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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唐朝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蔚为大观的辉煌篇章，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开创的羁縻州制度是传统政治文明的一大创造，是贯彻一体而治政治主张的重要实践。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仍存在明显的认识偏差。比如个别学者鼓吹“羁縻州不必在政治上效忠唐朝”；甚或通过否定羁縻州制度，把唐朝说成殖民式的“世界帝国”。这些言论，表面上是不熟悉羁縻州制度，将其与一般的羁縻政策混为一谈，本质上则是要遮蔽唐朝对羁縻州所保有的行政管理属性，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对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即形成以“五服”为代表的“中心—周边”关系理念——以天子为核心，根据距离和亲疏划分出五个同心圆，天子直接治理的地区为甸服，环绕天子建立起来的列国为侯服，侯服之外为绥服或宾服，其外依次是要服和荒服。这种对不同圈层施以不同治理策略的理念，是羁縻政策思想的滥觞。 西周实行分封制，是践行“五服”理念的表征。其中，对边远地区的异族采取怀柔政策是关键。金文中反复出现“柔远能迩”一词，意思是说“安抚远方国族，使其柔顺，与中央王朝友好相处”。虽然当时册封与“柔远”尚未结合，但是已提供了充分的制度选项。 秦律中出现了“臣邦”“外臣邦”“属邦”三种与少数民族有关的词。从“云梦秦简”使用这三种词汇的情况看，“臣邦”应是降服于秦的少数民族之国，其首领放弃了王的称号，由秦中央赐予爵位，其民众要交租税、服徭役；“外臣邦”是秦的附庸国，其首领仍称王；“属邦”可能是对“臣邦”“外臣邦”等臣属国的统称。秦朝通过差异化管理，把少数民族与六国旧民一道作为“新秦人”编入国家治理体制中，实现了《春秋》所倡导的理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汉承秦制，在沿边地区设立新郡，部分郡下设都尉，加强军事管理。郡（都尉）下设县（道），授予土著酋长王、侯、邑君、邑长等爵号，接受郡（都尉）、县（道）管理。此外，还有“外臣”，如南越、朝鲜、匈奴、夫余、倭等。南越、朝鲜在汉武帝时转变为郡县；匈奴内乱，南匈奴降汉内迁，汉置“五属国”管理，属国亦置都尉。不管是新郡、分部都尉还是属国都尉，都是在郡县管理之下。到东汉，有的属国变为郡。随着疆域拓展，汉朝还在西域绿洲地区设立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为管理内迁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又设立护乌桓校尉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板荡，各少数民族相继建立政权。虽然统一进程略显迟缓，但羁縻政策却得到长足发展。一是对边疆各族政权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二是南北竞争之下，更加重视对边疆各族政权的册封。这一时期，南北两朝与周边各族政权之间形成的朝贡册封关系，与秦汉时期相比较，既不同于郡县之下的封爵，也不同于关系松散的外臣，而是有一系列制度保障的“君臣”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起用内附蕃族的军事力量，对蕃族首领封以将军号与军职。例如西晋授予匈奴刘渊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汉光乡侯。 其二，与秦汉仅授外臣王号不同，而将授予内臣的散号、官职、封爵等授予外臣。例如东晋除授予鲜卑慕容廆大单于称号之外，还授爵衔（昌黎国公、辽东国公等）、杂号将军（冠军将军、龙骧将军等）、重号将军（安北将军、车骑将军等）等。 其三，推此及彼，册封圈进一步扩大，海东三国、倭国均予以册封。例如东晋封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乐浪太守，封高句丽王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南朝刘宋封倭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等。尽管这些封号，特别是职事官并不具有实际职掌，但是封号中增加的职事官名号，仍然具有“代天子牧民”的政治号召力，因此被受封者重视。 其四，北方各政治势力积极融入“华夷一家”的政治体系。例如鲜卑慕容廆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氐族苻坚称，“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 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大一统时代再次到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使“华夷之辨”观念发生转变，逐渐形成“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新天下观。隋虽短祚，但是开拓边郡，对外讨伐不臣，“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统一局面，并创造性地发展了羁縻州制度，改变了秦汉以来非华夏族群内附即设正州（郡）正县、朝贡则止于册封的二分法，通过设立羁縻州县，将中原地区的州（郡）县制度，以一定的变化形态推及边缘地区，使对这些地方的治理向“一体化”迈出重要一步。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首先，从政治关系看，羁縻州绝非处在唐朝地方治理体系之外。尽管羁縻州长官大多世袭，但都须经过唐朝封授，只有在被授予印契、告身后才算正式任职，其合法性才会得到确认。