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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和周代初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尤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样与祭祀祖先有何关系？《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在回答楚子的问题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在王孙满看来动物中有一些是帮助巫师通天地的，而它们的形象在古代便铸在青铜彝器上了。
不难设想，青铜彝器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缭绕之中，巨睛凝视、阔口怒张，瞬间即可咆哮的动物纹饰，有助于造成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产生震撼人心的威吓力，充分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力量。西周中期至东周初的青铜器则以礼乐器为主，用于“明贵贱，辨等列”“纪功烈，昭明德”。青铜器饕餮纹饰已退居次要地位，装饰形式也与前期的单独适合对称式不同，多运用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常常一个母题织成带状的连续、反复，整齐中求变化。其一唱三叹的形式，给人有条不紊的节奏、韵律之美。这和礼制观念强调等级与秩序密切联系，也与《诗经》叠章法的表现形式相似，于反复中，强化主旨，加强感染力。
装饰上一反前一时期简明、质朴，趋于细腻繁茂、灵巧新颖。怪异的饕餮纹因不适于装饰日常生活用器，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无角小蛇互相穿插重叠，以四方连续形式展开的蟠螭纹。恰似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纠结蟠绕。这一时期频仍的战争，也使得人们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类社会及其自身命运，在青铜器纹饰上出现了以独幅绘画的章法表现社会、人事的内容、题材，如宴乐、攻战、采桑等，以剪影的形式组成画幅，生动、富丽，极具装饰性。总之，功能的演变使青铜器器型、纹饰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青铜彝器、礼器及其纹饰，随着其所负荷的政治、宗教意义的丧失而消亡。当虔诚的心理与特定的崇拜观念不复存在时，以饕餮纹为代表的神秘、狞厉的动物纹饰便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及青铜器功能的变化，都对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演变还与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与工匠的创造心理及使用者的欣赏趣味等多种因素相联系。饕餮纹消失了，但其所承载的装饰观念与审美意识却长久地流动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对后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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