时戴顶与否，可否回明枢堂，静候示遵。弟入城，行李仅皮箱二口，零包数件，（城）务上自应照例给税，门上、桥上如何酬给饭钱之处，请谕来人早为预备，以免各处徘徊也……（见《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续.35》）”时严树森未届花甲，大到是否“戴顶”，小到打赏饭钱，官场的繁文缛节竟已然生疏。这次进京候召，大致日程是六月十二日住京郊某“常兴店”，十九日巳时至午时入城，赁王府大街万善寺居处，二十日递折候召，二十一日召见结束的后续事宜是由其亲家接着安排的。这从严树森十九日午间进城后接到的胡燏芬的一通手札可知：“渭春（严树森字）仁兄亲家大人阁下：请傔从（即侍从）于廿一日早十记钟准前门车站，以便偕往丰台，勿迟为盼，专此，敬请勳安。姻弟胡燏芬顿首。六月十九日。”胡燏芬（1840—1906），安徽泗洲（今泗县）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亦作云眉，同治十三年进士，此时应是乡试后正备京考（会试）。到目前为止，尚不知是严家男娶胡家女，还是严家女适胡家男，总之，胡燏芬倾力接待是实。 从后来的记述看，六月下旬朝廷召见后，由于严树森已年近六十，几千里赴京，旅途劳顿，京中应酬忙碌，北方水土气侯适应困难，在京城病倒了，至冬十月后，方才抱病出京，还好，沿途病情尚未加剧，腊月底绕道荆州，连服大補之剂，痰咳就减，睡眠吃饭慢慢复原，精神也觉健旺了。同治十二年（1873）新正十二日由沙市雇船渡洞庭湖，激湘水之清波，盪衡岳之层云，南下祁阳（今湖南永州市祁阳县）后改陆前行，于二月二十五月到省(桂林)，二十八日接篆（按察使印）前一天，拜谒了时任广西巡抚刘长佑（字荫渠），终于为二拜陈臬粤西划上了句号。此后，严树森又受到光绪皇帝和两宫太后的重用，于光绪元年（1875）夏四月擢广西布政使，十二月升任广西巡抚，光绪二年（1876）二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广西巡抚任。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第六世裔孙严训朝恭集 诚谢马大哥为该文的修改提出宝贵意见 2022.05.02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广西巡抚新繁严树森史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