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与啤酒：国家与市场的权力消费导向

酒精能够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增进人际互信，无论是个人的消遣或者是社交行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过，人们对于不同酒类，为什么会形成偏好？这其实是个问题。

饭桌进入中局阶段，往往不经意间，总会论及一个经典的话题，就是谁曾遇见过哪些海量（酒量高下，举杯的踌躇和果决，隐喻着暴力能力，并非无意义，只不过很难直接获益。）。但这个话题的蹊跷处，在于衡量酒量的标准，往往以白酒、红酒和啤酒为准。

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表述：某某人酒量很好，白酒一两斤（啤酒两箱，红酒两三瓶。），但是，让他喝黄酒/米酒，这个海量神人，（一斤黄酒）就会栽跟头。通常北方人，擅长白酒，但如果让他们喝鲁迅所爱喝的黄酒，往往就不胜酒力。

作为南方人，对于这种不成酒精比例换算的沦陷，应该是习以为常，这涉及不同区域饮酒者，对于不惯常喝酒类的耐受性差异。

虽然答案一目了然，但更深层次，问题并不止于此。即是否存在一个酒量度量衡问题，比如一桌人，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若问别人酒量如何，别人会回答，白的多少；红的多少；啤的多少。为什么一个江南人不会回答，自己黄酒/米酒/洋酒能喝多少？毕竟，在这类酒类的比拼上，江南人往往更为适应，但却不会以此作为自己酒量的衡量标准——如果以此为标准，不是更有比拼优势？

这其实是一个政治—社会问题。何种酒作为衡量酒量所共认标准，背后离不开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导向。

在今天，白酒中的茅台和五粮液，享有一种“国酒”的地位，而黄酒/米酒则属于一种地方性酒类地位。但这种主次关系，其实49年之后才奠定的事。在民国时期，作为以糯米小麦为原料酿造的黄酒，消费等级上，高于以高粱所酿造的白酒，在产量也更胜一筹。

但这一情况在49年后，发生了反转。一方面，黄酒的原料消耗量大，在主粮面临紧张的情况下，酿酒需求必然让位于粮食供应安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原本流行于西南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酒类，和新中国成立之前成长轨迹，有着空间重合，当问鼎权力对于龙兴历程回溯时，白酒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一种记忆介质并形成风气。

两种原因的作用下，白酒取代黄酒成为新权力所偏向的标准。与之相类，中华、熊猫香烟的流行也存在着权力的导向性。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以市场交换而非计划统制导向的财富生产模式兴起，人类饮酒偏好也发生了剧变。白酒作为高酒精含量的酒类，饮用本身存在生理门槛，具有一种资格排他性，一个时期内，迎合了建制的秩序性格，固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以市场导向的竞争生态中，作为具有高饮用门槛的白酒，除非饮酒者继续有资源加持，否则很难获得奉陪者。与之相反，低酒精含量的酒类，无论从价格或者耐受度上都大大降低了饮用的门槛，是更适宜于人际交换所需要的信任感增进的酒精介质。啤酒就是一款更适合市场经济生态的酒类（而葡萄酒则因为和西方世界日益交流深入，而由新的精英所引导兴起。）。从而分化了白酒作为主导型消费的格局，而形成了共存性局面。但作为一个强政府能力的国家，市场并不能完全取代征服进行资源的配置，所以形成了两种主流共存性局面。

那么回到之前设置的问题，黄酒沦为一种地方性酒种，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如果单纯的国家导向，或者市场导向。都是无法简单的将其他酒类排挤的。简单的说，单纯是政治权力，它对于交换性的处境是有限的，下渗能力也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了市场和资本增加各种流通，方能成为一个具有全方位渗透性的权力，从而重塑社会。

那么当政治权力结合市场规的现代政治权力，在扩展渗透过程中，就会格式化地方异质性，将其整个规范为同质群体。于是，白酒，啤酒就代表了政治权力和资本生态，成为主流的国家知识，而黄酒就进一步沦为地方性知识。

所以，当一个酒桌上，坐着不同区域的交流合作者时，互相间，只能以通行的酒类作为沟通标准，去完成情感交换。人们的酒量，也在被这三种度量标准所引导，形成对于三种酒精的耐受。既然地方性酒类不会成为酒量度量衡，则消费会趋少。父辈所适应的米酒、黄酒则成为过时黄花的酒精消费品。更遑论接下来的00后，10后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米酒，黄酒就可能在迭代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