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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乙脑曾经在我国几度流行。 八十年代起我国大范围接种乙脑疫苗，发病率逐年下降。而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乙脑发病人数每年仅一千例左右，医生们几乎很少遇到了。 很多医师从业许多年都碰不到一例，所以对乙脑的认知，基本就停留在传染病学教材中，以及温病学著作中。 在2016年，我收治了一例乙脑后遗症患者，当然她不是新发感染，乙脑病毒已经消除，她来住院是因为后遗症瘫痪在床，并且护理失当，产生了褥疮，收治在当时的63床。 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原先是一位公司高管，六七年前出差去新加坡，期间出现高热发病，在当地医院诊治一个多月，都没有确诊。 后经多方斡旋协调，转回上海诊治，并确诊乙脑。经治疗后，保住了性命。 遗憾的是后遗症相当严重，语言功能都基本丧失，发音非常不清晰，智力损伤大，和家人交流都有障碍，而且还瘫痪了，除了头部略微能活动点，其他地方哪儿都动不了。 病后长期卧床，身边的家属护理不恰当，翻身少了，就生了不少褥疮，这才来我院治疗，恰巧住我床位上。 了解了前因始末，令人唏嘘不已。 乙脑仍旧是一个以预防接种为主来控制的传染病，倘若真发病，很多人预后并不好。 新加坡怎么算也是医疗强国，却竟然都没有能够确诊患者的疾病，但话说回来，即使确诊，诊治结果也并不容乐观。 讲到医师的综合素养，我始终认为国内医师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拔尖的，对国内西医同行的水准，我个人认为是要比绝大多数的外国医师强。 国内医师超强的工作负荷，从某种角度讲，培养了他们丰富的临床经验。 有一次在三甲医院骨科看到我们的骨科医师处理脱臼患者，就是看了一下患者，问了二句话，同时手法已经复位成功，诊治过程不超过2分钟。 治疗已经完成了，患者才去交费。 而在国外的一位朋友，碰到类似的情况，花费巨大不说，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那叫焦心啊！ 这种反差，若非亲身经历一些，真的不知道国内医疗有多人性化。 对比中外医疗，可以这么说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不反对有些医疗技术可能国外更为先进，技术更好。 但要谈综合实力，我认为中国医师是最棒的。 就如同前文的乙脑患者，如果在国内诊治，我始终认为预后会更好。 而这最初的诊疗差异，我想对患者个体而言，可能是命运天差地别的区别。 对于乙脑，预防接种是最为紧要的一环。 治疗疾病，总不如不发病。 乙脑在今天，即使确诊仍然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案。 乙脑被称为“东方瘟疫”，病死率高达25%左右，即使幸存，并发症的危害也让人闻之色变。相较2003年的非典，和这次的新冠疫情而言，乙脑无疑要凶悍的多。 后面讲一些往事，如同此次新冠一样，中医治疗乙脑，有非凡的疗效。 1954年夏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连降7天暴雨，天气潮热，适逢洪水过境。 大灾之后多有大疫，这次没有例外，灾后当地蚊虫孳生，很快暴发了乙脑。 当时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高达50%，疫情一时难以控制。 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决定以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郭可明为首，组成中医治疗小组，奔赴乙脑救治一线。 郭可明认为，乙脑属于中医“温病”中“暑温”的范畴，将传统温病学的治法运用于临床。 经郭老诊治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取得了辉煌的疗效。 石家庄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了中医治疗乙脑取得的成绩。 卫生部非常重视，三次派出专家考察团到石家庄考察中医治疗乙脑的过程和效果。 考察团查阅了大量临床病案，走访了许多患者和家属，并亲自观察了郭可明救治乙脑患者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了郭老为了救治患者日夜守护在病房，每天仅仅休息三四个小时。 最后专家组鉴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病例真实可靠，并发出感慨：“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乙脑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 1955年9月的卫生部部务扩大会议确认中医治疗乙脑的显著疗效，并作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乙脑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1955年12月19日，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向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乙脑中医治疗小组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 奖旗上写着“奖给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小组，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的辉煌成就”。 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袁以群、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院长齐致宜以及郭可明一起前去领奖。 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并将领奖时的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 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并向世界公开。 在1955年，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不幸罹患乙脑病倒在北京。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邀请郭可明来给苏联专家治病，并委派卫生部中医司魏龙骧及西医专家林兆耆共同参与治疗。 郭可明接诊这位苏联专家，事关国体，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时患者高热昏迷，痰声漉漉，昏不识人。 郭可明以人参白虎汤、安宫牛黄丸、至宝丹加减等传统中医治法，经治疗后患者逐渐清醒，可以自主进食，并能够坐起身跟医生打招呼，用俄语问候“你好!”“谢谢!”“再见!”。 李德全部长接到治疗效果汇报后非常高兴，并且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当时恰逢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郭可明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6年2月5日，大会安排部分代表到中南海怀仁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当晚7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入会堂，会议代表们都激动地起立鼓掌。 当毛主席走到郭可明面前时，李德全部长向主席介绍说：“这位就是石家庄的郭可明大夫，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郭大夫治好的。” 毛主席亲切地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很多话，主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了不起啊，了不起”。 就这样郭可明成为受到毛主席亲自接见并且握手合影留念的唯一一位中医。
此外1956年石家庄又发生乙脑大流行，死亡率达30％。毛主席的首席医官国医蒲辅周运用纯中药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疗效完爆西医同行。 因为出色的疗效，周恩来总理亲自表彰蒲辅周老。 在五六十年代，中医治疗乙脑的事迹有不少，说明温病学的理论与实践，都是经得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的。 即使放在21世纪的当下，中医仍然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方向。 希望我们的中医学，能够健康发展，为民造福。 而以往的历史，也不应该被遗忘。 附医家简介： 郭可明(1902—1968)，河北郭氏中医世家第三代传人。郭可明14岁从父学医，20岁独立应诊，后悬壶于石家庄市，1953年组办石家庄市联合中医院，任医务主任，继而在市人民医院工作，1954年调至市传染病医院。郭可明见长于中医内、外、妇、儿各科，对温病的研究独有发挥。 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自其祖父起，三世业医，是现代杰出的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在我国现代的几次传染病大流行时期，他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做出了宝贵贡献。他在7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以振兴中医为己任，精研医理，勤奋实践，矢志不移，其勤、恒、严、用的治学风格深为医药界所敬仰，堪称中医后学之师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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