例如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立，“有诏嗣王及所领，钦茂因是赦境内”。羁縻州都督、刺史除本官外，还有散阶、加官以及勋、爵，这些官号都会随着劳考而叙进。如铁勒仆固部的仆固乙突，袭父金微州都督，策勋叙绩，授右武卫郎将，封林中县开国子，后又升任左武卫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等。 对羁縻州以及都护府所管羁縻州，除都督、刺史外，朝廷还会进一步给予州内各级官员告身。如“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羁縻州酋首子弟除继任羁縻州官位外，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一般入仕渠道（如资荫、勋庸等），进入唐朝流官体系。如粟末靺鞨人、燕州都督突地稽之子李谨行，以门荫入仕，起家左武卫翊卫校尉，册封五原县男。对于羁縻州前来朝贡的王子、使臣等，朝廷也授予各类散、职官号，此类官号虽不具有实际职掌，但是其所代表的身份、地位却可以推动唐朝政治体系在羁縻州内延伸。 部分羁縻州还有“华官”参治。所谓“华官”，只重流官身份，不重族属。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以流官担任羁縻州都督、刺史、县令，例如关内道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二是派遣“华官”担任羁縻州内的佐官和吏员。“华官”参治的作用有二：一是“华官”在羁縻州内发挥稳定唐朝管辖的作用；二是将羁縻州纳入唐朝行政体系，加强制度管理、文书行政。 其次，军事管理是唐朝对羁縻州管理最主要的方面。所谓军事管理，除以唐朝镇戍军队押领外，还包括对羁縻州军事力量的征调。唐朝在部分羁縻州设立军府，如吐火罗道置州县，同时又置军府。有关唐朝调动羁縻州军事力量参与军事行动的记载比比皆是，甚至部分羁縻州的设立，就是为了整合军事力量。如龙朔三年（663），为联合新罗共同应对百济及日本，唐朝以新罗为鸡林州大都督府，以新罗王金法敏为鸡林州大都督；开元十三年（725），为牵制渤海，唐朝在黑水靺鞨置黑水军，次年又设立黑水都督府。羁縻州出兵协助唐朝征战，是被羁縻部族的职责。 再次，唐朝对羁縻州的户口、财政进行管理。版籍与赋税常常被作为对地方实施有效管辖的标志。而有关羁縻州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根据两《唐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当数量的羁縻州是有户口统计的。至于赋税，除交通往来极为不便的少数地区外，大多数羁縻州都要向边州都督和都护交纳赋税，并承担徭役。近年来，学界根据新疆库车出土的大谷8074 号文书判断，唐代龟兹地区存在着与中原大致相同的差役制度，且胡汉同被征发服役。唐王朝通过安西都护府，在龟兹建立都督府、州、城、村、坊等各级地方行政建制，设置孔目司、宴设、掏拓所、关津、馆驿等各类管理机构，推行颇具特色的赋役制度。这些政策无不体现以中原唐制为主体、同时又与地方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特色。即便是以游牧部落为对象设置的安北都护府，其下辖诸羁縻州也要“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当然，唐朝对羁縻州征收的赋税大多是象征性的，更多的是通过回赐、赈给等方式给予羁縻州大量物资援助。 显而易见，羁縻州是唐朝地方一级的特殊行政机构。虽然唐朝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差序化管理方式，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较前代更凸显“一体化”趋势。各羁縻州族群奉大唐正朔，自愿融入唐朝政治体系和文化圈，展现出族群整合、民族融合的历史轨迹。  羁縻州制度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华政治文明的力度与柔性。第一，羁縻州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在维护政治认同的前提下，因时因地制宜，实行差序化管理。既践行了和谐共生的方针，也张扬了协同万邦的理念。可以说，盛唐在疆域管辖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是中国疆域形成史上的关键一环。 第二，羁縻州制度为唐朝的强盛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发挥了多族群参与共同体建设的主动性、能动性。尤其是羁縻州的军事力量，在唐朝开疆拓土、维护国防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同时，诸多羁縻州蕃族子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唐朝官僚体系，作为一种新力量，丰富和完备了唐朝的官僚队伍，成为盛唐文治武功的有力保障。 第三，羁縻州制度稳固了沿边地区政治秩序，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参考和实践经验。由于羁縻州的建立，唐朝在沿边地区实现了政令、法令统一。管理方式的划一，既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是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过程。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中心与周边“一体化”是必然趋势，而羁縻州制度所实现的不仅是政治管理方式划一，经济、文化上的趋同表现得更加明显，各族群人员的融合使得“夏”“夷”差异被进一步弥合。 责编 | 樊志强 图源 | 网络（侵删） 供图 | 李满园 排版 | 贾忠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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